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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硝烟的战场——国际经贸规则变局与中国角色
  新华网 ( 2015-12-23 14:59:39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握右手,掰左手”中美博弈国际贸易新规则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徐曼 发自北京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之际,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于今年12月15日-1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尽管2013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曾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但是推进多边贸易体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美国就曾公开呼吁放弃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此次内罗毕会议成果将对多哈回合的未来以及WT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以自由贸易区(FTA)为代表的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安排在全球迅速增加,各类贸易谈判的议题重点均涉及新的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谈判的发展方向。
  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横跨两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确立新的规则体系。中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以近邻、周边以及友好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FTA战略,形成了面向全球FTA网络,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等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贸易治理新思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既存在激烈博弈,也存在广泛合作的空间。

TPP成美反制中国“大战略”
  美国主导的TPP历经数年谈判,终于2015年10月5日于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TPP是拥有8亿人口、经济规模(GDP)约占全球近40%的巨大自由贸易圈。尽管距离12个成员国的各国议会通过协议并真正生效还需走很长一段路,但可以肯定的是,TPP协议一旦生效,将不仅给中国贸易转移带来压力,而且TPP在涉及国企、环保、劳工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制定的一系列高标准新规则,也必然会对亚太地区乃至的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主导的TPP同美国正在与欧盟谈判的TTIP,说明美国正在构建一个以美为主、横跨两洋的新贸易投资体系。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上任以来就全力推动TPP谈判,以此作为其任期内的主要成就和“重返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尽管白宫不断辩解说推动TPP并非为了遏制中国,但在对国会为TPP“快速通道”授权的游说中,“中国”和“地缘政治”却是最频繁出现的字眼。
  事实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不久前发表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特别报告提出,TPP是反制中国崛起的一项“大战略”;奥巴马总统更在TPP达成基本协议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不能让中国制订全球经济规则”。但是,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获得最大化。据美国智库研究测算,TPP只能使美国2025年的贸易增长约4.4%,而中国参加的太平洋区域协定(FTAAP)将使美国的出口达到增长20.5%的高水平。中国的广泛市场具有巨大的魅力,所以最终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中国力推FTA建自贸网络
  事实上,中国也在努力建设自己的FTA网络。中国已与东盟、智利、瑞士、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4个自贸协定;在12个TPP成员中,也有8个国家以不同形式与中国建立了FTA关系,中国正在逐步打造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FTA网络。
  中国和东盟自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携手开创了“黄金十年”。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双方合作由此进入快车道。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额超过4800亿美元,双方正努力实现2020年1万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也于2015年11月23日签订了《协定书》。这是中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升级,体现了双方深化和拓展贸易合作的共同愿望与现实需求。
  此外,中韩、中澳FTA将于12月20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取得重大成果。中韩FTA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中澳FTA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FTA之一。这两个FTA的生效,将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进程,有力推动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整合。

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大趋势
  虽然TPP有排斥中国之意,但中国政府对TPP持开放的态度,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表示欢迎。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营造更为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并不排除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加入TPP协定,并且愿与美方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就全球贸易规则制订加强合作,积极推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
  当前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今年以来,美国作为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其经济持续复苏必然也会推动两国贸易攀升,尤其有利于中国企业对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11月,中美贸易额达508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338亿美元,同比减少6.5%,对美出口3742亿美元,同比增长4.1%。尽管受美元强势升值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自美国进口小幅下降,但中美贸易在全球贸易低迷的状态下仍保持较好发展态势,美国仍是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则保持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
  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现已进入快车道。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重申把达成一项高水平投资协定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的共识,承诺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中美之间已经完成了BIT文本的谈判工作,并交换了两次负面清单,两国刚刚结束了第23轮谈判。该协定达成后,中美两国企业开展经贸合作将享有更多优惠政策,并得到更完善的法律保障。BIT将是中国外资管理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迈上一个新高度,也将对双方乃至全球的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怎样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发挥作用
  中国已呈现出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经贸开放格局,不过针对TPP今后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需要不断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首先,积极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已有的经验表明,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更为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在对其它双边、多边谈判持开放态度的同时,也要在WTO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仅是协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第三,推进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日前,中日韩恢复了中断3年半的三国领导人会谈,中日韩FTA谈判2012年底开始,目前已进行至第八轮,第九轮谈判于12月14日启动。中日韩三国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均占世界20%以上。建立中日韩FTA有助于发挥三国产业互补性,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
  第四,积极推进RCEP谈判,并为2016年达成协议作出努力。与TPP的高门槛相比,包含东盟十国全体成员的RCEP考虑到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更强调渐进性和开放性,更符合东盟国家的实际情况。16国参与的RCEP一旦达成,将成为涵盖35亿人口,GDP总和占全球总量1/3,包含区域最大的自贸区。
  第五,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FTAAP涵盖21个成员国,其中多个成员国同时也是TPP成员国,这就为FTAAP和TPP的对接提供了便利条件。中美两国都包含在这个庞大的自贸区中,FTAAP的最终达成有赖于中美的密切合作。
  明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举行,作为主席国,中国将肩负起主导领航会议议题的任务。(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国际金融俱乐部面临“中国式改造”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翟东升 赵宇轩 发自纽约 2015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展不小。上半年吸引了世界舆论眼球的大事是亚投行的戏剧性发展,而下半年则是人民币成功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其实,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还有一系列其它多边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跨国经济政策倡议的提出,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金砖)银行、金砖储备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也在低调但坚定地改造着国际金融俱乐部的基本构造和运行方式。
  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一系统性改造工程的主要设计者和牵头人。不少人担心这种“中国式改造”正在重新塑造“两个平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即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体现出中国意图全面挑战西方的既得利益与主导地位的勃勃雄心。但事实上,这种顾虑至少目前为止仍然是多余的。

逼出来的“中国式改造”
  很大程度上,对国际金融俱乐部的“中国式改造”是被迫无奈之举,而非中国处心积虑的长期战略部署。
  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于70年代发生重大修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划定了当今世界的货币金融规则。这个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美欧日的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些无锚的货币相互之间汇率自由浮动,对国际经贸失衡与发展失衡的调整通过IMF、世行、亚行等机构进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欧日及其掌控的这几家国际金融机构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等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也做出了不少理论和政策探索。然而考察其实际效果,这些努力差强人意。引来世人最多批评和争议的,不仅仅是美欧日和它们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所展现的傲慢与偏见,更有其政策主张的低效和虚伪。
  以IMF为例,当拉美和东亚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紧缩与结构调整。从IMF获得美元信贷是有条件的,如果受援国不顺从其政策建议就得不到贷款。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得不接受痛苦的企业破产、放开管制、货币贬值,多少年的发展成果一夜抹平,众多资产被国际资本廉价收购。但是,当美欧日自己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时候,IMF的主人们吃的却是完全另一种药:更多货币、更多信贷、财政扩张,以尽快减缓消除本国企业和民众的痛苦,却让持有美欧日货币和债权的外国人埋单。在发展金融领域,各家多边机构和捐赠国动辄号称提供了多少亿美元的支持,但是如果扣除掉中国的减贫成就,全球发展减贫的努力成效为负值,数十年来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总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中国这个异类的成功者所走的道路,在很多重要方面恰恰同西方大国和国际多边组织所兜售的那套发展路径相左。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考虑到现有多边机构财力有限而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明显衰落,中印等新兴大国在经济崛起之际,乐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多边国际机构中自然也应该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投票权,但即便是非常温和的IMF份额调整方案(2010年版)却在美国国会被长期搁置。不仅如此,2011年之后,美国政府试图推动的“TPP”和“TTIP”等地区一体化议程,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大战略意图,试图用量身定制的规则,把中国等新兴大国排除在新的全球经济规则之外。也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痛切地意识到这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更意识到这个体系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会主动削弱已经到手的利益和特权。在此背景之下,一贯谨言慎行的中国终于不得不提出自己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蓝图。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是其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而人民币国际化及其配套改革,则是要把中国从他国低息债权的储备国变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从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从而改变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的地位。与之对应,中国所倡议和设立的国际金融新机构和“一带一路”,也是意在提升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和风细雨的渐进改造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曾经以全球革命的领导者自居,认为必须用暴力打破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金融领域的话语、规则和理念真心崇拜、认真学习、努力接轨。而直至全球金融危机,人们才在心理上更加自信、更加平等地看待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今天的中国有理有据地主张改造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并不打算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更没有摆出同原有主导者势不两立的对抗性姿态。中国所要求的,不过是在原有的权利结构中逐步获得同自身的规模、能力和贡献相称的份额。
  从改造策略上看,中国首先是做和气、大气的动员说服工作。毛泽东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今天,改造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请客吃饭”。以亚投行为例,在邀请各国共襄盛举的同时,中国表态自己将为该机构的资本金兜底,从而确保能够成功设立。正是冲着中国的巨大资金实力和良好国际信用,五十多个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参与。金砖银行中的股权结构是五国平均分配的,没有主导者的后果之一就是决策效率低下,而个别国家在谈判上是出名的难缠。在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熊市的背景下,多个金砖国家的经济金融已经进入了准危机状态。在这样的时刻同这样一批国家搞金融和货币合作,不但容易被占便宜,而且还可能出力不讨好。但是,中国也在金砖合作中展现了充分的气量和耐心,支持这种气量和耐心的,是中国改造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局眼光和高远志向。
  第二个策略是分而治之,借力打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欧经济外交的工作技巧和时机掌握。对于经济仍陷泥淖的欧洲各国而言,中国和亚洲市场所提供的机会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利用它们分一杯羹的急切心情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心态,中国大摆筵席,分别邀请它们入席。而欧洲客人的突然到来又反过来坚定了几个犹豫观望中的国家的信心,韩国最终下决心置美日的压力于不顾而加入便是明证。亚投行的成功揭幕令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上颜面大失,在美国国内也饱受批评。受此教训,当下半年中国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而与各方沟通的时候,美国政府不敢再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英国之力拉欧洲,借欧洲之力拒美日,借亚投行之势推人民币入篮,可谓一气呵成。
  第三个策略是两手对冲,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开创自己主导的新机构、新平台;另一方面又继续在老机构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两者相得益彰。既要动员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又同老阵营中的相对弱势者(欧洲各国)结成权宜联盟,并且还继续维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努力寻找和强化双边关系中的共同利益点(比如在气候议题和双边投资协定上)。这种做法可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可见,中国在改造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渐进耐心而又积极稳妥地推进增量式改革。

尚有一堆谜题待解
  画龙终需点睛。到目前为止,“中国式改造”的大框架已经显示出其基本轮廓,但是笔者认为还有更重要的空白等待填补,那就是中国所构思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所主张的发展理念与道路。目前来看,中国方面并不承认西方机构的所作所为堪称“最佳实践”,认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做得比它们更好?如果说美欧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那套政治经济理念实际效果不佳,那么中国打算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何种政策主张?如果说IMF在金融危机救助时压在受援国头上的那些条款是不恰当的,那么中方在面临危机求助时该提出哪些合理可行的要求?
  在这方面,虽然中国已经体会到西方那套做法是明显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经验和主张究竟该如何理论化?这在中国的政策界和思想界还没有形成共识。
  中国道路究竟如何用一套内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概括?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还是因为分权带来的地方积极性?中国的产业成就是因为开放市场引入外资推动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业,还是因为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保护了本土的幼稚产业并利用规模优势后来居上(比如风电和高铁)?对外长期锚住美元、储备美债,对内不断高筑本币存准率池子的汇率和货币政策是否值得后发国家借鉴?支持多年高增长的究竟是本土投资率还是不断扩大的外部市场需求……
  当把目光转向未来的受援国、贷款国和投资对象时,问题更多了:如何确保这些资金起到应起的作用并安全返回?一个对华不怎么友好的政府是否可以获得信贷支持?一个对华友好但是经济政策极不负责任的政府是否应该获得信贷支持?……
  所有这些问题的中国式答案,都依赖于一个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和自身利益,并吸收了西方数十年教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老的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欧洲的舶来品,中国新的经济金融教科书则基本是西方文献的翻译本甚至影印本。当且仅当中国拥有了一整套适应新时代新需求的自主创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才能为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储备库这些跃跃欲试行云布雨的巨龙点上明亮的眼睛。(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中心副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研究员;赵宇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经济应利用好“规则制定红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中国要补充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规则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年在北京发表演讲说,世界秩序一个最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就会产生极大不满,他们情愿使用武力,而不是和平方式解决纠纷。潜在对手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历史上例子不多。美国另一位学者曾提出,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之一,是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或采取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在讲一个道理:世界规则之争往往反映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利益之争。
  中国一直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对现有的国际通行规则,中国也是遵守的。作为新兴大国,目前中国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但美国并没有接受。所以面对规则之争,中美之间缺少战略互信,战略猜疑明显上升,这对中美乃至世界都意味着风险。
  国际规则的制定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讲,成为大国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价权,世界价格谁说了算。大国是世界价格的决定者,小国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二是世界规则,能够为世界建章立制的国家是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其它国家只是规则的遵守者;三是世界责任,大国往往是世界责任的担当国或逆周期的调节国,小国是世界责任的推卸国或顺周期的调节国。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离这三个方面的大国地位有多远?我认为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
  现在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2020年前后,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将超过美国。美国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世纪后期就超过了英国,但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至少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世界领导力的交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长期过程。更何况,中国并不是寻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而是一个寻求和平共处的大国。所以,中国并不反对现有的国际规则,但要补充维护中国发展权益的规则。维护现有规则与补充完善规则之间能够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是中国当前致力的方向。
  “十三五”规划建议仍坚持中国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这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要想维护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仍需要做出极大努力。对中国下一步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所面对的风险大于机遇,国际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多变。
  要想赢得战略机遇期,把国际环境变成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建立起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就是在国际社会中,让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在世界上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在战略机遇期维护方面提升构造国际统一战线的能力,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简言之,中国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大国战略博弈应转向和平发展合作的轨道。
  中国要想利用好国际规则赢得“红利”,就必须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能打败中国,除非中国自己。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是事关发展大局的最重要工作。
  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为世界提供了如亚投行等在内的公共产品,这些都是中国走向大国的标志。人民币成功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也证明了中国30年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已经成为了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对全球有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梦”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慢就是快,欲速则不达。我们自己要有战略自信,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注定中国将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这种自信体现的是战略定力,我们要对本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入木三分的认识。

充分利用好国际上已有的对话机制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

  谈及国际经济规则,我们要把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分开来看。在金融规则上,严格来说,中美之间的“较量”还没有。中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进行新的制度建设。但中国不可能打破原有的制度,新的制度建设只是原有体系的补充。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都是这类补充。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借助资金等优势,力所能及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
  事实上,我们无需看美国脸色。比如亚投行,美国愿意加入就加入,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争取其它更多的朋友。按此思路,目前达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相比金融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度性比较明确。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成员国进行公平交易;同时WTO也允许成员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区域贸易安排,给予一部分成员更优惠的贸易待遇。这方面,美国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中国也在和其它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贸易规则的排他性比较强,但中美各自也都在进行多边的、双边的区域合作。
  虽然TPP会对中国产生一定冲击,但在TPP协议已经达成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突破口。TPP的12个成员国中,中国已经和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中日韩自贸区也正在谈。我们还有“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拓展自己的空间。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是为了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其它国家的贸易合作也看重这一点,看重更便利的、更好的市场。所以,中国的建设不一定要盯着TPP,未来中国还将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国际化过程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TPP的合理性中国可以借鉴,比如所谓“21世纪议程”,提出未来的国际贸易还是要做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方式的贸易。事实上,中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对TPP加强研究,努力借鉴。
  新一轮的全球化已经开启,我们需要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努力。我们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更要引领,中国具备竞争力,也具备制定规则的能力。一个可期的方向是,中美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都有话语权,都有影响力。
  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还是市场。过去依靠出口,现在大量进口,这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政策规定更正规化有关。即便如此,跨国公司依然青睐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是消费市场;其次,我们的优势是人才。现在,外界对中国的知识人才、管理人才、研发人才都非常看重。上世纪80年代,研发在亚洲“四小龙”,生产在大陆,如今,我们的优势还存在,只是转移了,研发可以在大陆,生产被转移到其它国家;第三,中国的优势是资本。中国原来引进外资,现在需要投资,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充足,美国也看重中国的资本优势。另外,中国的优势还在于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起初倡议“一带一路”,国际上还有些许怀疑的声音,但现在,各国纷纷表示要参与或对接“一带一路”,说明中国的管理能力较强,并被世界认可。
  今后,中国还要坚持国际上已有的机构和平台。比如不能抛弃WTO,必须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民币成功进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此外,还有利用好世界银行、G20等现有平台,甚至要将它们发扬光大。
  中国已经和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FTA,下一步就是把已经签订的协议做好,并进一步实现建设亚太自贸区的目标。中国还可以做好与非洲、拉美地区国家的更广泛合作。现有的每年一次的地区对话机制,有时看似没有签署协议,但正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中国还能把国内的市场统一起来,贯彻落实全面开放的顶层设计,那么中国经贸发展前景会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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