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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
  新华网 ( 2016-04-20 10:18:19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专家认为,债转股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要按照市场的原则,由企业、银行、金融机构自主谈判来决定,不能由政府指令来做,否则埋下的隐患非常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淑娟发自上海 近期,中国最大民营造船厂华荣能源(前身为熔盛重工)发布公告称,拟向债权人发行最多171亿股股票(向22家债权银行发行141亿股,向1000家供应商债权人发行30亿股),以抵消171亿元债务。其中,中国银行是其最大债权方,债务总额为63.1亿元,华荣能源将向中国银行发行27.5亿股股票以抵消27.5亿元债务。在此次债转股完成后,华荣能源最大的债权人中国银行将变成其最大股东。
    其实,这就是传说的债转股。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将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关系,原本的还本付息也转变为按股分红。在企业财务状况好转以后,可以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这是一种好的方式吗?一时之间,市场议论沸沸扬扬。

旨在配合供给侧改革

  实际上,“债转股”在中国并不是新概念,早在20世纪末,“债转股”就曾经在中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大量采用,被视为国企解困三大政策之一。当时国企大面积亏损,银行积累巨额不良贷款。
    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债转股”运作是在1999年。彼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随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建材集团签署北京水泥厂“债转股”协议,由建设银行剥离给信达资产公司的9.7亿元贷款债权转为股权。
    据机构统计,在这轮不良资产处置当中,债转股参与企业达到580家,涉及金额4050亿元,占不良资产处置规模约30%。兴业证券对这一轮的17家债转股企业的跟踪研究显示,债转股后企业的负债率明显降低。
    相比上一轮因为国企大面积债务危机而出台债转股不同,当前,产能过剩行业是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则会加快不良贷款的暴露。
    据中金公司估算,截至2015年末,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四大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有息负债约为5.5万~6万亿元。假设去产能力度在20%,对应新增不良资产约为1.1万~1.2万亿元,相当于银行业总贷款的1.14%~1.24%。而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监管指标数据,截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业全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升至12744亿元,较2014年底大增51.2%;不良贷款率1.67%,较2014年底上升0.42个百分点。
    民生证券研究员管清友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债转股的情况不同,目前中国虽然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过高的企业杠杆率也导致财务负担加剧、利润恶化,但企业亏损程度、银行不良率都远不及上一轮。在当前时间节点上实施债转股,意义在于配合供给侧改革:一是债转股将推动国企重组上市,在减轻企业压力的同时将服务于“国企证券化”的改革途径,推进国有资产盘活;二是债转股后扩展银行放贷空间,将促进资金流向新兴产业部门,从而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

需要顶层设计来引导

    专家认为,一方面,债转股对于眼下的结构调整无疑是必要的政策手段。但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债转股的成功是以后期经济企稳和企业经营改善为前提的,否则风险也很大。因此,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一系列顶层设计支持。
    “当前再提债转股,顶层设计更需配合。”兴业证券分析师唐跃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债转股的企业标的由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筛选而定,而当前尚未有政策规定。由金融机构自发选择债转股的标的短期内仅以个案和试点为主,难以大面积铺开。
    管清友也表示,本轮债转股需要国家出台纲领性指导意见,把握债转股整体方向和节奏,在承接主体、目标企业选择、转股后的退出机制等方面做出比较明确的规范和指导,在机制设计上尽量规避因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零和博弈而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在此基础之上,可自由发挥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实现债转股。

必须按照市场原则决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则指出,债转股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要按照市场的原则,由企业、银行、金融机构自主谈判来决定,不能由政府指令来做,否则埋下的隐患非常大。“企业本身没有市场前景,就应该让他破产,不应该让它通过‘债转股’方式继续生存。哪些行业、哪些企业能做‘债转股’需要区别对待,像“僵尸企业”就不能这么做了,该退出市场的就应该退出市场,老是希望转移、延缓风险,最终风险只会越积越大。”
    一方面,多家券商的案例研究表明,债转股虽然能够对于银行账面的资产质量和盈利形成一定改善,但并没有改变银行真实的资产质量状况,同时也会相对增加对银行的资本消耗;另一方面,债转股减轻了企业经营压力,但只有在经济企稳叠加企业盈利改善后,股东权益增厚,这才有可能完成债转股的退出。不过,债转股之后虽然存在企业“死而复生”的情境,从而使得银行能获取高转股回报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面临企业最终走向破产清算,而债转股使得银行偿付顺序后置的可能。在目前的经济下行环境下,后者的可能性不能忽略。
    此外,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债转股顺利完成的主要渠道,2005年以后多数企业的债转股计划得以退出与2005年的股权分配改革和2006~2007年间的牛市环境密不可分。专家认为,本次债转股应充分利用更加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多种金融工具,银行股权退出流程设计需要更加完善。
    管清友表示,目前股票市场扩容完善的背景下,中国资产证券化率、市场化程度都已明显提高,债权人、债务人的产权结构更加复杂,财政也已无法兜底,商业银行不可能再采取简单回购的方式退出股权。因而债转股后退出流程将可能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银行要利用丰富的金融工具促成股权交易,择机转让所有股权,从而减少退出损失、缩短持有时间。

国外债转股的经验与教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淑娟发自上海 债转股是国际上化解企业债务、处置银行不良贷款的通常做法。世界许多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曾经或正在为严重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所困扰。那么,海外曾实行债转股的国家又能提供什么经验教训?
    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指出,从海外经验看,为了避免信用风险,政府需在“债转股”过程中注资,弥补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账面与市场价值之间的缺口),而这一过程需防范货币超发风险。
    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商业银行贷款负债年均增速达到20%,外币债务从1975年750亿美元骤升至1982年的3312亿美元,占当时GDP的50%以上,等同于出口的3.8倍。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拉美各国纷纷推出债转股计划。
    外币债务转化分为两步,外国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折扣率购买银行的债权,然后,外国企业到智利中央银行将此债权换成当地货币,用于购买企业的股权,并获取直接分红。
    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角度来看,智利债转股无疑是成功的。1985年到1991年,智利转换了大约70亿美元(1美元约合6.46元人民币)的债务,约占外资商业银行债务的30%左右。但是,外资过快流入导致国内通胀水平攀升,成为了外币债转本币股的后遗症。
    而以内债为主的波兰则采取政府性的债转股模式,结果效率低下。其做法是,政府一次性注入财政资金并在银行设立沉淀资产的独立部门,将可疑或亏损资产转移到该部门。重组难度大或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以重组法为框架,赋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手段,允许银行债转股。如果银行对企业持股30%以上,无需工会批准就可将企业私有化,经过必要审批程序后所持有股份可以上市转让。
    但当时,波兰商业银行通过债转股清理的不良资产大约只占债务总量的2%,进程缓慢,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兴业证券分析师唐跃指出,智利和波兰两国债转股经验,分别代表着商业性和政府性债转股的结果。前者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完善运行,让投资者能够自行甄别仍存有发展潜力转股企业,后者采取自上而下的操作方式,最终产生的结果是转股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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