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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位“中国通”建言“习奥会”
  新华网 ( 2015-09-22 10:24:37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人物简介】

  肯尼思·利伯索尔(中文名“李侃如”),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维克拉姆·尼赫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艾伦·龙伯格(中文名“容安澜”),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项目主任

  纳撒尼尔·阿伦斯(中文名“安耐德”),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事务主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道格拉斯·帕尔(中文名“包道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

  迈克尔·奥汉隆,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罗杰·克里夫,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特德·卡彭特,美国凯托学会防务和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戴利,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

  彼得·菲弗,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小布什政府国安会负责战略规划与机构改革事务高级官员

【编者按】9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发生在华盛顿对华疑虑渐有升温之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美中关系正接近“临界点”,“离悬崖越来越近”。这一论断前后,中美关系确实遭遇了一些暗涌和逆风——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政界、学界普遍展示出对华忧虑。尽管中国学者屡次指出,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亚太个别国家借中国正常的南海岛礁建设蓄意抹黑中国,美国国务卿克里也不止一次表示,“对(中国在南海)单方面开发和存在军事化可能的动向深感忧虑”。
  在网络安全方面,美方也屡屡把中国视为其安全威胁。就在前几天刚刚进行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还在发言中声称,“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继续伸向涉及美国利益的广泛领域,从关乎国家安全的信息到经济机密资料和知识产权对象”……
  鉴于此,习近平主席9月美国之行被中美两国学者共同视为:“关键时期的关键访问。”
  这次“关键访问”的看点有哪些?中美之间应当如何管控分歧、增强互信?连日来,本报驻华盛顿记者接连走访了10位美国学界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他们看来,尽管中美双方战略互信仍显不足,但双方都有好的初衷,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沟通并避免误解。
  这些“中国通”们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对华认知的现有水平,当然,作为美国学者,他们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在我们看来,其中观点也掺杂着他们的“偏见”。但我们也相信,只有充分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让彼此的对话更有针对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支林飞 周而捷 关建武 陆佳飞 马修·拉斯林 发自华盛顿

中美首脑会晤应向世界传递信心
  《国际先驱导报》: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您认为这次访问的意义是什么?是否会取得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李侃如我认为,如果这次首脑会晤能向中美双方发出如下信息,那么就算是取得成功:无论双方存在什么分歧、担忧和不确定性,中美关系都将会继续前行;双方能进行有利于两国与世界利益的合作,并管控可能对双边关系有破坏性的分歧。
  过去3年里,中美就重大问题进行了合作,重点在气候变化上。3年前,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相差很远,现在的情形好了很多。这说明中美合作对世界未来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伊朗核协议也是凸显中美能进行合作的另一个领域,中美作为伊核问题六方谈判的成员,推动达成了协议,它将使中东地区在未来至少10年时间内更加安全。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其他一些领域,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令人担忧。但是,中美举行首脑会晤的目标就是确保拥有信心和互相理解,以找到防止双方分歧升级的途径。例如,在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中,我预料双方很可能宣布一些建立信心的措施,包括双方军机空中近距离相遇规则。因此,这些事情的好处就是,可以预防将来双边关系出现问题或减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就国事访问本身来说,我认为两位元首会就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举行严肃讨论。我认为他们拥有足够的机会这么做。双方就这些战略问题加深接触,对双方就地区和全球主要关切协调与盟友和友好国家的立场,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意义。
  维克拉姆·尼赫鲁我认为当两位元首会晤时,他们将讨论的是实质性的议题。我认为,认识到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很重要,因为这样中美关系将会多维发展。我相信,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的领域远远超过分歧的领域。例如,仅仅几周前,奥巴马总统致电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参与伊朗核协议谈判表示赞赏。当奥巴马去年11月访问北京时,他们讨论了气候变化合作问题,而目前中美正在谈判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在不久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在一系列领域达成70多项协议。这将表明,中美之间有一个十分积极的合作轨道。当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领域,尤其是南海问题。但将分歧与合作区别开来很重要。
  容安澜: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意义可能十分重大,如果双方能够借此不仅象征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将其作为一个机会,让两国首脑就新闻通报话题以外的问题进行真诚交流的话。

  安耐德: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访问。中美在70年前的合作改变了现代历史的进程,两国应该庆祝这一联系。今年早些时候,中日关系如何经受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的挑战曾引发诸多疑虑,但到现在为止,双方保持了较好的沟通和相对的克制,我认为这对中美关系也是好消息。尽管如此,目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双方如何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应对这些分歧,这将为今后两年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
  包道格:这次国事访问很可能为今后一年半、美国选出的新政府在华盛顿就职前的时间里,为中美关系定调。访问后,美国将忙于选举,而中国将忙于巩固自己的实力。我预料,中美双方将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步骤,来应对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

对“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沟通还不够
  Q:您如何评估奥巴马政府2009年至2015年实行的对华政策?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真的有必要吗?
  维克拉姆·尼赫鲁: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包括“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府一直明确表示,“亚太再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融入充满活力的亚洲(中国是亚洲主要部分)。美国将自身看作是唯一既是大西洋国家、又是太平洋国家的国家。
  我认为美国的理想目标是,一方面成为充满活力的亚洲的一员,并从中国的经济活力中获益;另一方面确保维护亚洲经济持续增长,防止对该地区和平、贸易与航海自由造成干扰。美国的真正利益在于确保两点:一是确保航海自由,二是反制任何国家在未经挑衅情况下通过对他国动用武力来伸张领土主张。换句话说,确保国际法得到遵守。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我想美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该会完全放心。
  罗杰·克里夫:对华政策一直是奥巴马政府总体全球战略、尤其是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军事大国,所以美国需要与中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合作,包括贸易、全球变暖和伊核问题等。同时,美国也不希望中国成为对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威胁,不希望中国扰乱目前的国际秩序。因此,奥巴马政府尽可能地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但反对美国所感觉的中国“扰乱”现状的试图——诸如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成立亚投行。
  我想大部分观察家会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多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奥巴马政府在一些方面得到了中国的协助(比如伊朗核问题),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如美国带头抵制亚投行的行动,是一个尤其令人尴尬的失败。
  鉴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与尼克松之后的所有总统的对华政策相似,这促使一些美国人呼吁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同时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努力引导中国像日本和德国一样发展成西方民主国家。一些美国人呼吁努力去孤立中国,从而减慢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另一些人则呼吁,美国还是应更加包容中国和认同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李侃如: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从一开始就被中国理解为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使中国崛起更加复杂化或者更难成功。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目的的一个根本误解。对此,即使现在给我两分钟时间,我也很难解释清楚。但我想,我十分理解白宫的想法。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中国的,而不是排斥中国。中国不是被当作敌人,相反中国处于这个战略的中心地位。但我认为,中美双方没有对此充分地或成功地进行沟通,因此导致加剧了双方的互不信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实际上缘于美国认识到亚太地区是维系美国未来的最重要地区——它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也是美国利益、接触和义务长久存在的地区。美国觉得,随着中东的战争结束,至少美国对中东战争的卷入的结束,美国可以有精力关注具有重大意义的亚洲地区了。我相信,美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但我担心这个战略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我认为美国的意图是良好的。我还认为,美国继续与这个地区深切的接触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中国能以更加平衡的观点来看待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接触,而不要将其看作根本上就是恶意的。

“战略互信应依托可落实的协议与保证”
  
Q:诚如您所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美国担心让中国夺走全球的主宰地位,中国则怀疑美国仍然是冷战思维、遏制中国。中美之间应当如何管控分歧、真正增加互信?
  李侃如:我认为,中美扩展两军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这是双方增进互信的举措之一。双方采取增进互信的措施,具有潜在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正在这么做。
  国际事务方面,现在就朝鲜核问题深化磋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中美的立场变得更加接近了,但在制定全面合作与相互支持的政策方面还存在巨大空间。
  在经济层面,如果美国能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并推动国会和其他国家予以批准生效的话,美国应该集中相当的精力促使中国加入该协定,并以此作为推动在亚太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地区性一体化贸易体制的一座桥梁。
  还有,中美举行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十分重要,相关谈判被拖延好久了,而且目前开始面临明年美国大选的政治困扰。我认为,加紧举行投资协定谈判的努力,将对稳定中美关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于南海问题,我认为美国应该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寻求什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行动界限在哪里,这很重要。美国对南海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对和平解决争端、确保航海航空自由却拥有坚定立场。美国曾经向其在亚太的盟友和朋友提出建议,应该通过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达到和平解决争端、确保航海航空自由。对中国而言,目前最重要的维持地区稳定的可行办法是,中国应该展示其在南海吹填出来的新岛屿是用于中方公开声称的广泛用途,而不是为了将其作为部署军事武器的基地。
  就总的地区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焦点放在谈判上,即使不能就最终的领土问题达成协议,也至少可以就一些原则——尤其是《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因为它牵涉到南海领土争端的许多争议方,不是一个能轻易解决的问题。
  安耐德:确实,中美双方目前缺乏互信,战略猜疑程度还处于令人忧虑的水平。至今为止,双方增进互信的努力集中于人文交流,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也认为中美的新签证政策对此很有帮助,但坦率地讲,这还不够。
  双方缺乏互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在这方面,没有比东海和南海问题更关键的了。双方都应在这个方面加强沟通并保持克制。另一个增加互信的办法是,双方都应该从采取保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姿态,转而在一些利益共享的问题上采取全球性的观念。中美仅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是不够的,如何应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才是最好的检验。
  容安澜:我认同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反过来说,两国战略互信的程度很低。造成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原因,而且解决这种问题没有灵丹妙药。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指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让许多美国人十分焦虑的原因。我们都听过中国方面给出关于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做和他们的行动是不具有危险性的解释。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国会以这种或者那种手段利用这些平台,用于经济、科技和其他类似的目的,同时中国也会借此扩大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存在。这个可能包括部署各种类型的武器系统,但也可能包括建立一些设施,以便中国海军和空军拓展在南海的投射范围。在新的人工创建的岛礁上架设雷达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所有的这些行为不仅会招致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也会招致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很显然,这种动态会进一步恶化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信。
  至少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途径是需要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互相坦诚地交流,确认哪些行为使对方不快,然后再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互相的关切。但这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南海问题还是普通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双方努力减少猜疑、加强互信的重要开端。
  罗杰·克里夫:我认为互信最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可落实的协议和保证来建立。
  美国可以声明其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而中国可以声明其将寻求和平发展,但双方总是会找到似乎与声明相反的一些证据。如果两国可以在具体问题上签订实质性的协议、然后双方都遵守各自承诺,如此反复,那么互信就能建立起来。比如,美国已经声明TPP不是为了排除中国,而是欢迎中国在其准备好之时加入。那么如果未来中国打算申请成为TPP成员并被接受,这将建立起中美一些互信;但如果中国申请加入TPP而又因为某种理由被拒绝,这将很明显地严重破坏两国互信。

“不能因中美关系存在问题而悲观看待其发展”
  Q:有人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决定未来是走向对抗还是走向合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包道格:不,我认为所谓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的想法,是过于受到媒体炒作和最近中美围绕南海、网络问题出现的关系紧张局面的过度影响的结果。人们应该深吸一口气,然后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整个局势,而不是做出一个不成熟的悲观结论。
  中美两国关系拥有巨大的互补性和共享利益——它们确保一任接一任的中美政府努力克服无法避免的困难。中美两国无法无视对方,也付不起发生冲突的代价,这种冲突将破坏21世纪。
  迈克尔·奥汉隆:我不知道我能否预测中美关系目前是否面临一个拐点。许多事情,人们都是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不过,即使双方走得有点远了,那也仍然面临机会,以修复关系。但我想重复以上我说过的话:任何时候,如果有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军力来炫耀力量,即使是为了发出信号的目的,也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认真看待。
  李侃如:中美之间确实有一些问题令人担忧,我们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寻找管控这些问题的方法,但认为我们可以因此转而推断中美未来关系将是根本上对立的,等于将双方都想避免的结局当作现实了。因此我认为,有关中美关系正面临一个“临界点”、我们努力经营中美关系的一整套前提都需要被推翻或修改的说法,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认为,中美正在进行良好沟通,以加强管控分歧。我们需要将两国广泛利益放在心上,双方都或许应该更好地理解对方对目前局势的真正看法。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期待仍有偏差
  Q:中国提出的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没有得到美方的热烈回应,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对这个关系的期望不一:中方希望美国能予以平等对待,而美方则认为关键在于中方应该提升透明度。您对此有何感想?
  容安澜:透明度才是关键,但是我认为你的问题间接地误解了美国平等看待中国的观点。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和谋求共赢是中美建立“新型”关系的三个要点,对此我认为中美双方并没有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对的。
  但一直以来,美国人不太热衷于用某个概念形容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一个对“新型”关系的主要关切是:中国不光想要美国在最大限度上认可“相互尊重”,而且特别寻求“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但是,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与美国所谓的“重大国家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让美国认可这个更详细的定义是费劲的。
  安耐德: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期待可能有所不同,主要问题不在于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双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勾画出这种关系的真实图景,以及一些具体的争端如何挑战着这个原本理想化的概念。
  这一概念不太被美国提及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已经被讨论的这么久了,应该进入行动阶段了。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相框,双方的行动决定里面相片的内容。一个框架有助于表明意图、限定讨论范围,但参与者必须用行动来展现其实际内容。
  包道格:中国如何利用“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中国的自由,美国接受中国提议的构建不对抗的中美关系也拥有理性的原因。不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对中美建立一种特殊关系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发现自己在中美的这个新型关系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美国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得不尊重盟友的意见。
  彼得·菲弗:在美国看来,中国若想美国予以“平等”对待,就必须承担起美国正在承担的全球责任,尤其是承担保障国际安全和维系全球公域条款的责任,涉及航行自由、法治、网络安全、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人权等。作为领导全球的大国,美国承担了书写这些条款的责任,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从中受益。中国如果能更多地证明自己支持这样的体系,中美关系就会越好。

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不会“一边倒”
  Q:美国与西太平洋的5个盟国和亲密伙伴——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但中国是这些国家的头号贸易国。美国是如何看待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
  维克拉姆·尼赫鲁:由于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在被纳入中国的经济轨道。中国已经成为本地区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认为,可以说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改善和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正如它们在努力改善与美国关系一样。这不是“一边倒”的游戏。
  亚洲国家在“押注”中美方面十分谨慎。它们不希望惹恼中国,因为它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它们同时不愿冷落美国,因为在过去70年来美国为亚洲的安全秩序提供了保障,从而促使亚洲经济的崛起。它们希望美国作为亚洲的一部分留在这里,继续为亚洲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它们一方面不断靠近中国,另一方面又确保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特德·卡彭特:美国领导人对这五国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感到有些不安,尤其担心中国与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广泛经济联系。对中国的共同关切是促使美国与这五国加强合作的部分原因。其中,对中国的担忧当然是美国与日本和新加坡加强关系的主要因素,在有限程度上也是美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强关系的原因。但在亚洲,就美韩联盟来说,其防范朝鲜的目的要大于防备中国。
  罗伯特·戴利:在一定意义上,美国与这五国加强合作确实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忧。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欢迎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它们同时也都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影响感到关切,这并不是由美国遏制战略造成的。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担忧是基于中国的行动、中国的外交方式、以及各国对中国的利益和意图的想法之上的。

“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是令人遗憾的”
  Q:中美两国也是十分密切的贸易伙伴。中美继续深化贸易关系的潜力何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是否会提升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速度?人民币贬值问题会否成为中美间的新争端?
  李侃如: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会对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会对谈判进行一些公开的鼓励,但现实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对一些美国公司最具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大多数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仍然是封闭的。除非中国同意在BIT中开放这些领域,否则协定就走不远。
  至于人民币贬值问题,坦率地说,我认为目前人民币贬值的幅度比较小。但我想,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沟通并不够。如果中国以渐进方式贬值,让其货币汇率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那么美国就不会有意见。但如果人民币走软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借以提高出口和提振经济的工具的话,那么就成了问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主要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和新兴国家竞相贬值货币的货币战争。
  Q: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投行抱着怀疑态度。中美双方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会提到这些问题吗?将来美国是否会在“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投行发挥作用?
  维克拉姆·尼赫鲁: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在即将开始的首脑会晤中被提及,但我认为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是令人遗憾的。要影响亚投行,与其在外围进行批评,不如从内部施加影响。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这个策略。因此我希望将来某个时候美国将会转变其立场,尤其在它看到亚投行能遵守国际标准时。这样的亚投行对亚洲和美国来说,都将是好事。
  罗伯特·戴利:我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一个主要话题。一旦中国这些倡议的目标和方法变得更加清晰,而且美国确信其治理透明和环境与人权标准足够高的话,那么美国是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

“总统大选不会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负面问题”
  Q:2016年将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将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主要辩论主题之一。这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又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其负面影响呢?
  特德·卡彭特:正如往届美国总统选举一样,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大多数候选人都将会试图展示他们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指责现任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太“软弱”。而中国官方不应把这些政治口号看得太严重。一旦走马上任,新总统将很可能认识到中美两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并会采取一个负责任的政策,而不会受竞选时的言论影响。
  彼得·菲弗:传统上,在以往美国大选中,中国话题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焦点。鉴于目前中国在南海的强硬作风,而且考虑到民主党热门人选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中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中起的作用,我认为2016年大选中,中国话题会再次成为候选人辩论的焦点。我认为所有候选人都会被要求回答他们将如何回应中国的“冒险主义”的问题, 但是这一辩论并不会导致中美安全对立升级和走向战争。
  李侃如:美国总统选举将在一年多后的明年11月举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政治问题。我不认为我能预测到大选的结局是什么样子,以及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但我确实认为,值得记住的是,每当美国大选时,总有一个党会说美国必须对中国更加强硬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牢记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实际上在每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都会有一个竞选阵营会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太“软”, 而一旦候选人当选总统的一两年后,中美关系则会照样向前发展。因此,竞选期间所说的言论并不一定反映选举后的对华政策走向。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一点。其次,中国也不会想做一些事情,导致大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负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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