“拿着白领的工资，过着蓝领的日子，赚钱再多都‘交给’了房子。”27岁的丁逸鸣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自从两年前买房之后，这位杭州小白领就过起了“紧日子”：不敢旅游、不敢买四五百块的衣服、用的几样电器全是父母家的旧货，去年大热天也不舍得买空调。
丁逸鸣所在的浙江省，去年的人均GDP达到了31363元。而目前，在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有些“找不着感觉”：收入是高了，但这钱怎么越来越不经花呢？
低收入者不敢消费 高收入者无处消费
走访长三角各地，像丁逸鸣这样的中等收入者说：“高房价、高教育支出让我们不敢消费。”一些低收入者则说：“除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外，我们没钱干别的。”甚至连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的高收入者也有某种抱怨，他们的理由是：该有的都有了，我们没有消费的欲望。
一位IT小白领算了一笔帐：他的年收入近7万元，这在杭州并不算低，但是那套85万元的房子还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支付了20余万元的首付款后，现在除了每月支付银行3600多元的本息之外，还要分批归还向亲友所借的5万元首付款。由于买的是期房，他现在还需要支付每月600多元的房租。
“现在我的收入和支出就像是走钢丝，稍不留神就要入不敷出。”这位小白领抱怨说，“买房后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的那种苦日子，花钱紧得叫人憋一肚子气。”
除了住房，教育的支出也让这一地区的居民发愁。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子女教育成为居民心目中的重点，也成为难点。根据江苏省常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抽样调查，在培养一个大学生的19年间，一个家庭的投入高达13.1万元左右，这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培养一个硕士生，一年的费用则相当于义务教育期间的3.8倍。
物价上涨也使居民的增收额有所“缩水”。去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涨幅创近八年来最高，食品类的上涨甚至高达11.1%；去年前三季度，消费价格的上涨使江苏省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多支出134.80元，占其消费总支出6.7%。
而在占调查户数5%的江苏低收入家庭，人均肉禽蛋的消费量因物价上涨而减少了1.13公斤。物价上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影响加大，有的家庭由此减少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中低收入家庭的日子过得不够宽松，高收入者花钱也不痛快，找不着当“富人”的感觉。江苏省城调队就有调查数据显示：去年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仅为0.60，远远低于低收入家庭的0.86和中等收入家庭的0.78。
“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现在工作忙，除了出国旅游、买点名牌衣服，那些能让我们花钱‘享受’的地方还真的不多。”在上海一家外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的蔡菁说，“本来想买个车，但仔细想想犯不着去干这种花钱买罪受的事。”
蔡菁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买辆车20万左右，上牌交费要几万块钱，交各项费用和油费每年也还得花上2万元。“现在出门‘见路就堵’，每年花3万多元养一辆车实在不值得。” 蔡菁说，“除非国家减少税费，而且道路状况也足够理想，否则我不会考虑买车。”
医住行开支不菲 居民消费压力大
长三角是我国的富裕地区，其人均GDP和居民收入也水涨船高，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跟不上经济的增长。以该地区的“领头羊”上海为例，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但消费性支出却占到其中的75.71%，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消费性支出。
2000年以来，江苏居民消费连续五年慢于GDP的增长，居民消费对GDP新增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03年仅为50.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水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卫平分析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在新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消费的部分不断减小，居民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
记者在对三地10%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现状进行调研时发现，他们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吃、住、行及子女的基本教育。此外，由于药价虚高、医疗费用偏高的问题没有从体制上得到根本解决，普通百姓特别是低收入者有病不敢轻易上医院。去年上半年，“无锡市百姓生活热点调查”显示，仅有1/4的人认为能够承受目前的医疗费用。
“我国居民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所需的开支过于集中，使城镇居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浙江省城调队住户调查处处长戴建林指出，“预期不稳定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强烈，即期消费受到抑制。”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房价上涨已经超过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与居民收入的背离越来越严重。早在前年，南京市城镇居民的房价与收入比就达到13左右，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至6为宜的标准；去年浙江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幅为10.4%，但人均购房支出的增幅却高达21.7%。除购房外，居民用于食品、衣着、医疗、文化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乏力，增幅仅为9.5%，同时也低于收入的增幅。
戴建林认为，虽然购房不会对大多数居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造成大影响，但是一些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却会被压缩甚至取消，如购置高档电器和服装、出国旅游、餐饮消费，以及文化娱乐等，而且这种抑制作用的持续时间甚至会长达十余年。
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消费受到种种限制，那么有钱的高收入者为何也不愿花钱呢？南京大学商学院史有春教授说，“富人”的消费带有明显的享受性和发展性，而目前社会为他们提供的个性化消费品种出现脱节，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满足这一群体“享受”的消费太少、上市太慢。此外，消费环境不理想、没有适当的消费时间，也是高收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
强化社会保障 引导健康消费
最近，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长三角一度热得烫手的房市有所降温。普通居民的消费信心开始增强。健康的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卫平说，要想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如果过度依赖投资，不仅会造成经济的忽冷忽热，还无法达到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目的。
“低收入者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消费能力不足；高收入者消费能力很强，但消费倾向较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教授表示，因此，要提高全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必须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加补贴，尤其是要开发就业岗位，形成稳定的增收机制，从而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增强其消费能力。
“中低收入者一个不敢消费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到位，”浙江省城调队住户调查处处长戴建林认为，“这就需要尽快完善社保制度，扩大各项社保的覆盖面，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工伤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有助于他们增加消费，提高生活质量。”有调查就显示，目前居民最关注的三大问题是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与就业，关注度分别为87%、81.8%和68.1%。
目前，私营企业已是长三角地区居民的重要就业途径，但是其员工的权益却常常得不到充分保障。据浙江省2002年的抽样调查，在全省国有企业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93.1%，而私营企业仅为53.7%。专家提醒，长三角政府要完善社保制度，必须重视当地的这一实际情况。
此外，专家还建议具备相当财政实力的长三角政府应该把关注点多投入到社会事业当中。特别是在教育产业化后，很多费用不适当地扩大到义务教育领域，过度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专家认为，教育消费支出增长过快严重挤占了居民其他消费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谈起近年来不断攀升的房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卫平表示，有必要抑制目前房价持续上涨的势头，保持房价的温和上涨，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同时，从中解放出一部分“消费能力”和“心理承受力”，用于其它的消费支出，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要让百姓充分感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培育消费热点也已十分迫切。”南京大学商学院史有春教授告诉记者，大力开发文化消费市场和旅游市场是比较可行的途径。我国正在实行的“黄金周”制度曾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但由于配套措施不完善，居民对此已产生厌倦。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制定更加合理的休假制度，充分享受生活。
专家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引导和推动居民消费观念从储蓄型消费向信贷型消费转变显得十分必要。这要求居民破除陈旧的消费观念，树立信贷消费观，并逐渐完善消费信贷服务，培育信贷消费市场，推动商业银行改进消费信贷服务的方式和质量。（蔡玉高 朱立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