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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内奸”命运沉浮录
  新华网 ( 2015-08-24 12:24:23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二战期间,在德、意、日法西斯铁蹄践踏世界和平同时,被入侵国中几乎都有一个群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内奸。
  回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内奸中不乏身份显赫者:法国的贝当、苏联的波利托夫、菲律宾的何赛·劳雷尔、中国的汪精卫……也有无数不知名的“带路党”们。他们置自己祖国和同胞的命运于不顾,不惜充当法西斯入侵者的帮凶,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弹指一挥间。二战已经结束70年,当初的内奸亦经历了命运的沉浮,有的被处以极刑,有的至今仍在遭遇清算,不过,还有的国家已渐渐淡忘了内奸的罪行

韩国篇:光复70年,清算呼声仍强烈

  光复70年后的今天,韩国社会要求清算韩奸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舆论持续要求成立新的国家机构完成韩奸财产的清算。韩国社会也在努力彻底清除日本殖民对韩国的影响,包括地名、日语词汇、生活习惯等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詹德斌 发自上海 在韩国,“韩奸”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身份,并沿袭至今。
  8月11日,韩国国会议员洪永杓对其祖父的亲日行为公开道歉。“一有机会就公开相关事实,并进行谢罪和反省。这是亲日派后孙的命运。”洪永杓说,虽然韩国没有司法上的连坐制,但国民心中对日本殖民统治愤怒的伤口并未愈合。
  洪永杓的言行浓缩了当下韩国社会对“韩奸”的情绪。

近5000人涉嫌“亲日”
  根据韩国官方的定义,亲日派(“韩奸”)是指从1905年《乙巳条约》签署前后到1945年8月15日解放为止,积极协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夺国权、进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从身体、物理、精神等方面给韩民族或其他民族造成伤害的人。这些韩奸广泛分布在中枢院、警察、军界、司法、宗教、文化、艺术、媒体出版等16个领域。韩国官方机构“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主要韩奸共有1005人,而民间机构公布的人数近5000人。
  在数千名韩奸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乙巳五贼”和“丁未七贼”了。
  “乙巳五贼”是1905年赞成与日本签订导致朝鲜王朝灭亡的《韩日保护条约》的主要5个大臣,即外部大臣朴齐纯、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学部大臣李完用和农商部大臣权重显。《韩日保护条约》签署后,韩国国内掀起了全国性的起义,并且展开了对五贼的攻击。
  “丁未七贼”则是1907年赞成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韩日新协约》的7名内阁大臣,分别是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农商工部大臣宋秉畯、军部大臣李秉武、度支部大臣高永喜、法部大臣赵重应、学部大臣李载崑和内部大臣任善准。
  当然,与伊藤博文共同署名的是李完用,排在七贼首位。
  李完用是韩国几乎所有著述中列为头号的卖国贼。李完用的主要卖国行为是他在日俄战争后转而亲日,并且负责签署1905年的第二次日韩协约;1907年李完用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之下出任总理,并且在海牙密使事件中要求高宗退位。1910年李完用以总理身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日韩并合后,李完用被日本封为伯爵,之后被封为侯爵。

后代曾享受荣华富贵
  大韩民国成立后的首届国会依据《宪法》第101条成立了“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通过了《反民族行为处罚法》。此法要求对积极协助出卖国权的韩奸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对被日本授予爵位或成为日本帝国议会议员的人、迫害独立运动家及其家人的韩奸最高处以无期徒刑,对直接或间接协助日本殖民的韩奸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没收财产等。
  不过,由于冷战蔓延到了朝鲜半岛,韩奸未能及时遭到清算。虽然日本战败后退出了朝鲜半岛,但美军政当局以及在美国扶持下成立的李承晚政府当时认为,“亲日没关系,只要反共即可”,所以不仅没有积极清算日本殖民统治的残留,反而对亲日派网开一面,启用亲日派为维护其统治服务,例如当时警察和军队主要都是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人。
  由于李承晚总统的阻挠,“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未能有效开展活动。尽管韩国首任大法院院长金炳鲁予以反驳,并要求李承晚政府协助锄奸。但是,李承晚并不理会。
  随后,“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如昙花一现般解散,相关法律也被废除。据统计,该委员会在存续期间总共调查了682件案子,起诉了221件,但法院只判决了40件,被量刑的仅14人,但没有1个被判死刑,那些获刑的人也几乎很快就被释放。此后,韩奸们隐瞒亲日行迹,继续担任政府、军队要职,他们寄生于政变和独裁,掌握着韩国政治、经济等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权。
  由于韩奸未被清算,韩奸的后代们也继续享受着荣华富贵。一项针对1000多名韩奸后代的调查称,其中三分之一担任大财阀的高管,六分之一是律师、政客或媒体人等精英,三分之一是大学教授或医生。还有统计说,43%的韩奸后代住在最繁华的首尔市江南三区,三分之一以上毕业于韩国最好的前三所大学,四分之一有留学经历。

再迟也要清算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社会要求清理韩奸的呼声渐起。不过,直到韩国首位平民、民权律师出身的总统卢武铉上台,清理韩奸才提上官方的议事日程。卢武铉总统2004年8月15日在纪念光复节的讲话中称:“朝鲜半岛解放后,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三代受穷,而亲日的人三代荣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放弃被歪曲的历史认识,这使人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事实上,卢武铉发表这番讲话之前,韩国官方就已着手调查韩奸并消除其残留。自2004年3月起,韩国国会相继出台了《查清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下反民族行为真相特别法》、《旨在实现真诚和解的过去历史整理基本法》、《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收归国家特别法》等法律,赋予清算韩奸以法律地位。依据这些法律,“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和“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调查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直属总统领导,其任务分别是确定亲日反民族行为调查对象,调查、决定亲日反民族行为以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人的财产进行清理和收归国库。
  经过4年多的调查,“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2010年出版了长达25卷本的报告,其中详细记载了1005名韩奸的亲日行为。不过,该成果也就是留下了韩奸的记录而已,因为绝大部分韩奸都已死亡。
考虑到这一点,韩国政府设立了“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调查委员会”,试图没收韩奸后代继承的财产,但也因为时间跨度太长,财产转移,移民等原因,没有取得显著成果。据统计,在确定的500多名应该被没收财产的韩奸中,该委员会在四年中总共只没收了其中的168名韩奸的土地,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前述头号韩奸李完用拥有的1573万平方米土地中,被收归国有的仅1.0928万平方米。不少韩奸后孙们强烈抵制政府的没收行为,并发起了137起针对政府的诉讼,其中还真有14件案子胜诉了。2011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最终裁定没收韩奸财产符合宪法,但至今仍有多个案子处在审理中。
  光复70年后的今天,韩国社会要求清算韩奸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舆论持续要求成立新的国家机构完成韩奸财产的清算。韩国社会也在努力彻底清除日本殖民对韩国的影响,包括地名、日语词汇、生活习惯等。这也是洪永杓议员公开致歉和反省的主要社会背景,而洪永杓告白之后,虽有称赞其勇气者,但更多的是要求其结束公职生涯。

中国篇:史无前例的汉奸大审判

  据统计,从1946年4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对逮捕的汉奸进行审判,到当年10月底,各省市法院共审判处理汉奸案件2.5万余件,其中,判处死刑369人,判处无期徒刑979人,判处有期徒刑1.3万余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蒋芳 发自南京
近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了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全景式还原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间,中国政府对128万余日军和95万伪军实施受降的内幕和经过。本报记者从档案上看到,国民政府在对各地日伪机关、产业、物资等进行接收的同时,也对汉奸分类登记造册,移送法院。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当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遭遇日本侵略,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时候,汉奸文化沉渣泛起,使力求民族独立生存的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并使当时的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汉奸比日本人可怕”
  南京的汉奸早在南京沦陷前就开始活动。日军进城后,大屠杀尚在进行中,1937年12月23日,以陶锡山为会长的“自治委员会”(下称伪自治委员会)即告成立。孙叔荣、程郎波为副会长,委员若干,另有日本人田中、松岗、佐藤等担任顾问。
  伪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始粉饰太平,掩盖日军暴行。对此,《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中均有所记载。
  当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人魏特琳记述,1938年1月1日,“当局在鼓楼公园召开大会,要求我们区派1000名代表参加,新的市政官员在会上就职。到处是五色旗和日本国旗。……我们的一位代表对此感到恶心,连晚饭都没有吃。”
  为配合日军进行大屠杀,伪自治委员会于1937年12月底开始进行“良民登记”。
  “日军是借发‘良民证’屠杀青壮年。”幸存者杨品贤回忆说。日军侵占南京前,杨品贤家住小彩霞街六号,在乐古斋商店当学徒。日军进城后的两个月,他们把豆菜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的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我们回家安居,其实是抓捕青壮年进行屠杀。当时,大院中间摆着方桌,日军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是难民,外圈是日军包围着。
  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到另一边。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中央军举手,结果仍无动静;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都举起了手,日军军官见此情况大怒,便下令把男青年全部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日军拖出去又跑回来,连拖三次,后来他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当时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记述:“我们安全区外的其他地区,日本人把居民赶成数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去。据我听说,清理出来的人有两万名,一部分送去做劳役,剩余的被枪决。”
  张生认为,汉奸在南京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极端恶劣,“汉奸比日本人可怕”是有道理的。

炸毁汪坟
  每年梅花盛开之际,中山陵园景区内的梅花山都游人如织。梅花山顶有一不大的亭子名为观梅轩,是近观明孝陵、远眺钟山的绝佳位置。然而观梅轩的地基,梅花山的“寿星宫”,正是抗战时期头号大汉奸的墓穴所在地。
  汪精卫的一生一直在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自辩。可笑的是,汪精卫的自我辩护连日本特务都觉得没有说服力。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按照汪的主张,“他本人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
  1944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尸体用一具楠木棺材装载,在其妻子及子女的护送下由日本名古屋运抵南京。伪政府给汪精卫以“国葬待遇”,厚葬于梅花山,与中山陵并列。汪妻陈璧君担心日后丈夫汪精卫遭人毁棺鞭尸,因此亲自布置其墓穴,将碎钢掺入混凝土中,灌制成厚厚的墓壁,护卫着汪精卫的灵柩。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长眠于孙中山的墓侧了。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何应钦为了迎接蒋介石还都南京,密令炸毁汪精卫墓。于1946年1月21日正式行动。
  据史料记载,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七十四军指挥官邱维达当面指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负责处理。据工兵技术侦察的估计,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150公斤,才能全部炸开。
  炸毁汪墓后,汪精卫的尸体被装上汽车,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焚化。工兵又把梅花山的汪坟平掉,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小亭子,汪坟从此自梅花山上消失。

大小汉奸都难逃清算
  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陈公博的下场是被枪决。陈公博1940年3月后任汪伪政权立法院长、上海市长,汪精卫死后,任伪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陈公博。4月12日,法庭以通敌罪名判处陈公博死刑,6月3日在苏州执行枪决。
  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则病死在了南京狱中。周佛海1938年加入汪精卫叛国集团,1940年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1946年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947年改判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在了南京狱中。
  除了大汉奸,各类中小汉奸以及在伪政府任职的均未逃脱战后清算。
  据统计,从1946年4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对逮捕的汉奸进行审判,到当年10月底,各省市法院共审判处理汉奸案件2.5万余件,其中,判处死刑369人,判处无期徒刑979人,判处有期徒刑1.3万余人。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处处长孙秋浦介绍,战后凡是伪军和地方团队汉奸被计入军事栏;伪组织行政机构计入政治类;凡是公司银行和伪合作社商会或供给日敌物资的计入经济类;凡各级学校教授及伪报社编辑记者计入文化类……所有认定汉奸均被移送法院审理。

东南亚篇:被姑息的“内奸”

  日军早期占领东南亚时,一度被当地人视为赶走殖民者的“解放英雄”,因此愿意与其合作的本地精英并不鲜见,菲律宾、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尹鸿伟 发自昆明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内奸”的下场不同,在东南亚,由于日本在战后通过赔偿、援助、投资和贸易等举措重新参与了这一地区的发展,给东南亚一些国家带来许多实惠,因此,使一部分东南亚人逐步谅解了日本在二战侵略期间造成的伤害,这样的舆论环境同时也“惠及”到了曾经的“内奸”们。

叛变的“精英”
  二战爆发期间,在东南亚,不乏一些“内奸”的身影。
  以菲律宾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5月打败美军攻占了菲律宾群岛,并将菲律宾改称比国、比岛,成立了日本控制下的“行政委员会”。日本曾经认为可以长期统治菲律宾,为了便于对当地的管理,很快与愿意效忠日军的何赛·劳雷尔合作,在1943年10月建立起了傀儡政权。双方合作成立的政体被称为“菲律宾第二共和国”,由何赛·劳雷尔出任总统,实际权力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
  期间,日本军队除了继续打击菲律宾共产党等抗日游击队,也依靠何赛·劳雷尔政府,从菲律宾掠夺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则更加特殊。印尼在荷兰人殖民统治后期,苏加诺、哈达等力图争取民族独立的本土政治人物被一直严厉打压,甚至被监禁。1942年3月日本军队攻占印尼后,考虑到对当地统治的需要,成立了军政府。随后,日本决定将苏加诺、哈达等人“解救”出来,并且希望他们为军政府服务,而苏加诺等暗藏着最终独立的愿望,双方随后进行了政治合作。期间,日本还“帮助”印尼军政府建立了新的“卫国军”,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训练,同时提供了装备。

战后大多被赦免并重用
  事实上,为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就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投资与技术援助,以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日本占领东南亚后,政治上实行军事法西斯的集权统治,经济上对占领区实行殖民掠夺政策,文化上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最终还是以失败者的身份退出了东南亚。
  不过,日本在战后通过赔偿、援助、投资和贸易等举措重新参与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鉴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存在,菲律宾、印尼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进行历史清算,因此各种东南亚“内奸”都平稳地进入了新时代。
  以菲律宾为例,由于日本在统治菲律宾期间实行了一些严酷政策,甚至在二次大战尾声时进行了“马尼拉大屠杀”,因此菲律宾民间对日本人一度存在仇恨与抗拒的态度。但由于独立后的政府没有过多对此进行宣传与引导,甚至与战后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有多方面的合作,因此对日本人的仇恨逐步淡化,更不会再追究何赛·劳雷尔等人曾经有过的“内奸历史”。
  1946年菲律宾独立,随后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让何赛·劳雷尔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后的几任总统也都没有对何赛·劳雷尔等“内奸”提出异议。1951年,何赛·劳雷尔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1954年,他还以经济使节团名义访问美国,1957年方退出政坛,后于1959年11月去世。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尼。日本投降后,印尼忙着筹备独立,无暇处理内奸问题。一些“内奸”搬到外岛,改名换姓,继续生活。

苏联篇:克格勃曾设秘密“锄奸局”

  在二战期间,通敌的颠覆者一直存在。而苏联很早就对这些颠覆分子定下了处理办法:处以极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张继业 发自莫斯科 在二战历史上,苏联虽然没有出现明目张胆充当走狗的“俄奸”,但背叛与出卖同样也在发生,这些行为主要以暗中破坏形式为主;一些人潜藏身份,大搞颠覆行动。而苏联很早就对这些颠覆分子定下了处理办法:处以极刑。

168条甄别叛徒标准
  据《红星报》报道,在二战期间苏联抓获清除奸细间谍内部破坏分子近万人。而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注册和档案局官员披露,战争期间苏联安全机关通过清查、搜捕行动共逮捕1854名伞降回苏联的奸细,交通运输机构仅在1943年至1944年就清除大约400名通敌者,军事反间谍机关“斯梅尔什”仅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就清除200多名奸细和50多个破坏小组。在二战期间苏联总共清除大约3500名破坏分子和6000多名伞降的间谍。
  随着时间的流逝,档案逐渐被披露。可以看到,克格勃当年为揪出通敌者,有自己一套非常有效的评估标准。
  如何锁定内奸?克格勃列出了168条参考标准:若此人在苏联叛国者叛逃到国外后不久才出现在苏联;或此人曾经是苏联人却消失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在祖国;会使用非俄罗斯的格言、谚语;不关心工资水平;对党和国家的动向十分了解却不知道水电费的缩写是什么意思;对地理分布、摩尔斯电码、摄影、描述人物外貌等具有高超水平;力图避免得到医疗救助;能够烹饪非本地食材……

破获叛国者刺杀斯大林案
  2008年在莫斯科曾举办“反军事间谍行动九十周年”展览活动中,首次披露苏联克格勃神秘组织“锄奸局”——专门揪出内奸的机构。展出同时还公开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谍战小故事,其中就包括苏联叛国者潜伏回国意图刺杀斯大林的往事。
  展览资料显示,二战期间,应征入伍前就劣迹斑斑的苏联军官波利托夫在1942年被德军俘虏投降后,决定投靠德国人。在向纳粹德国效忠的苏联伪军“俄罗斯解放军”中,波利托夫十分受赏识,得以进入阿伯韦尔间谍学校学习。在培训中,德方也看中了这个机灵、勇敢的学员,于是挑选他去暗杀斯大林。
  随后,德方开始在侦察和破坏活动特别行动队中对波利托夫进行单独专项训练,并为其伪造“苏联英雄”身份。不仅如此,纳粹分子还为波利托夫及妻子、无线电报务员利季娅伪造身份。有了“苏联英雄”的身份,波利托夫便十分容易减少被审查的阻力,更加不易被识破,而为了更加逼真,德国医生还在他身上制作了新的伤疤。
  按计划,波利托夫以伪造身份打入到苏联军队内部后,将逐步实施其计划——刺杀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依靠德国在苏联的间谍势力,安排波利托夫混进斯大林出席的会议或活动中,利用手枪或炸弹当场至斯大林于死地;第二套方案则是在斯大林经常通过的街道上埋伏,等待斯大林专车出现,德国情报局的科研人员特意研制出能在300米内穿透45毫米厚装甲的短筒无后坐力炮,可以将其固定在波利托夫的右臂上,用以狙击斯大林专车。
  1944年9月5日,波利托夫夫妇自以为万事俱备,乘专机准备飞往斯摩棱斯克州开始潜入苏联的任务时,殊不知早已被苏联特工了解了其行动细节,在飞机还没有到达预定地点时,就被苏军的高射炮击中,不得不迫降。他们携带的武器弹药被悉数收缴。
  波利托夫当即招供。而苏方则将计就计,让他呼叫德国请求支援,随后轻易地消灭了新派来的德国特务。直到1945年4月,德国还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结果,丝毫没有察觉到波利托夫夫妇已被识破。最终在1952年,苏联反谍机关确认此二人已无利用价值后,枪决了这两位叛国者。

法国篇:上万“法奸”被游街示众

  在清算运动中,几万名在纳粹占领期间与德国男子保持密切关系的法国妇女被剃了光头,很多被游街示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郑斌 发自巴黎
法国权威的《小罗伯特法语词典》里有几个词汇,例如collaboration和collaborationniste,它们专门指二战期间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与德国纳粹合作,以及“法奸”的附敌行为。
  二战结束后,有卖国行为的法奸遭到法国政权的清算,不仅名誉扫地,而且部分被处死。

清算上至高官下至普通人
  二战中,号称欧洲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德国的进攻下迅速崩溃,巴黎沦陷,给法国人民带来深深的耻辱和伤痛。1940年纳粹德国扶植成立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在有正义感的法国人看来,这些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法国人是典型的“法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法国解放时发生了大规模的肃清法奸运动。
  当时,法国新政府的司法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法国抵抗战士和普通百姓自发对法奸和被认为是法奸的人实施了镇压行动。随后法国司法机构负责对法奸进行审判,一些二战时与德国纳粹合作的法国官员和其他人员被审判,并被判处监禁。后来为了防止法国陷于分裂,政府对那些被肃清分子进行了赦免。
  在报复和清算运动中,几万名在纳粹占领期间与德国男子保持密切关系的法国妇女被剃了光头,很多被游街示众,受到人身侮辱。有些与德军合作的法奸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即被定罪。
  法国解放后,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贝当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贝当元帅(1856年-1951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法军作战,并因1916年凡尔登战役中指挥法军击退德军进攻而成为民族英雄,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不过,在二战法国崩溃后,贝当出任了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被视为叛国者。尽管有些人后来试图为贝当开脱,但依据近年来披露的法国史料,贝当在迫害法国犹太人和为纳粹德国服务中扮演了实质性的角色,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干净”和“超脱”。
  二战中维希政府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是实质性的帮凶。曾担任维希傀儡政府总理的赖伐尔,任内积极为德国纳粹效劳,将75万法国人送往德国服苦役。二战结束后,赖伐尔被逮捕,1945年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被处决。

将“追讨”进行到底
  2002年9月,一些法国民众举行示威,抗议法院做出的一项裁决:92岁的前维希政府高官莫里斯·帕蓬因健康原因提前释放,在家服刑。
  帕蓬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维希政权期间,帕蓬于1942年担任法国吉伦特省省政府的秘书长。当时德国纳粹把很多法国的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等集中营,其中很多人因此死亡。帕蓬在驱逐犹太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战结束后,帕蓬逃脱了政治清算,先后担任了省长、巴黎市警察局局长、政府预算部长、国民议会议员等重要职务,他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得到了戴高乐将军等多位法国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1975年,一位犹太老人为查找是谁把他的父亲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在维希伪政府的档案中发现了帕蓬在1943年2月和1944年3月亲笔签署的两份文件,证实他参与了向德国驱逐犹太人的行为。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流放的犹太人受害者家属联名向法庭起诉帕蓬。1997年10月,波尔多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并于第二年以“反人类同谋罪”判处帕蓬10年徒刑,同时剥夺了他的公民权,以及他曾获得的嘉奖和荣誉。
  帕蓬自1999年10月开始在巴黎监狱服刑。
帕蓬的律师多次提出,帕蓬因年事已高,加之身体欠佳,不适合在监狱服刑。随后,才出现了2002年街头的那一幕。
  可以说,在法国,无论是否一时逃脱了清算,但只要曾是法奸,终将难逃国家与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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