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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后遗症
  新华网 ( 2016-02-17 15:02:38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在巴格达天堂广场,就在萨达姆铜像被拉倒的地方,竖立着一座新的铜像:一个伊拉克男子,双手高高托着一轮新月,月牙后面,一个闪闪发光的太阳冉冉升起。这是新生的伊拉克的标志。
  新铜像承载着伊拉克人对重拾正常生活的渴望。但在海湾战争远去的25年后,这一渴望与现实仍那么得格格不入。今天的伊拉克,连同中东的叙利亚、也门等地都是恐怖势力的重灾区。而今时今日的中东乱局,又与25年前的那场“世纪之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海湾战争后,中东成为大国博弈的试验场,只不过,战争的苦痛永远需要民众自己埋单。那些贫铀弹带来的放射性贻害、那些原油泄漏造成的环境破坏、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教派纷争……不知是否还会延续下一个25年?

海湾战争为中东乱局埋下隐患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丁隆 发自北京 今年1月是海湾战争爆发25周年。25年前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经过43天空袭,投下超过此前史上所有战争空袭所用总量的炸弹,终结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迫使萨达姆政权签订城下之盟,自此开始受到长达13年的国际制裁,直至2003年被美国对其发动的又一次战争推翻。
  海湾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科威特的侵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拉克在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向伊朗开战,希望趁伊朗新政权立足未稳,一举击败伊朗,但伊朗的快速反应和战略意志让伊拉克始料未及,两军随即陷入了长达8年的拉锯战。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认为其代表阿拉伯兄弟与伊朗交战,科威特却在两伊战争期间,“偷采”双方共有的鲁迈拉油田的石油,并违反限产协议,导致油价疲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派兵入侵科威特,仅用6小时便进入首都。
  海湾战争发生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年代,彼时柏林墙已经倒塌,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苏东阵营分崩离析,海湾战争结束数月后,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冷战就此结束。海湾战争标志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与冷战期间不同的是,1990年8月至1991年1月,安理会通过了12项反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决议。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获得安理会的授权,苏联没有动用否决权,并因此获得海湾国家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主导下的“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在海湾战争爆发时,已初露端倪。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对于中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直到25年后的今天,仍在延续。2003年,作为海湾战争的续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引发中东格局的又一次剧烈变动,两次战争的叠加影响,在阿拉伯剧变浪潮冲击下集中爆发,形成了今天中东绵延无休止的大乱局。

中东进入“美国时间”
  对于中东,海湾战争意味着美苏在此间的冷战角逐告一段落。二战后,美苏曾长期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扶植代理人。美国联合沙特等君主国,与苏联支持的埃及等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抗衡。双方在也门等国展开激烈争夺,实力大体势均力敌。萨达姆弃苏投美后,力量的天平开始向美国一边倾斜。海湾战争则标志着苏联及其继承人俄罗斯在中东退却,除叙利亚等个别盟友外,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日渐式微。美国则通过在中东保持强大的军力和盟友圈子,独步中东,中东正式进入“美国时间”。此后,中东的大事小情背后总有美国的影子,中东的每一次大小变化都与美国分不开。
  海湾战争导致中东国家分化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一方包括埃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亲美的“温和派”,另一方是伊朗、叙利亚等反美的“抗拒派”。美国在中东实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一方面防止地区性反美的霸权国家出现,另一方面寄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稳住中东局势。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未实现,两伊反美政权虽被套上枷锁,但困兽犹斗,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遥遥无期。在政治方面,美国启动了一波小型的民主化浪潮,要求包括其盟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开放政治参与,当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即将赢得选举之际,却被阿尔及利亚军方宣布选举无效,美国默许了军方的行为。
  “9·11”事件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中东政策,美国认为阿拉伯威权、暴政和发展停滞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因此,推出旨在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全面民主化改造的“大中东倡议”,并借机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然而,美国在伊拉克去复兴党化、解散伊拉克军队等一系列错误政策,为这个国家日后的政治分类和教派冲突埋下了祸根。奥巴马上台后,设法甩掉伊拉克这块负资产,决意从伊拉克撤军,放松对中东的控制。这一政策与中东民主化改造导致的阿拉伯世界民主呼声高涨,威权政权弱化一并成为诱发阿拉伯剧变的关键因素。美国从伊拉克匆忙撤军,导致教派冲突愈演愈烈,逊尼派叛乱最终演变为“伊斯兰国”武装崛起。近年来,美国欲“淡出”中东,减少直接军事干预,与昔日“死敌”伊朗缓和关系。伊朗核协议达成导致沙特与伊朗之间安全困境加剧,油价下跌、美国能源独立,使沙特自感战略价值下降,被美国“抛弃”,开始自己拉起队伍,与伊朗对抗,便有了前不久的“断交风波”。
  可以看出,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大手始终掌控中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东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剧烈震荡。未来,美国虽“淡出”中东,但并未退出中东,其在海湾仍保持强大驻军。只是,美国控制中东的方式由直接军事干涉变为离岸平衡,中东仍将处于“美国时间”。

中东力量此消彼长
  海湾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实力地位的下降。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曾穷兵黩武,打造了拥有百万大军的军事强国,海湾战争让萨达姆的强国梦彻底破灭。沙特为海湾战争巨额军费买单,10年没缓过劲来。埃及国内问题成堆,放弃了曾经的地缘政治抱负。与之相应,域内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实力地位相对上升。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伊朗,海湾战争严重削弱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战争更是将其置于死地。亲伊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伊朗得以将触角伸向阿拉伯世界,联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构成一个“什叶派新月地带”,获得丰厚的地缘政治资产。同时,伊朗顶住国际压力,坚决发展核计划,令海湾阿拉伯国家胆寒。
  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的衰落,使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至海湾地区。沙特在阿拉伯世界地位上升导致教派主义盛行,阿拉伯国家被迫以教派划线,选边站队。
  就伊拉克自身而言,海湾战争后,禁飞区的设立导致伊拉克事实上的分裂,特别是北部库尔德地区获得高度自治,成为“准国家”。时至今日,伊拉克的地理版图和政治格局,仍延续海湾战争后的状态,仍属未定之天。

国际圣战主义生成
  海湾战争是国际圣战主义生成的关键事件。美国是否打海湾战争,与沙特的态度密切相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沙特陷入极度恐慌。它一方面收留了科威特流亡政府,另一方面陷入是否邀请美国大军进驻的纠结,因为沙特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国王尊为“两圣地的仆人”,邀请“异教徒”军队入驻圣地,在瓦哈比派的沙特是件极具争议和风险的事。为此,沙特王室与宗教学者紧急磋商,最终反对驻军的声音被压制,沙特大穆夫提(教法官)宣布邀请外国驻军合法。这样,3天后沙特国家电视台才广播了科威特发生的变故。然而,相当一部分瓦哈比派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强烈反对王室的这一决定,刚从阿富汗抗苏战场回国的本·拉丹,联合一些宗教人士多次上书王室,要求将美国军队赶走,直至其被取消公民权。
  沙特国内因此出现一批名为“觉醒运动”的宗教反对派,以及反王室的新瓦哈比主义者。以本·拉丹为首的这批人,与埃及等国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在阿富汗再度聚首。1998年,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与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合并,宣布成立“国际反十字军联盟”,将矛头对准美国。至此,国际圣战主义形成,发动对“9·11”事件等一系列恐怖袭击。在“基地”的圣战思想基础上,扎卡维等人利用伊拉克战争造成的乱局,在伊拉克成立“基地”组织分支,最终发展为今天盘踞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魔爪伸向全球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因此,阿富汗抗苏战争和海湾战争均为国际圣战主义和恐怖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后者,直接催生了反美、反西方的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中东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回顾25年前的那场战争,野心膨胀的地区霸权与豪情满怀、欲驯化世界的全球霸权在海湾遭遇,爆发了后冷战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它对中东带来深刻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发酵。其中折射出大国政治的是非成败,地区力量的此消彼长,战略决策的得失之患,仍值得回首与反思,追寻与拷问。(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亲历者说1 “只有经历过,才能感受战争之痛”
        ——
一位中国前外交官眼中的“海湾战争综合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25年前,作为一位中国外交官,孙渤曾亲历海湾战争。时隔25年后,这场战争留给他的绝不仅仅是一段回忆,还有切肤之痛:2001年9月,民政部发给孙渤的伤残抚恤证上写着:“孙渤同志因战致残。一级伤残。伤残时间: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在科威特患‘海湾战争综合症’。”这一年春天,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检查结果表明,孙渤的染色体因核污染变异指数高,这导致孙渤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指标均失常。
  常在美国海湾战争老兵身上出现的病症第一次被确定在中国前外交官身上,而确诊时间离孙渤初感不适已将近10年。病痛带给孙渤的折磨伴随着他27岁以后的日日夜夜。“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切肤之痛。”时隔海湾战争25年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孙渤情绪激动地说,“我不想像祥林嫂一样为得病诉苦,我只想以自己的痛苦告诫后人,千万别打仗,此路不通,不要再走,战争是人类最愚笨的选择。”

两度亲历成噩梦
  1990年,孙渤时任中国驻科威特使馆商务随员。是年8月,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孙渤奉命外出寻找食物。不料,他被伊拉克军方武装拘押数小时。伊军用枪抵着孙渤,威逼他代表国家对当时局势表态,孙渤坚决不从。后来,伊军同意释放孙渤,但就在他打开车门要离开时,恼羞成怒的士兵在孙渤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他脑后开了两枪。
  两颗子弹擦耳而过,枪声顿时令孙渤脑中一片空白。至今,孙渤左耳弱听,听到火车并轨的声音、听到雷声都会出现神经质的反应。“惊弓之鸟”——他归国后这样形容自己在战火中度过的17个日夜。
  1991年3月,正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孙渤被国内急召重返科威特,重建使馆。他是首批海湾战争结束后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国外交官中最年轻的一位。
  彼时,伊拉克兵败撤退,伊军点燃了科威特全境732口油井——大火熊熊燃烧,科威特如同坐在火药桶上,天空被刺鼻的黑烟笼罩,昼夜不分。
  “经历过雾霾的人也许能够想象,11个月在烟熏火燎下生活是幅什么情形。”孙渤回忆道,“那段日子里,一口新鲜的空气、水、食物都是最大的奢侈品。”
  有媒体曾借用专家的话形容:科威特上空的大气污染程度不亚于一枚轻量级化学弹头的能量。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下,搜集信息、调研、交流、置办办公用品……孙渤长时间在户外奔波。
  年轻无畏的他还自愿担负起战地报道的使命。他为国内媒体撰写来自科威特的消息,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火场、电厂、军火库、油库,以及被贫铀弹炸毁的坦克上。
  1992年2月,孙渤和他的同事们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忘我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组织上考虑到他们体力严重透支,让他们转馆至津巴布韦进行修养式工作。事实上,在科威特复馆数日后,时任使馆商务参赞李殿元和孙渤就出现了乏力、头昏、小便浊黄等症状。至转馆前,他们出国体检时健康的肺已变得像老烟鬼的肺一般。“我们都不抽烟。”孙渤说。

“海湾战争综合症”与有毒化学因素相关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政府对“海湾战争综合症”长期保持缄默。美国老兵出现的精神压抑、失眠、记忆力衰退、肌肉和关节疼痛、呼吸障碍等症状一度被认为是由于遭受武力打击和心理打击而发生的心理疾病。
  但是,2008年美国“海湾战争综合症”研究顾问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这种病症与长期暴露在有毒化学药物中有关。2014年,据外媒报道,该专家委员会再次确信,“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病源与作战带来的心理压力无关,与有毒化学因素相关。
  这些化学因素包括曾在战争中长期使用消灭沙漠飞蝇的杀虫剂、用以对抗毒害神经性质气体的药物,以及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大量含放射性元素的新式武器等。
  “美军80%的武器都是第一次使用,而且究竟使用了哪些武器、有哪些危害,很多至今仍是谜。”孙渤说。
  1993年,孙渤卸任回国后,病情加重,反复出现典型的全身疼痛、焦躁乏力、失眠、情绪反常、记忆力衰退等“海湾战争综合症”症状。
  在确诊前的8年多时间里,为治病,他遍寻西医、中医,几近倾家荡产。他时刻留意美国对海湾战争老兵的病情报道,并寻访国内“同病相怜者”。为此,他结识了唐师曾、江亚平等因报道海湾战争而身体出现不适的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1997年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疑患病与受到核辐射有关。江亚平于1991年在巴格达工作半年,回国后与孙渤一起接受过中医治疗,在2001年春天他们一同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检测出染色体变异。
  “我和江亚平一起接受梅花针放血治疗时,放出的血都是黑色的。”孙渤回忆道。

“战争是人类最愚笨的选择”
  时至今日,唐师曾、江亚平仍奋斗在新闻报道的一线。但孙渤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提前退休。
  仅从2001年10月至2002年
秋,孙渤吐血七次。此后,自知生命有限的他决定前往各高校,以“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强我中华”为题发表演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千万别打仗”成为孙渤的口头禅。
  “忘记过去(的战争)就意味着背叛”,“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痛苦”,“人类最愚蠢的举动就是拿武器泄愤”……孙渤不断地向本报记者强调道。
  “我在科威特的大火中生活了11个月,那么多科威特老百姓,他们也一样。”孙渤动情地说。2006年、2011年,在中国与科威特建交35周年、4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渤因“为加强和发展两国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突出和建设性贡献”而两次荣获科威特政府隆重嘉奖。“共患难过才会对战争的痛苦感同身受。”孙渤说。

中东民众饱受贫铀弹之痛
  在中东,因海湾战争而遭受放射性元素污染的不只科威特人。据外媒披露,美军使用了大量贫铀弹攻击伊拉克目标。于是在连续数月的轰炸后,当地留下了大量的贫铀弹碎片和弹壳。
  贫铀弹是采用分离浓缩铀之后产生的大量下脚料制造而成的,主要成分是低放射性的铀238。它穿透性很强,但“铀”属于高密度物质,燃烧生成物,具有放射性和毒性。铀氧化物燃烧后,烟雾可传至40公里以外或更远。粉状物落到地面,深入土壤,通过空气、河流向周边扩散。粉状物被人吸入或经过细小伤口进入人体,容易引发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许多癌症和肝脏、神经系统疾病,还能引起孕妇流产,新生儿畸形。
  据外媒报道,1990年以来,伊拉克的白血病患病率增加了600%。2013年,西班牙《起义报》援引伊拉克前卫生部长阿米德·穆巴拉克的话报道说:“在我们采集到的样本中发现了贫铀存在的证据,这对于那些认为癌症病例不断增加是因为其他原因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
  2014年,一份来自荷兰和平组织PAX的报告显示,美军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又违规在平民区周边大量使用贫铀武器。同时,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专家强调,由英军和美军投放的贫铀弹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多处造成了污染,并导致大量癌症死亡病例和新生儿畸形的出现。
  孙渤自己认为,他所受的核污染也应与贫铀弹有关。
  “下辈子,如果战争不绝,如果自己能够选择,我真的,愿做一只自由的海鸥。”结束采访时,他这样说道。

亲历者说2 战争落幕了,纷争还在延续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张郇 发自北京 当我1986年抵达开罗赴任新华通讯社驻中东摄影记者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平生第一次出国工作的经历,会在四年半后以圆满完成对一次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现代化国际战争的采访作为结束。我有幸在中东经历了危机岁月,在努力和各种机缘作用下,我是海湾战争开始后至科威特城光复之日,在战区实地采访的一位中国记者。
  遥想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之前,因海湾危机,各国驻科威特的使馆陆续撤到开罗,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时还有多数人认为,萨达姆的军队实力太强,美国不会出兵。然而,美军先头部队很快飞抵沙特。次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
  在战地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了复杂多变的中东政局,亲眼目睹了战争对生灵的涂炭、对环境的破坏,我也曾亲历大难不死。如今,在25年之后回顾那场“世纪之战”,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1991年2月27日凌晨,我作为第二批前线采访团的一员,见证科威特城光复第一天的情形。
  当日,我费尽口舌、想尽办法获得了加入第二批记者团的名额。在科城,被禁锢了半年的科威特人在我们和多国部队面前显露出极为强烈的交往欲和表现欲。人们兴高采烈,面对镜头欢呼,无处不诉说着“欢迎来到自由科威特”的喜悦之情。
  战争落幕了,但这块扼守欧亚非三大陆交接处的战略要地、这块存在着1000多年教派纷争的石油宝库能就此安宁吗?临别回国之际,我的法新社记者朋友告诉我,有美国学者断言,“21世纪将是伊斯兰世纪”。我多少能够体会到这位美国学者断言的一点理由。
  海湾战争是美国针对萨达姆吞并科威特的现实,以维持中东乃至世界秩序,强化美国控制力为目的所发动的现代化大规模战争行动。这场战争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原有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被认为是伊斯兰圣地的沙特阿拉伯,“请进”了美国军队,建立了美军基地,这在本·拉丹的“基地”组织看来是绝对应予惩罚的叛逆。
  我在中东工作近5年,走访了中东十多个国家,深切感受到中东国家的宗教文化对他们生存、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宗教文化中,亦包括执政者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行稳固自身政权之事。于是数十年间,各种矛盾、利益纠结在一起,真可谓中东事务剪不断、理还乱。
  “21世纪将是伊斯兰世纪”,它警示人们:伊斯兰教,穆斯林民众和中东地区的兴衰沉浮将对世界产生根本性影响,与世界的安宁密切相关。今天世界的现实,印证了这一点。
  2010年以来,中东数个国家的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国际社会期待在那些国家能够建立稳定的,符合普世价值观的社会政治新架构。但世界面对中东的乱局,失望之余能做的非常有限。而这些国家在威权统治下,普遍都缺乏成熟的反对党。短短五六年,政权秩序的重新建立谈何容易?在一定程度上,中东直到今天的复杂混乱的局势只能是其在当前条件下发展所无法避免的历史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美英法等国在中东有着长期的人脉积淀,他们也注定不会退出中东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在中东捍卫自身利益、发挥更大影响力,必须深入中东、了解中东,明确中东国家的向往和目标。中国更需要有耐心,逐步和阿拉伯世界从相互尊重到紧密相接。除了经济利益,如何用非经济方式深耕中东?将是中国人需要细细思考的课题。(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作者系曾任海湾战争前线战地记者,著有《世纪之战目击记》)

美国在中东:25年的蹉跌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宋晓军 发自北京 海湾战争已经结束25年。2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反恐战争,再到今天“后反恐战争”的反恐时代。这一切的开端,似乎都可以从海湾战争中找到端倪。
  而在这25年间,海湾战争的发起者——美国,经历了帝国的辉煌巅峰,也遭遇了本世纪在反恐战争中的一系列挫折。如果仅就中东这一局部而言,这25年来的经历,对于美国更像是一场蹉跌。

海湾战争打破中东“政治平衡”
  海湾战争发生于冷战末期。此前,中东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秩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处于“冷和平”状态;一批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对峙状态;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原本是阿拉伯国家用以对抗伊朗的前线。为期八年的两伊战争极大消耗了伊朗的国力,并且缓冲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对外扩大影响力的锐气。在此时的中东,虽然也有各种不稳定因素,但其却被国内政治中常见的威权主义、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力量平衡等因素压制。至于后来的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在当时的中东远未形成气候。
  但是,萨达姆的误判,成为这种“生态平衡”弱化并解体的直接导火索。他之所以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无疑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等大国不会介入此事——但事实恰恰相反。
  在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集合北约及中东盟国,摧枯拉朽般摧垮了伊拉克这一当时中东主要军事强国的武装力量。美军也借此一扫越南战争后的颓势,被人视为是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指挥有力的军队,绝对当得起冷战后的“单极”地位。
  在此次战争中,那一代在冷战中成长的美国政军决策者们,体现出了精明的战略规划和计算能力:
  一方面,在打击侵略者、解放科威特的旗帜下,结成最大范围的国际同盟,形成“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之势。这使得其战争目标不仅在谋求“打赢”,还在谋求战争结束后的“大势”,谋求美国战后在中东影响力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保持“战略节制”,不做无用功。以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军之实力,要攻下巴格达亦不成问题。但是,美国并没有做这样的无用功,而只是“适可而止”,在解放科威特后即全身而退,将自身伤亡和损失降至最低程度。经历此战后,作为“威胁”的萨达姆已不复存在,而美国则避免过度透支力量,并赢得了相当范围内的正面形象。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同年,苏联解体,原先由苏联支持的一批中东国家也纷纷转向。这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海湾战争”红利。这些红利绝不仅仅体现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还体现于金融、经济等诸多方面。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互联网经济繁荣,就有来自中东石油美元的支撑。
  但这其中唯一的问题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中东,美国似乎仍然沉迷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地缘政治思路,并未意识到稳定“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更未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社会并不发达的地区,一旦传统治理秩序遭到破坏,又有极端思想的传播与渗透,就可能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
  基于传统思路,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主要是在扩张自身政经影响力——加强对主要国家政界的影响、控制更多石油储量、出售军火并培训军官……一切看上去并无问题。
  但今天回头看,恰恰在此时,中东地区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势力开始大幅抬头。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冷战结束导致美苏不再有竞争压力,双方都减少了对当地的投入,使得一批原本依靠大国支撑的政权纷纷垮台,造成基层治理普遍失序,甚至出现失败国家——如“黑鹰坠落”事件后的索马里。在冷战结束、多个国家政权垮台的背景下,中东原本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维持的“生态平衡”逐渐弱化并最终解体。
  如果当年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能够在中东投入一定资源,用于维持当地传统的基层治理,并逐步推进社会民生建设,也许可以避免极端势力大扩张的局面。但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角度来看,一旦竞争对手消失,这种投入就是没有必要的。
  如此一来,中东地区就像逐渐积累能量的炸药桶,极端势力在当地逐步扩张,终于得以外溢甚至爆发。这就有了后来的“9·11”事件。

后“9·11”,美国地位为何下降?
  如果对比1991年海湾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找到很多异同。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2003年,美国为首的联军攻占了巴格达,彻底推翻萨达姆,并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新政权。
  其实,如果讲“天时地利人和”,对美国而言,2003年显然远不如1991年:从“天时”上看,此次动武的时机不佳——1991年,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在先,而2003年,美英仅仅找出了牵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口;从“地利”上看,由于伊拉克战争时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两国不提供方便,美军仅能从弹丸之地的科威特发起进攻;而从“人和”上说,2003年以美英两国为主的联军,显然无法与1991年的“盛况”相比。
  在各种条件均更为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依仗武器装备的代差、对萨达姆政权的长期封锁、信息战与情报战的绝对优势等因素获得了战场胜利。但随后的事情表明,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真正威胁确实并不清楚——他们解散了萨达姆政府控制的政府军,解散了伊拉克原有的阿拉伯复兴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美国人可能以为,要创立一个能够有效治理的国家政权,就如同摧毁它那样简单。
  这成为此后形势的转折点:由于基层秩序彻底败坏,在反抗组织兴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极端势力的蛊惑。同时,库尔德人、什叶派与逊尼派三家之间的争夺,也让极端势力的扩张有机可乘。
  这些显然不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初衷,但却是确实的结果。
  2001年和2003年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曾经有一种设想,那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改变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其后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最终借此打通从地中海到阿富汗东界的广阔地区,形成美国在中东能够深度控制的大片地区。但是,这显然仍是一种地缘政治思维,只看到了军事、能源、地理,未考虑到宗教、文化、社会等复杂的深层次因素。
  其结果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和军力。原本拥有装备代差优势的美军被迫长期执行“治安战”任务,大批精良而又昂贵的装备被用于消耗性的低烈度战斗——数万美元的导弹攻击一幢土坯房,每小时飞行成本上万美元的战斗机被用于追踪疑似恐怖分子,美军的士气也降低到近年来的最低值。这与1991年后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美国而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形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对手们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有很大局限性;美国在中东地区能够投入的资源有限;美国国内对于在中东地区投入资源的意愿也相对有限。
  奥巴马担任总统后,试图逐步终结两场战争,但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都很难完全实现“退出”。这种另类的“欲罢不能”,也让美国进退维谷。
  叙利亚乱局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在中东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叙利亚当前动乱的开端,恰恰仍是美国出于“输出民主”和“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所致。

美国如何续盘中东棋局?
  综上可知,从海湾战争以来的25年间,美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一个相对稳定并维持“生态平衡”的中东,变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基层治理全面失序、各类力量纠缠冲突的中东。而这一过程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美国原本是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在设计中东棋局,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甚至消除伊朗在中东的影响。但本世纪以来的这些年来,伊朗恰恰成为地缘政治的大赢家。在2015年核协议签署后,伊朗已经有望全面回归国际社会,并成为中东少有的强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数千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军事力量。
  25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还可能“对冲”伊朗的影响,但今天,伊拉克政府已经明显成为伊朗的地区伙伴;十几年前,埃及还被认为是地区最有希望和最强大的国家,但如今却被“革命”折腾得元气大伤;而就在也门内战之前,沙特阿拉伯还被认为拥有地区最强的军队,但在干预也门内战的过程中,沙特军队的弱点却暴露无遗。
  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与伊朗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举——海湾战争结束25年后,美国自身国力已经不复当年,在中东可依靠的盟友也同样不复当年。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自身的政策错误。
  中东是美国传统的主要战略方向,也是美国不可能放弃的地区。在当前局面下,美国会如何续下这盘棋,值得人们思考。对美国而言,这其中的重点问题也许有三:如何平衡美伊、美沙与美以关系?如何处理地缘政治目标与反恐目标之间的优先次序?如何对冲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海湾战争检证美军“战区主战”改革

  【编者按】2015年年末以来,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加速推进,明确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军情的实际至关重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能起到助推的作用。如何理解“战区主战”和“军种主建”,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海湾战争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李晨 发自北京 1990年8月,伊拉克全面入侵科威特,并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拒绝撤军。1991年1月,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在完成代号为“沙漠盾牌”的紧急赶赴沙特阿拉伯布防任务后,发动代号分别为“沙漠风暴”和“沙漠军刀”的空中和地面攻势,沉重打击伊拉克军队并解放科威特。
  在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空中力量通过38天的连续空中打击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和通讯中心,全面压制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对伊军地面部队造成沉重打击,而在最后4天的地面战中,以美军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多国部队地面力量始终掌握战役主动权,成功迂回包抄并且重创了集结在科威特及伊拉克东南部的伊军地面部队主力,其中包括装备精良的所谓“共和国卫队”,完全实现了解放科威特和对伊拉克军事力量进行惩罚性打击的战略目标。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爆发于冷战末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关键阶段的海湾战争,不仅彰显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为中东地区局势演变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军事领域,海湾战争具有更为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其集中体现了在美苏冷战时期长期军备竞赛的推动下,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例如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以及各军兵种和联合作战理论和战法的发展,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与运作。可以说,海湾战争为后冷战时代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指引了方向,引领了后来新军事革命的先声。

美军军改奠定“打赢”基础
   二战之后,基于历次战争和应急行动的经验教训,美国的军事体制不断调整。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包括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正式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战略决策机构和职能部门。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则初步分离了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部的职能。
  而在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成为近三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这一法案明确了从总统、国防部长到战区的指挥链,进一步强化了战区司令部对于配属给本战区的各军兵种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同时根据该法案,军种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军种部队的日常装备、建设与管理。通过以上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的军事体制初步具备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特征。
  毫无疑问,海湾战争成为这一体制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战争考验。
  海湾地区处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这一司令部是冷战时期成立最晚的战区司令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在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美国于1980年组建应对中东局势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1983年,美国国防部将其升格为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包括19个中东和海湾国家在内的任务区,并指定了战时配属部队。中央司令部因此成为与太平洋、欧洲等战区司令部平起平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由四星上将指挥。
  然而,与其他战区不同的是,中央司令部成立时,美国并未在中东地区获得永久军事基地,中央司令部只能设在位于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下属的海军司令部则设在夏威夷。两伊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维护海湾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的安全,临时加强了海军兵力部署,为通过战区的油船护航。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迅速收缩。1989年,美国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自愿接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时,很多上级和同僚都对他不选择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一展身手而感到困惑,足见中央司令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边缘地位。
  施瓦茨科普夫到任后即开始重新评估战区所面临的综合态势,修订应急作战计划。经过调研,施瓦茨科普夫判断,伊拉克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潜在威胁。在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的支持下,他说服高层决策者在新的战略规划中加入这一判断。中央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修订也随之启动,并在海湾危机爆发前夕实施推演。虽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新版作战计划修订并未完成,但毕竟为战时应急反应打下基础。

战时指挥与协调确保新体制运行
  军队改革能够建立新体制,搭建新架构。但是,和平时期设想的体制与架构,肯定不可能在战时事事如意。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战时进行各种协调与指挥。
  在美国决策者制定应对海湾危机的战略和实施过程中,中央司令部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伊拉克对于科威特的突然入侵出乎美国决策者的预料,而中央司令部根据掌握的情报和已有预案,在第一时间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详尽的态势分析与评估,以及具有可行性的军事反应选项。老布什总统因此下定决心向海湾部署美军,在外交上说服沙特政府接受美军进驻布防后,迅速授权中央司令部开展“沙漠盾牌”行动。
  在“沙漠盾牌”行动完成之后,美国高层希望依托当时手中兵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并没有附和这一想法,而是通过详细论证指出,面对战区内数十万伊军,现有兵力无法迅速完成这一任务。布什总统最终接受了施瓦茨科普夫的提议,决定向海湾增派一个重装军和海空力量,确保了“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在火力和战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地面进攻发起和结束的时机选择上,施瓦茨科普夫则根据政治外交考虑克服了短时间内将参战部队及装备补给部署至待命地域的困难,按时发起攻击,在攻击进展顺利的情况下,接到命令即停止追击,做到了“令行禁止”。
  海湾战争虽然在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进行,但其他战区并未坐视不顾。自“沙漠盾牌”行动展开后,美军作战命令随即规定,中央战区的受援战区,欧洲战区、太平洋战区等为支援战区,必须根据中央司令部的需要提供各种支援。美军第一批运到沙特的重装备来自印度洋基地。而为了发动攻势增派的重装部队都来自于本土和欧洲战区。欧洲战区甚至与新近改善关系的东欧国家联系,为中央司令部筹措坦克等重装备所需的拖车。
  与以往美军参与的局部战争相比,海湾战争期间,中央司令部在联合作战指挥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军陆空联合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海军与其他军种的指挥和协同问题却未取得实质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海湾危机爆发后,美国向海湾部署的海军兵力大幅增加,海军决定让第七舰队司令兼任中央司令部海军指挥官,但该司令拒绝将海军指挥所设置在中央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周边,坚持在“蓝岭”号指挥舰上进行指挥,并且同时处理第七舰队相关行政事务,这也影响了中央司令部的运作。
  在危机期间,美国海军甚至还依照日常规定对海军指挥官进行轮换。幸运的是,新上任的海军指挥官最终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接受了中央司令部对于战区空中作战的统一指挥,改变了越南战争时期空军、海军航空兵作战多头指挥的状况,使海空联合作战指挥得以实现。

平时建设是战时基础
  美军军兵种部门的建设工作同样为海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其中,除了装备和兵力发展以外,战法训法创新也十分关键。
  越战之后,美国陆军在总结教训时注意到,自二战开始的历次战争中,美军参战初期必吃败仗,原因在于部队的训练缺乏实战化。20世纪80年代,美军建立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所有陆军作战部队需要轮流到该基地与采用苏军装备和战法的“假想敌部队”进行对抗演习并接受严格的导调和评估。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美军参战部队军官指出,欧文堡让他们为战场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时,在欧文堡进行的演习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创新战法“空地一体战”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美国海军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海上战略”也强调对于敌方濒海和纵深目标实施远程和空中精确打击。最后,军种部还参加了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拟定。
  海湾战争的经验体现出,“军种主建”是“战区主战”的基础,“战区主战”并不意味着军种不问战,只抓装备预算与日常管理。建设工作同样要从实战出发,积极投身战法训法创新,为战区提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作战力量和指挥人才。(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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