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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看家乡
  新华网 ( 2016-02-29 16:00:48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编者按】当丙申年的鞭炮声在故乡的上空响起,13位漂泊异国的记者,在万里之外遥望东方。他们用感性的笔触,以世界的视角和“局外人”的身份,完成了一次心灵之旅。

(山东济南)城市记忆:消失的和留住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宿亮 发自新西兰惠灵顿
许多年过去了,一想到“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还是会笑出声来。在泉城济南出生长大,对大明湖印象最深的是那幅“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对联,以及当年父亲带我坐脚踏船登上湖中岛、抱着历下亭的红柱子照相的场景。如今,虽然没有学会悟空的腾云驾雾,我还是跑到家乡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惠灵顿生活。“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我依旧是那个大明湖畔、千佛山下的孩子,仍然会背黄庭坚的“济南潇洒似江南,湖光山色与水清”。
  小时候,家里要买电器,都是要到市中心的舜井街。那时候就知道,济南是个古城,随便一口井都能追溯到大舜,那可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人啊。比起来,惠灵顿年轻多了,欧洲移民1839年才发现这里,本地毛利部落最早期的生活痕迹也是13世纪的事情。
  初到这个“年轻的城市”时,习惯性地在大街上闲逛。市中心,一处有着绿色穹顶的老建筑吸引了视线:建筑外立面的花岗岩透露着岁月的痕迹,巴洛克风格的廊柱和屋顶的老虎窗显得古朴安静。街角的建筑入口处写着它的完工时间:1908年。这座建筑如今是新西兰文化和遗产部的办公地点,曾经是惠灵顿公共信托基金办公大楼。
  这让我想到另一栋同一时期的建筑。就在惠灵顿这栋建筑完工的当年,在济南也有一栋建筑开工。它同样有绿色的穹顶、廊柱和老虎窗,在绿色的穹顶之下是宏伟高大的钟楼。可惜,现在只能从资料照片中去找寻那座“津浦铁路济南站”的风华。
  事实上,在那座建筑拆除的1992年,我只有8岁,脑海里完全找不到它的印象。
  在惠灵顿,那栋公共信托基金办公大楼已经伫立了108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几次经历过地震,也并非没有人出于安全的考虑提出拆除这座建筑。但惠灵顿人一次又一次发起公共请愿,保留了这座记录城市历史和建筑师才华的老建筑。就像惠灵顿其它一百多岁的老建筑一样,它们静静地站在新式楼宇中间,就像老时光从未消逝。
  新建的济南站剥夺了老站的位置,却没有继承曾经在欧洲人导游书上“远东第一站”的绰约风姿。而那样的风姿,就因为体现了“殖民记号”的原因与其它老建筑在改革开放初期被拆除。时至今日,在远方听到来自家乡的声音,那栋老站要在原址重建……
  对和我一样岁数的济南人来说,记忆里没有老车站的样貌,却对泉城路印象深刻。小时候,那里的“龙嘴大茶壶”是最吸引我的地方。还记得当时要去收银台换一张圆形的塑料片,凭此换一碗面茶,还得告诉师傅多放“青红丝”。
  今天,泉城路上的百货大楼、珍珠泉商厦都改造成了中高档购物中心,自然没有“龙嘴大茶壶”存身的地方。我还记得当时整条街贴着“拆迁甩卖”的样子,如今却只能看到与不少城市类似的仿古建筑商业街。
  在惠灵顿郊区皮托尼,也有一条沿海老街。由于历史实在太短,这条海滨路上没什么旧日餐馆店铺,但作为欧洲移民最早登陆惠灵顿的地区,这里坐落着一处移民博物馆。这里找不到太多“文物”,但却用模型和文献详尽记录了早期生活状态。
  在展板上,一个18岁的欧洲移民女孩抵达皮托尼后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我看到一个本地人,他带着装饰有彩色布条和羽毛的帽子,全身文身……我把窗户打开,和他交谈起来。”这段平时的描述和画面一样把观看者带入那个早期移民生活的环境。而那些记录早期华人移民在此地种植蔬菜、开垦生活的故事同样生动地把历史拉回到当时的样子。
  不远处的小街中,一座小小的木制房子也有150年的历史。它是当年这座郊区小镇的监狱旧址。如今,它就在路边敞开大门,欢迎路人走进去看看记录当年案件报纸影印件以及当时使用过的囚服和囚室。
  年轻的惠灵顿没有记录下什么宏大的历史篇章,但旧日的痕迹处处可见。这些痕迹不是写在画板上“高大上”的文史知识,而是能够体会、触摸的平淡生活。
  古老与现代、崭新与传统,济南和惠灵顿的城市让我在恍惚中显得迷乱。我们守望故土,对日新月异总免不了沾沾自喜,但同样忘不掉的是儿时记忆、旧日遗产。古城诚然不是一两座旧建筑或一成不变的街道,但新城也需要在一路向前中顾得上回望。

城市速度:高质量的慢与低质量的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孙奕 发自比利时布鲁塞尔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我首次驻外之地。尽管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同事们却总戏称这里叫“布村”。
  “村”字既有对落后破旧的不屑,也包含田园静好的闲适。
  距分社办公楼400米之外,是欧盟办公区中心“舒曼广场”,为纪念推动欧盟一体化先贤、法国外交家舒曼所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盟对外行动署及多国驻欧盟机构鳞次栉比。
  欧委会门口的“舒曼”地铁站里设有火车站台,欧盟官员可以搭乘火车直达欧洲议会总部所在地——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
  与黄金地段毫不相称的是,舒曼地铁站内破破烂烂,一年半前我刚来时,看到西装革履的欧盟官员从包着塑料布、工程架的站台上走过,着实被吓了一跳。一旁的同事见怪不怪,称他早几年到任时就已是这番场景,但从没见过加班加点的工人、也没听过轰鸣的机器作业声。
  一次,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工人:“你们知道这在北京多快能修好吗,几年时间或许地铁新线路都能贯通啦。”没想到,工人反而把我教育了一顿:“工程有固定的工期,我不相信能修这么快!工程材料通风散味儿、杜绝污染最起码还得好几个月呢。”
  之后我多次和“布村”的记者同仁探讨“工作效率”问题,他们的回答基本和建筑工人类似,有人甚至反问我:“起早贪黑忙碌加班不会造成早晚交通拥堵吗?堵车不会浪费时间、不会排放尾气污染环境吗?加班不会影响身心健康吗?家庭生活会幸福吗?”
  原来这就是“慢生活”方式在欧洲深入人心的原因吧。商场工作日7点关门、周日闭店;一年30多天法定假日,本地人青睐走向大自然、回归家庭。每逢节日,永远是华人超市营业时间最长,中国生意人正是靠着“无利不起早”的奋发传统为自己打下江山。
  回想在国内的日子,发展日新月异、便利唾手可得,可是工作生活仿佛一场持续“打卡签到”,休息日似乎也在赶场的路上,赶着见朋友、赶着血拼、赶着参加活动,鲜有人怠慢。
  高质量的慢与低质量的快,欧洲人已学会自主选择。稳定的社会保障赋予他们不盲从追求速度的淡定。在物质基础上,国人的积淀日益雄厚,从快到慢的转型,关键还要看心态。

(江西宜春)姨外婆的逝世始终像是刺在我喉咙的鲠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晏忠华 发自加拿大多伦多
刚刚过去的2015年,我认识的两位老人离世,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位在故乡江西。
  玛利亚是个意大利裔的加拿大人,年轻时移民来到多伦多,后来遇见意大利裔的丈夫,生育了三个儿子,但此后又和不争气的丈夫离婚。玛利亚晚年不幸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大儿子总是家务缠身,二儿子总说工作繁忙,照顾母亲的责任大部分落在小儿子身上。七年间,小儿子每天下班后就往老人院或者医院跑,人们都说玛利亚至少养了一个好儿子。
  在中国江西宜春市上高县南港乡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我的姨外婆也生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外公去世较早,姨外婆晚年逐渐失明。四个儿子都建有独立民宅,姨外婆住在大儿子家简陋的后屋里。没有人照顾姨外婆,她要摸着黑自己做饭洗衣,还要忍受儿子儿媳的辱骂。下雨时小屋漏水没有人管,冬天里儿子有时送来湿漉漉的柴火,呛得姨外婆直流眼泪。
  在最为难过的日子里,姨外婆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儿子家。女儿嫁到邻村,偶尔看望老母亲,更多日子里,姨外婆只能一日一日慢慢熬。我和妈妈曾商量过几次,要不把姨外婆接到我们北京的家里住?但姨外婆总说眼睛看不见不方便,妈妈说,其实姨外婆是想给儿子们留点面子,不希望别人家说闲话。
  这一天终于来了,姨外婆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找人把女儿叫到身边,在女儿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远在万里的多伦多,玛利亚也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时间来临,这一天,她神志清醒地把三个儿子都叫到身边然后又让他们回家。小儿子刚回到家就接到医院的电话,母亲走了。
  姨外婆生前把可怜的积蓄都分给了孙子孙女们。玛利亚也早就立下遗嘱,仅有的公寓房产一分为三,每个儿子各一份,而家里的所有物件都归小儿子。
  玛利亚被安葬在多伦多的约克公墓,这里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平日里是市民们健走跑步的乐园。这里也没有特定某天的清明节,不过几乎每一天,特别是周末节假日,都有人来缅怀故人。
  当玛利亚的三个儿子来到母亲陵墓前,他们都失声痛哭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而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姨外婆的四个儿子,姨外婆的逝世,始终像是刺在我喉咙的鲠。
  行走在世界每个角落,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比较,这里的天更湛蓝,那里的空气更新鲜,这里的人更开心,那里的人多麻木,这里的汽车不等红绿灯,那里的汽车却会礼让行人,这里的音乐会听众鸦雀无声,那里的游客却高声喧哗,这里的人不敢扶摔倒老人起来,那里的人却会手把大门让身后的人先进去,诸如此类。
  但千差万别,有些文明一直相通。百善不如一孝,孝敬父母天下大同。在我的故乡,每个家族都有族谱,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血脉流淌。相形之下,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根。加拿大一些公司甚至提供基因检测服务,帮助顾客建立家族谱系。
  中国南方人素来推崇“家族荣光”,族谱亦是文化的一种。但随着乡土文化的流失,族谱里绵延的血脉亲情正在悄然间失色。不知中国的乡村,还有多少像我姨外婆那样的老人?他们忍受着孤独,直至离世。

(鲁西南小镇)二姐的婚事:选择了牺牲自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丁扬 发自斯里兰卡科伦坡
年前聚餐,斯里兰卡朋友米莎蒂第一次透露了她曾有过一段婚史的秘密,我们都颇有些吃惊。不仅因为米莎蒂漂亮、阳光,看上去从来没经历过任何阴霾,更因为在斯里兰卡,离婚要承受来自家庭、社会和宗教的重重压力。即便果敢如米莎蒂,得以摆脱不幸的婚姻,想必也曾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一度为此唏嘘良久。
  然而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新年刚过没几天,远在国内鲁西南小镇生活的我的二姐也离婚了。
  与米莎蒂冲破重重阻挠才获得解放相比,二姐的离婚看上去似乎容易很多,首先她得到了来自家人的支持,再就是她无需为离婚背负道德压力,毕竟乡村也在飞速告别着过去,而一个人的婚史早已不再值得谈论。
  但事实上,与离婚前后米莎蒂作为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所受到的尊重和享受到的婚姻红利相比,二姐的乡村婚姻故事说起来的确是漫长而又悲哀的。
  大概在糟糕的婚姻里熬了太久,二姐离婚办理过程并不痛苦,财产无异议,孩子抚养权不成问题(无论如何成年之前孩子们总还是要跟着二姐过),没什么可争,也不必闹官司,一切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办完了,总之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二姐只是在微信群里通报了一句:办完了。回头就进了超市买年货。
  说起来,二姐十多年传统婚姻生活,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社会改革之壮阔、深入,却仿佛从来不触及旧有的乡村性别权力结构。
  作为姐妹中唯一没有通过读书跳出农村的一个,二姐最早订婚、出嫁、生子,也最早体会到稳定家庭生活带来的温馨和富足。
  虽在鲁西南农村,收入途径却颇为多样化,姐夫头脑灵活,早年做过蔬菜运输、汽车贸易,后来开始倒腾建材,涉足建筑行业,并搭上全国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顺风车,到处承包工程,渐渐盖起了小洋楼,私家车也越换越高级,不久第二个孩子出生,小家庭的光景眼看红火起来,二姐因此常被人艳羡“命好”。
  但与此同时,乡村生活也在显现出它的残酷性。在传统乡村家庭分工和伦理传统之下,女性被吞噬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二姐未能幸免。
  姐夫虽能干,但终归是山东男人做派,生意应酬多,喝酒更是家常便饭,加上婆婆早逝,公公常年在外务工,年迈的奶奶一直跟随姐夫生活,仿佛是自然而然的,照顾一家老小的担子便落到了二姐肩上。二姐曾经向我讲述过她的一天:早上五点起床,送老大上晨读课,回来做早饭,伺候老二和奶奶吃饭,吃完饭送老二上学,回来后打扫卫生、洗衣服、买菜,间或接点裁缝活儿,临到中午开始准备午饭,去学校接孩子,伺候老小吃午饭,饭后送孩子上学,下午活还没开始干,眼看就又天黑了,再接孩子,做晚饭,照顾睡觉,等姐夫回来还可能要收拾酒后残局……
  这还是农闲时节、孩子和老人都健健康康的状态下的日常,一旦赶上过节串亲,农村婚丧嫁娶,或者家里老人一旦生病,工作量立刻翻番。二姐曾总结自己就像不断高速旋转的陀螺,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停下来,“除非我死了”。
  当然也有其他更轻易的道路可选,例如像今天大多数农村年轻父母那样出去打工,把孩子扔给老人,或者把孩子送到城市全托学校,但谁都明白,这样的选择会产生更多问题。多年前,大姐在深圳安家后曾一度想过让二姐带着孩子去深圳读书、落户,也在姐夫强烈的反对声中沉默下来。
  为了守护家庭不陷于坍塌,二姐选择了牺牲自我的方式。
  事实上,7年前,二姐曾经提过离婚,但很快被男方家合力劝停,姐夫所在的是一个宗族关系非常庞大而紧密的传统家庭,这个家庭里不乏女性的悲剧——姐夫有个堂哥远走德国打工多年并在外娶妻生子,家里却还留下结发妻子与儿子相依为命,一转眼二十年过去,儿子远走德国投奔父亲,留下妻子一个人守着空空的宅院数着指头过日子,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早些年为了防止这位大嫂带孩子离家,她的身份证一直被家族“妥善保管”……但就是这位嫂嫂,至今也坚决不赞成二姐离婚。
  7年前,李银河曾出版一本名为《后村的女人们》的学术著作,探讨中国妇女的生存及境遇,书中,李银河曾经问到:中国农村妇女生存状况究竟如何?中国社会果真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了吗?
  7年后,二姐的故事告诉我,看上去,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我不试图通过二姐的故事总结什么,也无意为空前流行的女权主义呼告。毕竟二姐以及与她命运相似的女人们的际遇起伏实在算不上“时代缩影”,与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沧海桑田相比,她们更像是走在边缘地带,几乎发不出脚步声。她们曾经试图走向城市、改变命运,但最终,是乡村锻造了其生命图景的大部分,并将继续影响着她们的下半生。
  新年那几天,家里是下了大雪的,我无法猜想,办完离婚的二姐从民政局出来,在天寒地冻里一个人驱车回家是怎样一种心情。
  后来二姐告诉我,那天镇上大堵车,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贵州)这就是农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刘咏秋 发自希腊雅典
刚来希腊不久,当时在雅典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沙皮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阵,他岳父岳母从北京过来小住。一天岳父要求去看看希腊的农村。沙皮开车,拉着岳父岳母离开雅典若干公里,在一个小镇子停下,带他们下车参观。将整个小镇转完,岳父甚为满意,肯定后仍坚持:带我们看看农村去吧。沙皮说,这就是农村。沙皮的岳父岳母难以置信:这就是农村?!
  如果以我们对农村的印象来看希腊,这里确实没有农村。即使最边远的山村或小岛,哪怕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中心也会有一处小广场,广场一般会有1株以上的梧桐树,大多数地方,树下会有自由流淌、可供饮用的泉水。围绕着小广场,依次是教堂、咖啡馆、小餐馆、超市、果蔬店……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为品都斯山伸入地中海的余脉,全国约13万平方公里面积中,3/4为山地,地势起伏跌宕。因此,对于我这个在贵州大山中长大的人来说,希腊有一种故乡式的亲切。每次开车外出采访,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其设施,与贵州相比较,心想家乡什么时候也能建成这样就好了。
  虽然多山,希腊人在建设城镇的时候却不喜欢把山削平,宁愿依山势而建,因此无论多么陡峭的山上,都不乏仿佛悬在半空的立体小村庄,红顶白墙,在地中海特有的蓝天骄阳下,宛如童话,让路过的人忍不住要停下,在泉边小坐片刻,或者到村里转上一圈。
  这种小村,街道一般非常狭窄,不少还有很有些年代、砖铺的道路,其特色是两边高中间低,自然形成排水槽,既实用又美观。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常会感叹希腊人的智慧——即使在古代,希腊人的居住区也有了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统,通常是土陶烧制的管道,如今已是文明与文化的一大象征。
  街道虽窄,注重历史的希腊人却不轻易改变,总是力求保留原始风貌。他们宁可在村里设置步道或单行道,在村外另建相对宽阔的道路和停车场,来让村民享受便利。如今,那些羊肠街道反而成为别致的景观,让人在曲里拐弯的步行过程中,随时欣赏希腊人家布置得体生动的阳台或院子,增添了探索的乐趣。
  希腊人也舍不得砍树。村庄、市镇里,总是尽量保留着树木和绿地,并适当放上秋千、滑梯,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在东爱琴海岛屿萨摩斯,我们曾开车去一个名叫普拉塔诺斯的小山村,小广场仅300平方米见方,让人进退维谷。我后来发现,坐在小广场上休闲的人的一大乐趣,便是欣赏外来车辆腾挪过程中司机的窘况:虽然车技高超的司机,也需打好几盘子才能出去。
  当地人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皮卡,也看司机们娴熟绕过露天桌椅和树木,行云流水而去。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则是另一回事了。停车场也在树林中,如果不是泊有十几辆各型汽车,你看不出其实际功能:这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真正的谦卑,是爱山爱水的最好体现。
  让我欣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贵州现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速公路在向各处延伸;到处都在修建机场;铁路的发展甚至远超希腊。然而,去年返回老家的时候,发现现实跟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刚刚建成的高速路时常有塌方,隧道里通风不畅,甚至没有照明。按照我的理解,山地上建高速,安全要求更高。遗憾的是我们交通标识不是很清楚明确,沿途服务设施草率马虎。相反最醒目的是一路的广告与标语,这在国外是被禁止的,因为极易分散司机注意力,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堪称奇葩的是某县境内高速隧道两边,竟然用水泥或石头凿了对联!
  而同样多隧道的希腊,严格执行欧盟标准,距离隧道1公里开外就提示减速慢行;隧道里救火设施、逃生标志、紧急电话等一应俱全。毕竟,这些通向各个小山村的道路,最本质的功能是安全,而且我认为,把安全功能体现出来,才是真正的文化与文明,就如古希腊人居住区遗址里,历经千年依旧保存下来的陶土下水道一样。

电线杆去哪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应强 发自法国巴黎
前些日子,友人的儿子来巴黎旅游,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叔叔,巴黎为什么看不到电线杆?”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在巴黎工作生活的日子已经不算短,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根据自己观察,巴黎虽说不是百分之百没有电线杆——在临时施工地段仍然会架上电线杆,城铁和火车站也有专用的电线杆存在。但在巴黎城市中心和主要景点,的确找不到电线杆的存在。
  巴黎是世界上少有的在两百多年前就做好规划的一座城市,整个城市建筑风格统一,街道建筑密密麻麻,初来乍到不容易分辨各个街区的不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巴黎一直非常重视城市规划和古建筑的保护,通过立法保护巴黎城市风貌。特别是塞纳河沿岸已整体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遗产名录进行保护,更不允许随意改动。
  在小巴黎城内,即使对整个建筑进行彻底现代化装修,也不能破坏建筑的门面和窗户,建筑上原有的和街道上的路灯也保持着两百年前的风格,建筑外墙也见不到任何电线外露,记者就曾亲身见过一座建筑因为管线外露而其主人受到执法人员询问的情景。
  一座城市,不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不接受现代技术,增加电线、通讯线、煤气、水电等线路是怎样入户呢?除了良好的综合规划,还依靠另一个地下巴黎的存在。
  巴黎的下水道已经被无数人进行研究和报道,但是下水道只是地下巴黎的一部分,实际上整个巴黎地下空间利用非常充分:14条地铁线在100多平方公里的巴黎地下纵横交错,大部分精美建筑的地下都设有深达几层有的甚至十几层的地下停车场,巴黎地下采石场、地下墓穴已经作为景点向游客开放。
  但实际上巴黎还有更多的地下空间没有向世人展示其神秘面纱,有些探险者就私自进入地下空间,开酒吧夜总会的有之,开画廊进行艺术创作的有之,地下巴黎探险群体也逐渐在媒体上曝光,巴黎还专设了地下巡查执法人员,以免有人在地下从事不法行为。
  巴黎没有电线杆,的确与历史传统和城市规划有关,但关键还是要考验城市的管理者。在这里,不仅一座建筑设计和施工前要得到各种监察和许可,即使建筑外安装空调也要向当地市政府说明理由并获得批准。
  每个城市并不相同,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不久又快速发展的城市,拥有着宽阔的街道和古老的街区,城市面积也比巴黎大了许多,要想彻底消灭电线杆的确需要时日,但作为城市的管理者,能否综合科学治理,避免过去那种让人诟病的“挖了填、填了再挖”的“拉链式”城市管线管理做法,的确是一门学问。

相比日本,中国是互联网发达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沈红辉 发自日本东京
今年1月底,我跟随日本外记中心组织的外媒记者团赴北海道采访农业示范户,其中一个采访点是十胜地区森浦土豆农场。森浦农场的特色是利用雪水技术保存土豆,经过半年贮藏,土豆糖分浓缩,吃起来格外香甜。
  试吃后,便问农场主森浦先生东京哪里有售。森浦先生说,“农场有官网,你可以直接网购”。
  回东京后,我登录森浦农场官网,但最后放弃了购买,因为下单实在太麻烦。森浦先生所说的“网购”,和国内的网购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其流程是这样的:买家首先要下载一张订单,然后打印出来,填好购买品种、数量以及个人信息,再用传真发给农场。最麻烦的莫过于支付环节,得跑去银行或邮局汇款。
  很好的一家农场,可销售还停留在互联网史前时代。
  在日本待了一年半,深感日本人还不太懂拥抱互联网。要搁国内,像森浦农场这样的品牌农产品,肯定在天猫或京东上开家旗舰店销售。这既极大节约销售成本,买家也能动动手指就下单。
  相比日本,中国绝对是互联网发达国家。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和各行各业相互融合,大大提高了生活便捷度。转账支付宝一键搞定、看病手机APP直接预约、看电影网上提前选座……这些如今在中国寻常不过的服务,在发达国家日本还都无法想象。
  去年12月回国休假,我第一次体验了滴滴顺风车,实惠便捷,甚是好用。回日后,迫不及待地下载了优步,然而注册完才发现,优步在日本居然只是个和出租车公司合作的叫出租车APP,阉割了美国原版优步“共享经济”这一核心创新。
  查询得知,优步也曾试图在日本推出类似顺风车的服务,但马上被国土交通省叫停。国土交通省说,优步就是“换了马甲的黑车”。对于政府出手监管,日本舆论可不像国内那样群情激奋,而是坦然接受,禁就禁吧。
  再如,以airbnb为代表的互联网民宿产业兴起,对于因赴日旅游热而陷入宾馆不足的日本而来,实属一场及时雨。可日本政府决不允许打监管擦边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研究了一年多才决定有条件初步解禁。
  只有专业人士认为日本政府过于保守。前几天,采访日本经济学家早川英男时,他说,“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全球掀起的新技术革命潮流,它非常有助于提升社会运行效率,日本在这方面显然已经落伍。他很担心日本像输掉IT技术革命一样再次失利。
  有人说,对于新事物,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敢拼敢闯,而日本人想到的,是它会给我造成哪些麻烦,畏首畏尾。
  前年,因分社新媒体业务发展需要,和日本版微信LINE维运平台打过交道。交涉过程中,获悉LINE一条关于开设公众号的“奇葩”规定:要在LINE开设媒体公众号,必须是在日本发行纸质刊物的实体机构。别说自媒体大V,连无纸质刊物的纯新闻网站也没资格。
  为何要设这种门槛呢?怕大V乱搞影响用户体验?我百思不得其解。
  国内微信公众号这两年颠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成为人们主要的获取资讯渠道,百花齐放的自媒体贡献巨大,而LINE公众号业务作茧自缚,始终不温不火。
  在互联网领域,保守求稳意味着创新力大打折扣。不过,中日互联网行业反差巨大,似乎也不纯粹是文化差异或民族个性所致。
  中国互联网那么发达,背后其实是一种无奈创新,折射出的是传统行业痛点太多。若不是实体店宰人太狠,网购能发展起来吗?若不是银行服务不行,网络支付能发展起来吗……
  日本雅虎去年模仿淘宝搞了一次“双十一”大促销,美其名曰“好购日”,可日本人很理性,并不买账,活动冷冷清清。日本网购并不发达,日本人购物仍还是更喜欢实体店,因为实体店消费能够享受舒适的购物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日本实体店打折,也是真打折,不玩两折吐血大甩卖前提价的猫腻。
  事实上,对于高度成熟发达的日本社会而言,也似乎没多少传统行业能被互联网革命。
  值得警惕的是,倒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后,最近多了些浮躁之气。玩各种玄乎的“互联网+”概念的多了,脚踏实地解决传统行业痛点、真正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少了。盲目砸钱扩张圈用户的多了,有清晰盈利模式的少了。
  大多数日本餐馆仍和“互联网+”绝缘。我经常光顾目黑一家猪排饭店,这家店就从来不搞网上活动,不知二维码扫一扫是何物。
  “味道这么好,你为啥不在tabelog上搞点团购、弄点折扣什么的呢?”一次,我问这家店的店长。Tabelog相当于日本版大众点评网。
  “不敢。那样店里招待不过来,服务会受影响。现在挺好。”他摆摆手,很知足地说。
  “哦。原来如此。”我笑着点点头。

相比纳米比亚,中国是交通文明落后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吴长伟 发自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我在国外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有两年半左右,其中在发达国家英国一年,发展中国家纳米比亚一年半,对国外交通文明的感触比较多。虽然中国是交通大国,汽车的年销售量超过千万,但在交通的文明程度上,还有一段距离。
  2011年我从英国结束访问学习回到北京,有一次在绿灯通过一个路口的人行横道时,险些被右转车辆撞到,司机还停下来说了句粗话。回想2001年考驾照学习交通法规时有讲过转弯避让行人,尤其是人行横道内行人有优先权等内容,但似乎很多司机都忽视了这些规则。
  在英国,汽车礼让行人是常识,当然,前提是行人也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在伦敦,车辆在路口绿灯通过时的行驶速度都很快,行人如果闯红灯就会非常危险,但车辆转弯还是会等候避让人行道内行人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小路口遇到直行车,本想汽车速度快让他先走,但没想到汽车停了下来等我通过,这倒让我有些犹豫了,就朝司机挥手让他走,但车还是不动,于是我停了一下后快速通过。像这样的例子在英国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画有斑马线的道路上,司机一般会减速看有没有行人。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纳米比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路口转弯车通常也会避让绿灯通过的行人。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遵守,我在首都温得和克曾遇到过游客向不避让的司机做手势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困扰,当地公路部门采取的办法是在一些行人通过的地方设置路障,道路鼓起一个坡,边上竖立遇到行人通过停车的标识,这种减速停车路障在居民区非常多。我有一次过马路遇到不遵守停车让行标识的司机,朝他指了指标识,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并冲我做出抱歉的手势。
  纳米比亚地广人稀,很多地方交通流量并不大,因此除了首都温得和克和海滨城市红绿灯多一点,其他一些小城镇红绿灯都很少。两年前我刚到时曾因一件事感到惊讶——北部一座城镇安装了红绿灯,当地报纸还作为新闻进行报道。
  但没有红绿灯并不意味着交通混乱,相反,在纳米比亚的道路通行情况相当顺畅——因为当地司机严格遵守着交通规则。按照一位在纳米比亚经营了十几年的华商的说法,“交通规则意识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里了”。
  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般四个方向都会画有停车线,车辆到了以后会减速,如果其他方向有车则会停车,谁先到停止线,谁就先走,每个司机都会遵守先到先走规则。
  从汽车发明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历史,它在让我们享受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在建立培养我们的规则意识,车的后面是人,只有人的规则意识强了,礼让的文明程度高了,交通才会更加顺畅有序。

(广东)理发店里的慈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陈家宝
发自泰国曼谷 24岁生日这天,毗亚诺剪掉一头青丝,以齐耳短发示人。
  问她如何舍得这蓄了整年的及腰长发,她莞尔一笑,笑容里尽是满足。“我把剪掉的头发给理发店做成假发,捐给曼谷癌症中心有需要的病人,圆了一个生日愿望。”
  这样直接与医院建立起联系的理发店,的确免去了捐赠者苦无门路的麻烦,但将如何收费,如何运作?
  “若为捐赠头发而来,剪发的价格约为850株(约合160元人民币),店家在确定头发的长度和质量都满足捐赠所需的要求后,再填表确认捐赠的意愿,才能开始。”月薪12000株(约合2000元)的毗亚诺说起店家诸多的捐赠规矩时如数家珍,却未带一丝抱怨。
  其实在曼谷天铁和地铁站里的“100株(约合18元)任剪”理发店随处可见,是热爱时尚却囊中羞涩的年轻一族的首选。而捐出一头健康的长发,还需支付比一般理发店贵近乎十倍的价格,毗亚诺却认为物有所值。
  之所以捐头发还要高收费,是因为“假发的价格较贵,若是真头发做成的假发每个在1500株以上(约合300元),制作难度高,工序也讲究,店家会从剪发的价格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制作成本,以维持运作。”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广东老家楼下那随处可见的理发店。其实理发店的头发也是按斤算卖给定期来回收头发的人的,因此每天店主都会小心翼翼地将一地的碎发扫入麻袋。若有长度适合、发质较好者,店家宁可在剪发价格上大打折扣,也想方设法将其头发留下。
  对比之下,记者心生疑问,毗亚诺可曾想过将值钱的长发卖出去?
  毗亚诺将一绺碎发撩到耳后,露出白净的耳根,大眼睛里闪烁着炙热的光:“如果能帮到癌症病人,让他们重拾自信,这不比获得一点小钱更有意义吗?”
  与得尝施予之乐相比,一头秀发可换来的一笔钱在年轻的毗亚诺看来是蝇头小利。事实上,在泰国这个祥和的国度,人们生来在“施”的哲学中言传身教,乐善好施的基因深植于血液中。社会上行善的氛围较浓,更不乏接纳善举,为其提供方便的机构。
  只要您愿意捐赠头发,随便在网上一搜,或询问身边朋友,都能轻易地找到与医疗机构直接对接的理发店。30岁出头的阿德手中正经营着一家这样的理发店。
  几年前,阿德亲眼看着祖母饱受癌症折磨,接受治疗后头发掉光,每次对镜都倍感煎熬。于是他下决心要开一家理发店,收集各种头发,亲自做成假发捐赠给癌症机构。
  数年下来,他从一个对头发一窍不通的外行人变成假发的专业设计者。他坦言,这是一个极其考验耐性、枯燥而艰难的过程。“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搞懂了一些制作假发的基本技巧,每个假发都是一件艺术品,一个假发需要3个人的头发做成,这项技术活很精细,对视力和注意力的要求很高。”
  头两年,为了提升小店人气,阿德免费为所有捐赠者剪发。之后为了维持经营,他才开始收取捐赠者正常价格一半的费用,以此作为洗发露、雇员工资等运营成本。如今的收费较一般理发价格略高,而其中大部分是制作假发的成本。
  “病人们很喜欢我们做的假发,说戴着用真人头发做成的假发没有副作用,也设计得很好看”,他说,并回忆起一次让他感到“奇妙而感动”的经历。“有一次,一个命不久矣的小女孩戴上我做的假发后激动得从轮椅上跳起来,抱着我说,这个假发让她感受到久违的生命气息。尽管她将不久人世,却嘱咐我务必要继续做下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里如有火焰,燃烧着赤诚。
  在泰国,打开社交网站“脸书”,只要输入“捐赠头发”的关键字,即可看到无数网民参与评论,或以照片记录一头干爽的短发,或以文字欣喜地分享着捐赠经历,多为年轻男女,言语间鲜有提及金钱。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南方,经济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的沿海大省,金本位的社会氛围中,却鲜有此般施与受的思考与实践。
  当一个社会急于用价格丈量一切,那一双双因“施予”而绽放光芒的年轻眼睛尤其令人难忘,弥足珍贵。

悠闲的汤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章建华 发自越南河内 除了语言不同、禁放烟花爆竹,春节的越南街坊村陌和中国没有太多不同。到处是红春联、红灯笼,家里栽插喜庆的桃花、金桔和各类花卉,焚香设祭纪念先祖、发红包压岁……
  中越山水相连、文化相通、道路相近、利益相关,有太多的相近之处,只是“大同”之处并不乏“小异”。
  就从“吃”上讲起。在越南,空心菜几乎被称为“国菜”,它随处可见、随时可食,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最惯常的做法即“青龙过江”,鲜嫩的空心菜摘洗一把,放开水锅里焯一下,然后捞出蘸鱼露、配食米饭;焯菜锅里的水清极淡极,却是热带越南人挚爱的汤品,以致新闻报道里,海外越南人也说“喝口空心菜汤就想起家乡”。
  越南人很喜爱火锅。一般是用小燃气灶支个锅,牛羊鸡鸭蛇猫和各种水产以及空心菜等,往菠萝、香茅、西红柿或酸笋汤里涮着吃——火锅制作方便简单,滚烫的热水还能杀灭热带荤素食材的多数致病因素。
  那么,越南国宴吃什么?针对不同的国家领导人,越南国宴是有区别的,如果是招待来自中国等东亚代表团,那么下述几道菜对中国读者而言,显然是“亲切的高大上”:铁板鳕鱼淋百香果汁、香菇莲子炖鸽、顺滑牛肉片、酒香龙虾、鲍鱼脆骨汤……
  越南的中餐馆较少,很少走出国门的越南人对中国饮食了解不多。越南军报《人民军队》报日前连载了该报记者采写的到四川参观访问的文章,其中谈到不少对中国饮食的新奇。越南记者代表团在广州机场吃午饭后转机飞往成都。“几个小时待在广州机场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里的米粉、面条碗非常大,看起来像我们越南一个小盆,炸或炖的牛肉、猪肉就泡进油腻的大碗里。几位越南女记者尽力地吃也吃不了多少,碗里的面、粉还是满满的。当越南人好像很轻松的时候,周围的人却显得非常匆忙,吃得快、走得快。难道这里的时间走得更快?”
  这位记者的讲述非常有趣,更凸显了中越吃喝的异同:越南的粉必须嫩滑,这与中国北方人吃面要求筋道不同。而越南吃的各种粉,对中国人来说仅够充饥。通常,我一碗吃完还要店家再添一份,不时引起旁桌的侧目;反观越南人,筷子夹几根粉,喝两口汤,吃完貌似十分满足。
  越南人一碗粉就能饱吗?实际未必。一则因为越南人深守传统餐桌礼仪,兼行事悠闲,吃起饭自然显得津津有味;二则因为一般在下午茶时间,越南女性爱吃一些甜品,男性则喜欢到外面的咖啡馆和茶摊,舒舒坦坦地坐上一两个小时(基本也就待到快下班了)。
  越南人悠悠然的态度,在“赶着去那里、赶着去这里”的中国人看来是种风貌,而越南人看着中国人匆忙又何尝不是一份喟叹。“我们住的成都酒店附近有一座桥,这是一座古老的桥梁,如今被修建得非常美丽,桥宽约几十米,桥上还建设一栋建筑风格精彩的楼房,两边是给步行者的走廊,中间是饭馆。在这么美丽的风景下喝酒和赏景真是富有诗意的了”——如果不是对饮食的欣赏传统,大概就不会有越南记者对古桥酌饮的发现和畅想吧。

被嫌弃的好莱坞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唐璐 发自印度孟买
到孟买工作以后,每当有闲暇时间,我都会选择去电影院。由于孟买是印度驰名世界的宝莱坞电影中心,这更增加了我去电影院观摩电影的理由。去孟买电影院看得多了,我对印度电影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入,对比中国电影,总是会不由得发出很多感慨。
  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中国是美国大片当道,印度则是本土电影称雄——尽管好莱坞费尽心机,但一直很难俘获印度观众心,印度的电影院线完全由本土电影主导。看看2015年印度电影市场上的成绩单就可以发现,这一年,美国好莱坞电影在印度市场上的总票房为40多亿卢比(1印度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而仅印度最流行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一部电影就在本土获得了30多亿卢比的票房。
  以最近在全球风靡的好莱坞电影《星战7》为例,为了在印度培养星战迷消费市场,电影制作商迪士尼公司一直在通过合作伙伴扩大“星战”在印度的知名度,例如在ICIC银行提交申请便可享有带有“星战”图案的借记卡,著名快餐店赛百味的工作人员都穿“星战”T恤衫……此外,还借助宝莱坞宣传自己,就在去年12月的首映式上,美国制片商还请来了包括《三傻大闹宝莱坞》主演阿米尔·汗在内的诸多宝莱坞明星为自己捧场。
  不仅如此,该片商特意为印度观众制作了多种语言的电影版本,包括供精英看的英文版、拥有最大观影群体的印地语版以及照顾南印度影迷的泰米尔语版和泰鲁固语版。
  然而这一切并没能扭转《星战7》在印度的低上座率。一位在影院遇到的印度影迷告诉我,他不会选择《星战7》,自己身边的朋友也不会看,因为他们对好莱坞电影没有兴趣。好莱坞宣传的是美国文化,而印度人更乐意看表现印度人生活的电影。
  经常去电影院,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现象——中国人喜欢约朋友一起看电影,而印度人更喜欢全家一起出动看电影,这也正是那些宣传家庭价值的电影会有更高票房的原因。在中国,家长经常会担心电影里出现“儿童不宜”的镜头,可是在印度几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困惑——印度电影采取严格的分级制。
  除上述不同外,在中国大城市,目前电影院基本都已经变成多厅银幕,单厅影院几乎已经消失,而在印度,大城市里除多厅影院外,依然还有很高比例的单厅影院也一直在营业。
  和国内大城市一样,孟买的多厅银幕影院大多坐落于大商场内部的某一角落,有的则建在某一个商业中心的写字楼中。相对来说这里的多厅影院设施更为豪华,电影票价自然也会更贵。那些单厅影院虽然看似陈旧,但大多都有很长时间的历史,有的绝对可以称为文化遗产。像我经常光顾的Regal,它号称是孟买最早的电影院,由于恰好在孟买南部最热闹的大街中心位置上,观众背景比较复杂,来这里看电影很多是在附近打工的印度下层群体和路过的游客。
  在多厅电影院与单厅电影院感受非常不同。以坐落在孟买南部的Inox电影院为例,它属于一个高档豪华消费影院,这里有装潢考究的若干小放映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影厅外面那近十家售卖各种饮料零食的小摊商,这些零食不仅包括在中国影院最常见的爆米花,还有各种印度人喜欢的油炸食品和饮料。每到电影院中场休息时,各家服务生都会飞快地跑到坐在位子上的观众中间,他们通常手举菜单,观众可以随意点其中任何零食,然后就可以安心静等,即便是在下半场电影开始之前还没有收到食品也不用担心,那些服务生都能准确地找到消费者的位置。而在单厅电影院似乎就没有这种服务了。
  由于Inox与Regal的观众群体完全不同,在电影院放映的广告宣传片内容也有明显差别。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单厅影院由于只有一个厅,自然可供选择的电影种类比较少。
  即便如此,我还是最为偏向于去Regal这样的单厅影院看电影,在那里能够找到看电影的真正感觉,虽然每当影片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经常会听到一些观众的叫喊(这在Inox绝对是没有的),但这才是生活吧。

不一样的“年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吉黎 发自俄罗斯莫斯科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崇尚喜庆、生性乐观的民族,他们的节日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人曾做过统计,俄罗斯人一年中有1/3是在节日中度过的。其中,新年是最为隆重、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每年的1月初是俄罗斯人狂欢的日子,新年、圣诞汇聚于此,从西方的圣诞节到公历新年,再到俄历新年,假期长达3个星期。
  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新年气息即已扑面而来,绚丽灯光瞬间扮靓了整个城市。曾经熟悉的街道、购物中心仿佛一夜间焕然一新,整个城市充满着浓郁的节日气氛。街上,总能见到装扮成严寒老人和冬姑娘形象的人,带着几名乐手,每当行人走过,就会有音乐响起,向人们祝贺新年。
  而香槟、沙拉和焰火则是俄罗斯传统的新年元素。梁赞诺夫执导的电影《命运的捉弄》真实再现了普通俄罗斯人庆新年的场景,尤其新年餐桌上香槟酒和“俄式奥利维尔沙拉”是必不可少的。而焰火之于俄罗斯人则代表的是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年莫斯科的新年夜,因为红场关闭,我专程去了莫斯科国立大学前的麻雀山,那里人们燃放焰火,一起迎接新年。在克里姆林宫自鸣钟响过12点时,人们亲吻拥抱,互祝新年,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即便莫斯科的深夜已是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冬季运动和参观博物馆、看演出是过年的主要休闲方式。
  元旦当日,我观看济南市杂技团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场商业演出时,发现现场爆满、座无虚席。当日在莫斯科的演出活动有几百场,大多是高质量的经典剧目。第二天,我前往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远远就看到寒风中伫立着长长的一队人,从画廊门口沿围墙一直排出几百米远。这可是莫斯科今冬几乎最冷的一天。但队伍中除了成年人,不乏孩童,最小的尚在襁褓中,被冻得哇哇直哭。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被礼让着先进入馆内,这是不少俄罗斯人的一种习惯——在博物馆里过新年。据了解,今年新年假期,莫斯科86家博物馆和展览馆不仅正常营业,而且免费开放。
  新年期间,俄罗斯媒体还播发了“普京冰场展雄风”的报道,文章讲普京新年里如何在索契一住宅区滑冰场练习冰球,依旧身穿11号球衣云云。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国民经济展览中心,溜冰场甚至在新年跨年夜将营业时间推迟到凌晨3点。别看天气寒冷,“战斗民族”可真是名不虚传,冰场上俄罗斯的男女老少们各展英姿,无畏无惧,大有战天斗地的气势。
  宗教文化也与俄历新年活动相得益彰。俄居民55%信奉宗教,其中91%信奉东正教。宗教活动已成为俄罗斯新年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总而言之,无论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在莫斯科过新年,让人更多感受到俄罗斯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俄罗斯人的精神力量。也许,金融危机使得俄罗斯人在新年消费上更为谨慎,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的精神追求。有报道说,莫斯科居民今年迎新年制作一份“俄式奥利维尔沙拉”的成本要比去年贵35%以上。即便如此,他们到剧院看芭蕾、听歌剧,到博物馆看画展、欣赏艺术品,无一不是盛装打扮,俨然出席一次盛会。
  相比之下,今年中国的除夕夜,记忆中除了微信红包,似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虽远在国外,仍能听到不少抱怨。在老家辽宁鞍山的母亲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报怨:这年过得越来越“没味儿”了。原来大家光顾抢红包,没人陪她唠嗑。那些捧着手机的年轻人,一个红包真的比亲情、比健康更重要吗?

好山,好水,不再寂寞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张超群 发自美国洛杉矶
有人说,离开以后才能更好地看清家乡。两年前,初到洛杉矶工作时读到一本李怀宇先生写的《家国万里——访旅美十二学人》,书中记录的不乏举国文明的学者、曾权倾一时的政客或名门世家之后。这些人物来到美国短则十余载,长则数十载,但从字里行间读到的却是他们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不少人案头笔筒里插满大小不一的毛笔,提笔前仍需研墨。“好山,好水,好寂寞”道出书中不少人对旅美生活的感慨。
  看来生长的环境和祖国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事。自那时起我就开始留意中国文化在美国的点滴变化。
  2013年底,中国电影票房总额刚刚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国。当时相当一部分美国电影人都还不了解中国电影业的运作方式,可以看出他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市场震惊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各色电影研讨会和论坛上“什么是中国电影市场”、“怎么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成为西方电影人争相讨论的话题,到头来还是难免“迷雾重重”。而中国电影人当时对如何与好莱坞合作也是一头雾水。
  时隔两年多,再见好莱坞电影人,他们津津乐道的已是手头与中国有关的各个电影项目。而中国方面,从湖南电广传媒斥资15亿美元与狮门影业开展电视、电影、主题乐园等方面合作,到万达集团投资35亿美元并购美国传奇娱乐,中国与美国在电影业的互动和交流已经迅速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
  美国华美银行负责电影金融业务的副总裁Bennett Pozil就告诉我,为了与中国合作伙伴加强沟通、建立互信,他两年前坚持在美国的周日下午来到办公室与刚刚周一开始工作的中国公司洽谈合作,“我这么做是想让中国朋友意识到我们随时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
  最近热播的3D动画片《功夫熊猫3》尤其体现出中美电影业的交融合作。影片不仅拍摄前实地去四川都江堰取景,片中的核心内容也变成更体现中国哲学内涵的“气”,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抽象的概念“气”和功夫熊猫阿宝的师傅“乌龟”都在片中直接使用中文发音,而非某个蹩脚的英文对应语。
  当我问及片中加入如此之多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概念,难道不担心美国观众看不懂时,梦工厂动画片业务联席总裁邦尼·阿诺德告诉我,“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我们希望为观众展现原汁原味的中国和更贴近真实的功夫熊猫”。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并且开始成为传播者。我在洛杉矶结识的美国小伙陆杰森就是这样的人。三年前,国内互联网上一张外国小伙陪乞讨老奶奶吃薯条的照片被疯狂转载,作为图片主角的他也由此成了一名红遍中国的“洋学生”。
  早在2007年上高中时,他便开始对学习中文有了兴趣。聊起来到中国的初衷,他告诉我,“我通过读书和看其他资料发现,中国是一个机会很多并且处于飞速发展中的国家,我和很多去过中国的人聊天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他们在中国学习和体验到了很多东西,并且他们自身也发生了明显改变,这一点在去其他国家朋友的身上并不典型。”
  2012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一个去中国学习的资助项目,得以来到江苏南京学习中文和教育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陆杰森成为洛杉矶千橡市高中的老师,为学生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数学两门课程。在课堂上,他经常与学生们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每逢中文教学的“文化日”,他会为学生选取讲述中国故事的视频,帮助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向陆杰森这样的美国人不在少数。根据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如今美国约有3万到5万人正在学习中文,其中大部分中文教师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随着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你好”已成为洛杉矶街头经常可以听到的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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