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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边缘的海外中国人
  新华网 ( 2015-08-19 10:21:42 ) 来源:
 


普通市民从韩国仁川中华街走过。新华社

  最近,155名因所谓“盗伐林木”而被缅甸法院判处重刑的中国伐木工人,在缅甸总统签署的特赦令下被释放。虽然中国工人是否“非法”伐木还有待商榷,但在海外打拼讨生活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从事底层工作或无所事事,有人梦碎,有人梦醒,还有人依旧坚持梦想。

韩国: 从事“3D”工作的打工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资捃发自首尔  2013年,正在施工中的韩国首尔汉江傍华大桥坍塌,造成正在作业的中国籍工人2死1伤。而就在此次事件发生的十几天前,在首尔附近汉江南段水管铺设作业中,7名工人落水遇难,其中3名为中国人。在更早的2008年,位于韩国利川市郊的一家冷库发生爆炸,造成40人死亡,其中12人为中国公民。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发生在韩国的安全生产事故,死伤者中中国人却占相当的比例,这引起了当时舆论对在韩国从事底层工作的中国人命运的关注。如今,这些在韩国打工的中国人境况如何呢?

建筑工人算“高薪职业”
  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在首尔做建筑工人,他告诉笔者:“以前在国内也是在工地上干活,韩国挣得更多,就来这里了。有不少老乡也在韩国,他们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像我这样在工地干活,也有人在餐厅打工。”
  张先生说,他身边的工友大多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因为这些工作太辛苦,韩国人不愿意干。
  在韩国的外籍劳工,无论身份是否合法,绝大多数都从事“3D”工作,即“脏(Dirty)、难(Difficult)、险(Dangerous)”的工作,通常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农畜业和渔业等。好一点的在工厂流水线,更辛苦的则是在建筑工地、农场或者上渔船出海打鱼。
  对张先生来说,虽然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工作强度也很大,但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高薪职业”了:公司包吃住,各种保险齐全,月薪合人民币约2万元,不仅够自己在韩国的生活,还能攒下不少寄回家。此外,每个月还有8天的假期。如果因工作而受伤,公司不仅会负担所有的医药费,还要保证病假和病假期间的基本工资,更重要的,不能在工人治疗和养伤期间予以解雇。

“我终于能回家了”
  不过,这些都是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劳工所能享受的待遇,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境遇则完全不同。
  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非法滞留韩国的外国人达到20.88万人,其中中国人占比最大,将近5万名。
  吉林的金先生就曾是其中一员。7年前,金先生拿着旅游签证入境韩国,随后在韩国南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非法滞留的日子里,金先生因经常要躲避韩国执法部门的检查和抓捕而担惊受怕,工作也没少换。
  后来,金先生在一家泡菜工厂找到了工作,虽然挣得少了,但这个工作要比工地上轻松不少。怎料3年前的一天,金先生在工作时不小心把右手卷进了粉碎机,5根手指瞬间被卷掉。
  遭此不幸的金先生,却不敢去医院治疗,因为去了医院,他的非法滞留者身份也可能暴露。最终,金先生还是被工友强制带到了医院,接上了两根手指,手术费用和后续的住院以及医疗费用共花去了将近10万元人民币,但因为没有保险,也没有用工保障,工厂老板只付了不到1/5的费用。而金先生不仅落下终身残疾,花费了几乎全部积蓄,还被遣返回国。
  金先生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国内,全家都靠他在韩国打工挣的钱养活。此前,他已经快5年没有回家看妻子和女儿了。“虽然失去了手指和工作,但我终于能回家了。”金先生感慨地说。如今,他在吉林老家经营着一家卖劳保用品的小卖店,生活虽不富裕,但至少再不用担惊受怕。

“睡着了就不饿了”
  虽然打“黑工”不合法,也没有保障,但是因为经济原因,仍然有不少中国人“黑”在或者准备“黑”在韩国。
  傍晚时分,首尔东大门区外大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堂里,人们排着长队等着打饭。小李是队伍中的一员,他手里拿着两个饭盒,排在队伍的后排。
  20分钟后,队伍的前端突然出现一阵骚乱。
  “没饭了!”
  “打完了!”
  “才打了十几个人的饭啊!”
  ……
  听到前面的动静,小李叹了口气,走出食堂。这时,一个人抱着满满三个饭盒的米饭也走了出来,一脸得意与庆幸:“我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每天吃饭像打仗一样,来得稍微晚一会儿,就没有饭吃了。”小李说,“每个人都会拿好几个饭盒,盛米饭的时候使劲按,可以多盛点儿。再盛点泡菜,加上两三个饭盒的米饭,就够一天吃的了。”
  这家食堂是国内的一家留学中介在韩国开设的,专门给通过此中介来韩留学的学生提供免费晚餐。免费晚餐的“菜单”很简单,每天两大锅米饭和一塑料桶泡菜,下午5点开饭,盛完为止。
  一个月前,来自东北的小李通过这家中介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签证,来到韩国外国语大学语言学院学习韩语。说是学习,其实是为了合法入境,学一些简单的韩语,然后“黑”在这里打工。
  “我们那儿以前好多人都在韩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呢!”18岁的小李一脸稚气,“我那时就是太小了,没有机会出来,现在出来了,但听说韩国抓黑工抓得很严,而且因为韩币贬值,挣得也没有以前多了。”
  小李说,为了自己能出来,家里借了好多债。“再辛苦,我也得争取在一两年内还上这些钱。”
  今天小李没打上饭,他也不愿意花钱在外面吃,哪怕花上3000块韩币(约合16元人民币)就可以吃上一顿饱饭。“回去睡觉去,睡着了就不饿了。”

俄罗斯:打拼艰难却依然选择留下

  他们在莫斯科住地下室、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不敢随便上街、干苦活累活、还要担惊受怕一旦市场被查封可能赔得血本无归、还可能遭遇当地人敲诈、勒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嫣发自莫斯科 俄罗斯将入境者统称为移民。在俄有多少中国人?据俄联邦移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在俄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大概为27万。按在俄经商的中国人的话说,俄罗斯“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可吃了不少苦”
  达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边陲,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之间,紧靠车臣共和国,受恐怖主义外溢效应影响,近年来这一弹丸之地被称为“俄罗斯最恐怖地带”。就是在这里,首府马哈奇卡拉也散居有数十名中国公民,从事维修、中医按摩、服装批发、加工等行业,普遍长期居留。其第二大城市哈萨维尤尔特是达吉斯坦主要的商品批发集散地,中国侨胞则集中在俄罗斯人经营的服装鞋帽批发市场上,总共有数十人到上百人。
  66岁的吴女士在这个市场经营儿童服装,她和弟弟承包了市场上的两个摊位,合并在一起摆满了小孩穿戴的夹克、长裤等,满满当当。吴女士告诉记者,在哈萨维尤尔特的中国人多数都挣到了钱,只是多少而已,她体弱多病,一年也能挣下几万块钱(人民币)。她的独子在这里打拼几年后已经回国买了房子、轿车、娶了媳妇。吴女士说,如今她已经无后顾之忧,只想趁还能工作在这里再多挣些钱。
  谈起十几年在俄罗斯的经历,吴大姐连连摇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可见多了。”她年轻时曾在国内当俄语老师,三十多岁才出来打拼,辗转俄罗斯多个地方,包括一度被视为凶险之地的车臣,最终在这里落了脚。
  “可吃了不少苦,”吴大姐说,早年由于没有合法的长期居留许可,四处躲避警察,要去外地不能坐飞机,只能在颠簸数天的长途大巴上缩在座位下方躲开警察,而从哈萨维尤尔特到莫斯科一路共有超过20个停车检查点。

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自然气候条件优越,是俄罗斯重要的农业基地,名城索契就属于这一边疆区。边疆区首府克拉斯诺达尔市聚集了一批中国菜农。据了解,中国人在克拉斯诺达尔市拥有超过一千座温室蔬菜大棚,种植番茄、黄瓜,是当地蔬菜市场的重要供应商。
  记者结识的克拉斯诺达尔五个菜农是拜把子兄弟,由老大带着从远东一路西行到达俄南部。其中一位姓于的菜农在俄经商十五年,极少回国,据他介绍,他们建的温室蔬菜大棚一个成本约七万人民币,一年七八万利润。他2013年在克拉斯诺达尔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建了180个大棚,第一茬后收回七八十万,但当年的8月,警方开展打击非法移民行动,当地570名中国农民(非法移民)被抓捕,他的大棚有两百多人被抓,投资泡汤。他后来去五山城种菜,大棚又被扒。今年形势不那么紧,又回到克拉斯诺达尔。
  在他们位于郊外村庄的菜地上,记者见到了十几个从国内来投奔他们的东北菜农,他们大多都已在俄生活数年,住在菜地边上离大棚不过几步路的简易房里,窗户用厚厚的塑料布遮挡,屋里生着炉火,烧着热炕,在寒冷的早春时节暖意融融,总让人错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做客。
  小赵是把兄弟中“二哥”的远房亲戚,一年多前从大学毕业后就从东北跟着他来到俄罗斯帮忙,是这群人中的知识分子,帮着做一些和当地人联系、统筹管理的工作。他并不会俄语,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学了不少生活用语。他对记者说,出来开了很大的眼界,长了不少本事,但就是平常生活很单调,似乎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

住地下室,不敢上街
  在首都莫斯科,几个中国大市场赫赫有名。几年前,经历了俄罗斯执法管理者几次突击检查和关停整顿后,如今中国商户大都集中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柳布利偌大市场。 
  老井在柳布利偌大市场一处卖生鲜蔬菜的二层小楼中租了一个摊位,摊上从老干妈辣酱、火锅底料到鲜豆腐、小油菜应有尽有,老井的妻子帮他料理摊位。老井还给人理发,因为相比当地人收费低廉,并且位于中国人、越南人集中的大市场,生意也还不错。
  四十多岁的老井看起来比同龄的外国人显年轻,仍然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这在以东北人为主的在俄中国人里显得有些特别,理发时他喜欢和顾客聊天,还喜欢拿出自己的剪发作品照片给人看。
  在莫斯科的大市场上,像老井这样的中国人有不少,他们也就是那些在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航班上携带大量货物,在过海关时会被俄方重点检查的背包客们;是那些遭遇俄警方突击检查不由分说全部被拉进警察局,后或被遣返、或被释放的非法外来移民。他们在莫斯科住地下室、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不敢随便上街、干苦活累活、还要担惊受怕一旦市场被查封可能赔得血本无归、还可能遭遇当地人敲诈、勒索等等,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仍选择留在俄罗斯。

加拿大:拿最低时薪的“低档累脖工”

  “累脖工”是移民朋友对“小时工”的俗称。低档小时工没有额外医保,没有休假,没有买养老保险的资格,收入往往是当地当时最低标准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陶短房发自多伦多  加拿大早期的中国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当年技术移民类别广泛、条件比较松,许多专业不对口、语言能力也不算强的人,在中介的帮忙“包装”下也能顺利移民成功。这些人多半人到中年,虽有些积蓄,但在加拿大并不算多。在国内也算事业有成,因此其中一些人自我定位不当,高不成低不就,耽搁上几年,语言既没多少长进,又拿不到当地找体面工作所必需的各种本地文凭、证书,就不可避免地坠入“低档累脖工”的行列。

轻松活,新移民想都不要去想
  “累脖工”是经历过当年这种辛苦的移民朋友对“小时工”的俗称。在加拿大“小时工”也有档次之分。高档小时工收入其实是不错的,有些还能享受一定的福利保障;而低档小时工则不同,没有额外医保,没有休假,没有买养老保险的资格,收入往往是当地当时最低收入标准。
  笔者认识的一对夫妇,本来在国内都是研究所的技术员,移民后租住在半地下室。初来乍到时每月账单只出不进,“天天心里发毛”,就想着先打工,等多些积蓄,孩子大一些再去深造。
  因为专业是社科性质,且外语也差,没有当地认可的资格证和文凭,只能干最低档的“累脖工”。那点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日常,几年下来始终没混出个所以然。想回国,孩子却哭着说“回去也跟不上国内中学进度”,也只得这么熬下去。
  加拿大虽然讲究“多元文化”,强调族裔平等,但实际上往往还是会有些新旧亲疏之分。比如这对夫妇,丈夫当年在多伦多当盘货工,时薪只有7.25元加币(1加元约合4.8元人民币),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就在同一个地盘,有个举牌子疏导交通的轻松活,时薪居然高达25元加币,可按照当地不成文的“潜规则”,只有本社区土生土长的未婚妈妈们才能优先得到这份美差,他这个新移民想都不要去想。
  妻子的英语更差,只得去华埠找工作。别以为华人老板会亲切一些,实际上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更刻薄,有些人甚至无视加拿大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她的工作是收拾鸡爪,每天要工作12小时甚至更久,可时薪只有5.5块加币,比当时的最低工资线还低。老板总是直接给现金而非当地流行的支票,这样她想说理都找不到证据。

连“累脖工”都不方便打的“黑人”
  如今加拿大移民政策变化巨大,加上国内发展迅速,符合条件的移民大多经济基础不错,语言和适应能力也较好,许多人虽然移民却仍可以“吃中国饭”,“落地”就打“累脖工”的少了,混迹底层的新移民,多数是身份有问题的“黑人”或偷渡客。
  这些人要么是通过诸如探亲、打工、旅游等合法途径入境,然后撕掉护照“黑”起来,要么索性把自己“卖”给蛇头,让后者“弄”进来。由于身份是“黑”的,他们没有工卡,连像样的“累脖工”都不方便打,只能打一些季节工、现金工。 
  笔者认识一对来自国内的“黑人”夫妇,每年夏季他们都去鸡场、蘑菇场打又脏又累还有风险的季节工。据他们说,工友是清一色的各族裔“黑人”,尤以拉美裔最多。他们都曾被鸡粪熏得身体不适,却因“黑人”身份无法就医,只得去华埠中药店买点中药凑合。
  “每年蘑菇场都会熏死人。”丈夫说,“好在我们打过工的几家都没出事,一旦出事惊动了警方,我们的‘黑工’就打不成了。”
  “黑人”和偷渡客中某些人被“蛇头”控制“打工还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还有些“黑人”听从蛇头或中介挑唆,寻求所谓“避难”,其理由和过程有时匪夷所思。
  比如笔者就听一位福建同乡会华侨说,某“黑人”同乡夫妇被移民局查获后,先自称“宗教信徒”,然后在移民局对他们进行遣返风险评估时“突击怀孕”,等移民局得出“遣返无风险”评估结果,他们的孩子也出生了,又被“风险评估”了好几年。不过加拿大政府这些年见得多,这些曾经屡试不爽的“高招”渐渐也不那么灵了。

美国:投靠亲友,却被边缘化

  像小漫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不算少数。他们虽然到了美国,也有合法的身份,但是却完全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帝发自芝加哥  住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漫来自广东,她的祖母早年来美,通过子女移民把全家带到了美国加州。可是轮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超龄,必须重新轮候,所以到美国时已经快30岁了。
  虽然小漫在中国也是大学毕业,但她的英语并不好,不过她似乎没有好好学习英文的打算,因为加州的亚裔多,倒也没有跟美国本地人交往的必要,中文就够用了。
  英文不好,找工作自然局限大。好的工作找不着,拿最低时薪的服务行业如收银员、修甲师等她又不屑去做。好在她在中国时开了一个网店,销售还算能够维持她的日常开销,反正和父母住在一起,连房租都省了。
  刚到美国时小漫出过一次车祸,索性她连开车也不学了,整天宅在家里,和国内的朋友网聊得不亦乐乎,却几乎没有当地的朋友。
  像小漫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不算少数。他们虽然到了美国,也有合法的身份,但是却完全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投靠亲友但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在美的中国移民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读书来到美国,通过在美工作进而申请到绿卡;第二种是投资移民,这些人富有,拿美国身份是为了家庭和生意考虑;最后一种则是投靠亲友而来,其中少数是通过非法途径、辗转多国才最后抵达了美国。
  这三种移民中,富人最不在意是否融入主流社会,因为他们并不长期待在美国,而是全世界到处飞,交往的圈子也往往和普通中国移民没有交集。
  读书留美的中国移民虽然因为文化差异而常常感觉到职场天花板,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找到白领工作,晋升为美国中产阶级。许多人都在大学毕业几年后便结婚买房。不少人加入美国国籍,通过手中选票参政议政,把父母接到美国同住,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中,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为吃力的,恐怕是那些投靠亲友的中国移民。美国的亲友移民政策对于成年子女、非直系亲属比较严苛,需要等许多年才能来美,等终于拿到绿卡时,年纪已经过了最佳的学习美国文化的时机。这些移民中有些来了以后也会继续上学,但仍有不少因为没有美国学历而找工作处处碰壁。小漫便是后者。

家境普通试图当兵改变命运
  和小漫的自得其乐、随心所欲相比,家住马里兰州的小勇对于自己的现状则是非常不满。小勇高中时随父母移民来美,在美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小勇的父母勤劳肯干,勤俭持家,靠着亲戚的帮助在美国站住了脚跟。但是由于孩子多,生活花销也大,加上父母完全不会英语,只能干体力工作,全家只能租住在廉价房里,还要经常拿政府救济的食品券。
  尽管如此,小勇的父母觉得生活还是能维持的,因为孩子上学缴费很少,上大学也容易拿到低收入家庭的助学金。只要工作满10年,退休后就能拿到社会福利金。
  可年轻气盛的小勇却羞于带朋友回家,贫困的家境也不可能为他创造机会去上顶级的美国大学,因此他总是琢磨着如何改变命运。
  州立大学毕业后,不甘平凡的小勇先是去考警察,几轮体能考试下来,最终在最后一关没有通过。后来,小勇看到美国常见的征兵广告,不由得十分动心:当兵挺光荣的,能磨炼意志,薪酬高而且退役后能有丰厚的退休金,读大学甚至研究生也能得到资助,买房贷款也能利率从优。而且,各级政府对于退役军人都会优先录用——马里兰州靠近美国首府,联邦政府的工作机会很多,收入不错。
  不过,小勇的母亲坚决反对,她考虑美国仍然在海外打仗,当兵就意味着每年都要去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过上提心吊胆的几个月。母子二人为此争执不断,至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一代移民在美国扎根并非易事,吃苦都是为了下一代能有美好的未来,只要能生存下来,对于是否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并不太在意。可是这些移民的孩子们如小勇和小漫,仍然面临着挑战: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无法割断,但又难以在美国社会打开一片天地,最终很容易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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