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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政治领导力高低决定中国崛起成败
  新华网 ( 2016-01-15 15:17:35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知名国际战略研究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年前出版了他的最新专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在书中,阎学通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是阎学通教授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最显著标签。他从2004年起开始研究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并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这种理论思想被外界概括为“道义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一研究思想独树一帜,有学者索性把以阎学通为核心的整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统称为“清华路径”或“清华学派”。
  在最新出版的专著中,阎学通开宗明义地写道:“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对此,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
  “‘政治决定论’是把政治领导作为最重要自变量的理论,它是一个‘二元论’的理论,强调实力和政治领导都起作用。先有实力决定国家的基本利益,领导决定用什么策略实现国家利益。”阎学通解释道。
  看过这本新书后,有朋友给阎学通发来微信:这是解释当下中美关系之间现象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不过,“道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本身就引来诸多争议,而“政治决定论”的提出又极大颠覆了人们一般认识中的“物质决定论”。那么,究竟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如何“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在的国际关系?为什么说政治领导能改变国家的实力、能够改变国际格局、能够改变国际规范?
  就此问题,《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近日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您认为,崛起国的成功不在于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
  阎学通:我想先谈一下研究的背景。苏联解体后,在中国出现了“综合实力”的概念,并认为综合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仍是主流。人们对国家地位和国际事件,都从物质力量和物质利益角度去理解,特别是从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然而,这样的认识解释不了今天国际社会的许多现象,所以需要创造新理论去解释原因。
  比如,人们认为物质力量是决定性的。那么为什么反恐战争中,北约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伊拉克或叙利亚都无法全面赢得战争呢?物质力量为什么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国的物质力量比中国强大得多,为什么两国实力差距在缩小?此外,中国外交面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人们一直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采取以经促政策略:通过发展两国经济关系来促进政治合作。结果是与中国经济合作最多的美日却是和中国政治关系极不好的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南非、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不多却关系不错。
  如果物质力量的大小不能解释眼前的国际关系现象,就应到物质力量之外寻找能解释的因素。
  中国哲学思想中有二元论,认为物质和精神可以对立,而不必然统一。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有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也不只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而是多种性质的。事务的不同性质决定哪种关系具有主导地位。比如雇主和雇员是经济关系;政府和百姓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教授和学生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不同领域里的核心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用“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来解释所有社会关系不符合客观世界。

  Q:道义现实主义是从什么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呢?
  A: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从权力关系的政治角度去理解。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例如主权,因此它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国家利益的内容可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类,这四类利益都会涉及权力。
  如何实现国家利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实力既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构成要素可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其中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后三者是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一国综合实力能否持续增长及其增长的快慢。

政治领导能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Q:那么“道义”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A:政治领导类型与道义相关,而道义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受荀子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国际体系层面,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道义”作为划分政治领导类型的标准,把体系主导者的类型分为“王、霸、强”三类。
  在决策者个人层面,结合对政治领导的现代认识,将政治领导划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

  Q:我们有时会把某个国家某位领导人称为“政治强人”,但这个国家可能发展的速度并不快。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A: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的道义在国内社会体现为二:一是要给国家制定一个正确的方向;二是制定方向后,推动政府制定策略去实施。有正确方向没能力实行和有错误方向没有能力实行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一事无成。如果有能力又有正确方向,将是一个好结果;如果有能力方向却错误,就会得到一个坏结果。
  政治领导提供正确的方向并有能力推进,可归纳为改革能力。改革是褒义词,是指向正确方向前进,倒退的变化不是改革。“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改革速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快,包括本届政府。比如执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结了,户口制度要弱化了,文艺兵要取消了,军队搞兵种主建、军区主战了。改革能力是政治领导能力的核心。
  因此,评判政治领导的道义水平的操作化标准可看两点,一看有无出台利民政策?二看新政策出台后需要多长时间落实?

  Q:按照道义现实主义的分类,中国的政治领导应该属于进取型,目标是建立一个王权国家?
  A:中国政府是属于进取型的。进取型领导在国际上重视国际战略信誉并努力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规范,在国内则主动进行社会改革,以建立民富国强的公平正义社会。中国只有在公平、正义、文明、富强四个方面都超越了美国,才能成为一个王权国家。现代的王权国家应是一个在平等、民主、自由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的国家。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公平、正义、文明是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的,前者并不排斥后者,而是包括了后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义、礼”是建立这种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进取型的政府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防范好大喜功。唐太宗政府创造了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进取型政府。根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元年至18年间,唐太宗44次承认决策中的不当,其中25次做了政策调整。

要培育中国的国际权威

  Q: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成为王权国家之前,中国如何在国际格局中争取和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的权利?
  A:我认为有两件事要做。一、中国得承担和世界第二实力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已经提出要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二、中国提供的国际责任中应包括国际安全责任。在国际社会这个无政府体系中,中小国家的最大需求或核心利益就是国家安全。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这一核心利益关照不够,就不可能得到多数国家支持。
  但是,做这两件事时需要防止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超越中国的国力。
  此外,在寻求增加国际权力的时候,要关注我国的权威。我们不仅要争取不断上升的国际权力,更要培育中国的国际权威。
  权力建立在实力基础上,主要在军事实力基础上,是靠强制力进行领导的力量。权威则建立在成功和道德行为基础上。中国在提高实力的同时要更关注权威的提升,即怎么让国际社会自愿地接受中国的领导。做到这一点才能与美国不同。道义现实主义中的“道义”指的是权威,不是权力,提倡权威型领导,而不是权力型领导。“权威”是指靠他人的信任进行领导的力量。如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指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人们自愿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建立在信任医生医学知识的基础上。一个医生治好的病人多,即成功的多,那么来找他看病的就多。
  鉴于权威建立在不断成功的基础上。中国要提升国际权威,第一是做好自己的事,国内的各项改革要成功,社会的发展要成功。国内成功了,别人就会认为中国做的是对的,就会效仿,中国就有权威性。第二是在国际上做大家认为是成功和正义的事。这样才能建立起国际权威。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不仅要成功,还得是正义性的成功。

应当减少经援,加大军援

  Q:中国如何承担与自己实力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
  A:一国能力可以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是相对客观的。例如,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应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达到这个标准。即使按这个标准,在中国GDP为10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年度承诺的援助额度应不超如过700亿美元。政府明确定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援助应远低于700亿。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为3.5万亿,我认为对外援助为外汇储备的1%比较合理,也就是350亿美元。 中国对外援助占GDP的比重超过发达国家,经济上超越了实力基础,政治上会加剧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中国家定位的质疑。

  Q:您是主张现在责任别揽太多、往回收一点?
  A:我主张,国家对外承担的国际责任要和自己的国际实力地位一致。如果每个领域我们的实力都不如美国,那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承担的责任都不应当超过美国。

  Q: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挥正义?
  A:不援助是一种没有国际道义的行为,无节制的援助缺乏国家责任行为。中国对外应该提供合理的、适当的援助。
  比如应当减少经济援助,增加军事援助。对中小国家来说,无力自行解决外部安全威胁问题。安全是它们的核心利益。中国应该在它们的核心利益上给予帮助。经济发展是财富多少的问题,能否发展不是别人帮助能解决的。世界上有个现象,接受援助越多和时间越长,国家就越不发展。所以中国应减少经援,加大军援。

  Q:加大军事援助,那么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会不会更明显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预言更易到来?
  A:中美之间有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不取决于中国是否提供军援,而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否发生战争。在当前核武器条约下,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可能性很小。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发生擦枪走火也难引发双边直接战争。擦枪走火会引发战争是人们的假设,现实是土耳其打下俄罗斯的战机双方都没发生战争。世界上以擦枪走火为名发动战争的事件很多。比如日本说“七七事变”是擦枪走火,但谁都知道,侵华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的战争。我不认为需要防止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指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这与“修昔底德陷阱”不同,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两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但中美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大。

  Q:您对过去一年的南海局势紧张怎么看?
  A:到目前为止,中美没有在南海发生战争的危险。我认为,今后发生大规模海战的可能性也很低。
  南海局势紧张是符合规律的,反映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在南海,美国的做法是提前一个月告之,然后派军舰靠近中国南沙岛屿12海里,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中国外交应从回避冲突转向直面冲突

  Q: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给当前的中国对外战略哪些建议?
  A:中国对外战略已经实现向奋发有为的转变。奋发有为是根据自身实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量力而为的基础上,中国需要明确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外交应从回避冲突转向直面冲突,即冲突来了要利用冲突。中国越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成功,所面临的外部困难就越大,因此中国只有克服困难才能实现最终崛起,回避矛盾是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利用好冲突才能有效扩大国家利益。第二,从维护“战略机遇期”转向创造战略机遇。能把困难环境转化为有利条件的国家才会有机遇。民族复兴的机遇只能靠中国政府自己创造。第三,应从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塑造国际环境。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也将深化,因此需要不断地塑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第四,应从坚持不结盟转向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需要扩大国际友好关系,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支持。第五,应从坚持平等互利转向推行公平正义。孟子说“以大事以小仁”。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要广泛建立友好关系,就不能与中小国家计较物质利益,这是王道战略的基本原则。不计较物质利益不等于大规模援助,而是说在经济合作中双方都受益的条件下,可让对方的成本收益比例高一点。

  Q:您一直强调减少经援、加大军援,其实您还是主张结盟的。
  A:是的。进取型领导倾向于实施睦邻结盟战略。进取型领导依据国力增长的程度寻求增加本国的国际权力,这将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主导国对崛起国的防范也将增强。由于崛起国在其影响力扩展的过程中必然是从周边国家向外部延伸,因此为了突破主导国的防范,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从而获得国际支持的策略。

  Q:会不会我们认为自己是进取型的,而别的国家认为我们是争斗型?
  A:国际社会就是双重标准,维护本国利益叫爱国,他国维护其利益叫民族主义。我以为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如何判断自己。结盟不是军事扩张,结盟是进取行为,因为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安全利益,结盟的可靠性也取决于共同利益的大小。我国结盟当然有与美国竞争的原因,但和美国竞争也包括和和美国的盟友结盟,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我们还是与其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我国唯一的全天候伙伴。
  不过因为“结盟”二字已经被贴上了“冷战思维”的标签,因此很多结盟的国家都采取口头否定结盟、实际加强同盟的策略。比如普京一方面对媒体讲“同盟体系”已经过时,一方面却努力巩固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组织。甚至提出与法国建立打击IS的军事同盟。中国应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即以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全面战略合作。为防止“命运共同体”因泛化而失去战略意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限定于有军事合作的国家之间。

阎学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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