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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对华态度新观察
  新华网 ( 2015-07-29 20:15:27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消极基调甚于中日冰点期

    在安倍的长期管控下,如今日媒对华负面论调明显增加。在历史问题上,部分安倍“御用”媒体更显聒噪。日媒还把手伸向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大多持负面批评意见。如对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事,日本媒体更多的是在经营不透明等方面提出质疑。
  这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媒体的对华态度大相径庭。彼时,日媒对中国更多的是持正面论调。进入本世纪,直至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前,尽管日媒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已经抱有较为复杂的心态,但总体上还是持客观和积极立场的。甚至在日本政府2012年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关系降至冰点时,日本媒体的论调也没有近年来如此消极和负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马晓云、蓝建中发自东京 1979年5月,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曾发表一篇社论说:“有关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都出现过,两国政府同意在各自主张主权、承认存在争议的同时,将这一问题留待将来解决。这虽然没有写入共同声明和条约,但确为政府间的承诺。既然有这一承诺,就应该遵守。”
  三十六年斗转星移,日本媒体立场变得面目全非。今年7月16日,在为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辩护时,《读卖新闻》又发表文章称“日本安保环境越来越严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东海,自2012年9月日本将尖阁诸岛实施国有化以后,中国海警局的公务船等每月都入侵日本领海”。
  事实上,在安倍政府否定日军二战历史罪行、主动挑起中日领土争端的行为下,某种意义上,日本媒体正在沦陷为安倍的“宣传工具”。以至于7月20日,日本六大报之一的《产经新闻》竟然叫嚣:“(日本)民主党和《朝日新闻》等似乎在配合中国的步调,反复阐述与中国相同的主张。是偶然的一致,还是中国对日工作的‘成果’?”

就安全问题日媒对华集体“发难”

  日媒集体对华“开炮”,表现最明显的是今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峰会)前后。彼时,中国合法合理的南沙岛礁建设被个别国家恶意炒作。作为域外大国之一的日本插手南海事务,在舆论上以“敦促中国保持克制”为名,诬称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包含“军事目的”,“凭借实力单方面制造既成事实很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大报6月2日当天同时以“社论”的方式掀起对华“舆论战”,极尽指责之辞,诸如抨击“中国强词夺理称人工岛合法”等,并借此表明“日本绝不能放任不管”、“日本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利用有限的能力作出贡献”。
  几乎没有任何媒体对日本介入南海事务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在标榜“独立、自由、公正”的日本新闻界,媒体对华论调与政府外交立场显现出惊人一致,实属罕见。
  这种“罕见”的状态实则已持续一段时间。自安倍上台以来,特别是在领土争端、军事安全问题上,日本主要媒体都基本支持和肯定日本政府的主张。例如去年1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通知全国教育委员会对“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进行修改,在其中写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规定“需要让学生理解,(钓鱼岛)不存在要解决的主权问题”。政策发布后,几大报刊先后表示期待并鼓吹加强领土教育的必要性,《读卖新闻》特别在社论中强调“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日本如何开展教育是内政上的问题,他国无权说三道四”。
  再如去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三份安保文件强调增强离岛防卫应对中国。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称,之所以将防卫重心转移至南方的离岛,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海洋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与日本之间冲突的增多。《朝日新闻》也表示,“强化自卫队的机动能力,主要是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军事动向”。

安倍操控升级中日舆论战

  日媒“倒戈”政府,安倍政权作为控制舆论的幕后推手,一步步走上前台。
  今年6月,在大约40名自民党年轻议员于党总部举行的“学习会”上,多名议员扬言,应该“惩罚”反对安保法案的媒体,比如“让它们没有广告收入”。“学习会”受邀“讲师”、与安倍关系密切的右翼作家百田尚树更宣称,应该“搞垮”冲绳当地主要媒体《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原因是两家报社的报道反对安保法案和驻冲绳美军基地迁址计划。
  这些言论曝光后,引发了在野党、民众及媒体的强烈抗议,安倍晋三也承认“最终责任在于我自己”。
  安倍自二次上台组阁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加强对媒体的管控。包括:
  任命心腹出任媒体负责人,通过左右日本最大公共广播电视机构NHK的拨款权和人事任命权,迅速把它改造成传播右翼言论的私器(详情请见本报第11版);打压《朝日新闻》等传统上较为客观的媒体。安倍曾在国会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公开表示,“听说《朝日新闻》是以打倒安倍政权为宗旨,我是抱着这样的认识在读这份报纸。”安倍极其罕见地公开点名批评某家知名媒体,反映了他对媒体上不同声音的焦躁感,也可看出他“整顿”媒体的决心。
  安倍还经常在关键问题的报道上直接下达指示媒体报道方向。今年6月初,他召集各媒体负责人进行内部座谈会,席间他称,日方安保法制改革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去年12月,自民党曾在众议院选举前就选举报道向东京各电视台发函,当时担任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希姆斯不无担忧地称“(日本政府)接连数次向新闻媒体施压,已是非常危险”。今年2月,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曾发表文章披露,就是安倍在操控媒体升级中日舆论战,使两国之间的“口水仗”有时演变为具体的政治姿态和军事边缘政策。

对华负面论调持续增多

  在安倍的长期管控下,如今日媒对华负面论调明显增加。
  总体来看,日本主要媒体集体“右倾”,特别是以《朝日新闻》的转向尤为明显。
  《朝日新闻》近30多年来一直就“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涉及为日军强征20万亚洲各国慰安妇”进行报道和评论,但去年8月5日和6日,《朝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的二战慰安妇问题特辑中,却首次“承认”该报有关“慰安妇”的报道内容有误,称原因是为该报主张作证的主要证人吉田清治说谎。
  对此,不仅原来就对“慰安妇”报道持反对意见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借机强烈批驳《朝日新闻》,而且原来与《朝日新闻》立场接近的《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共同社等也纷纷与其划清界限。
  此后,《朝日新闻》开始向安倍靠拢。比如在领土问题上,《朝日新闻》就强调,加强领土教育是安倍政权重要课题“教育改革”的一环。
  在历史问题上,部分安倍“御用”媒体更显聒噪。例如,去年8月日本各媒体在“终战纪念日”发表评论,《读卖新闻》刊登社论指出主张“通过集体自卫权提高遏制力”,《产经新闻》社论称“有关靖国的论争,是不是也该打上终止符了。希望中国和韩国不要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对日本人的心情加以体谅”——公然在靖国神社问题和“慰安妇”问题上“诡辩”。
  此外,日媒还把手伸向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大多持负面批评意见。
  如对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事,日本媒体更多的是在经营不透明等方面提出质疑。《读卖新闻》刊登专家文章称,日美不参与亚投行“是正确选择”,“是否有助于中国的国策和国家利益,才是亚投行融资的判断标准”,“日美同盟应以不变应万变”。《东京新闻》评价菲律宾对亚投行的态度时称,“据认为,菲律宾暂不签字,是要牵制中国方面”。
  甚至在对中国访日游客增加、购买力提高等利好日本的新闻上,日媒也多抱有复杂心态。
  比如日媒喜欢用“爆买”一词形容中国游客。“爆买”在日本语境中很有些贬义色彩,有“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见啥买啥”之意。日本很少报道中国人如何给消费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活力;相反,日本电视台接二连三做的专题节目是披露中国游客素质如何低下、如何到哪个国家都不受待见,以及抱怨中国人买空了商店,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等。

“替中韩说话”的媒体声音越来越小

  当然,日本媒体在对中国和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也并非“全盘否定”。例如,中国和日本去年恢复首脑会谈之际,日本媒体对此表示了欢迎和支持。今年7月中旬,日本安保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时,《朝日新闻》对“日中高官对话呈现机制化”给予肯定。
  在历史问题上,去年8月日本终战纪念日之际,《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和《每日新闻》都强调,“日本与中韩根深蒂固的对立,是加害者和被害者在如何继承各自历史记忆方面的矛盾”,日本应从历史深刻反省。
  不过,日本道纪忠华智库首席研究员庚欣分析认为,尽管从某些细节看,日本舆论对待历史问题的意见呈现分化,但在对华整体报道基调上,日本内部舆论仍在不断走向趋同。“持异见的不是没有,但公开对抗者不多……台面上,似乎对抗就是替中韩说话,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庚欣说。
  这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媒体的对华态度大相径庭。彼时,日媒对中国更多的是持正面论调。
  例如,对于1998年的中美首脑会谈,日本舆论提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中美由对立走向对话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进入本世纪,直至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前,尽管日媒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已经抱有较为复杂的心态,但总体上还是持客观和积极立场的。甚至在日本政府2012年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关系降至冰点时,日本媒体的论调也没有近年来如此消极和负面。

日舆论场中的民粹主义聒噪

    目前,虽然一些日媒对于安倍政府的个别政策存在不同看法,但总体上呈现出对安倍政府“小骂大帮忙”的一面,通过渲染“中国威胁”、鼓噪民粹主义,为安倍政府修宪扩军提供借口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蓝建中发自东京 10年前,曾有中国学者到日本,慨叹日本舆论和出版业对华的态度变得如此沉闷;10年过去了,沉闷的状态有增无减。
  步入21世纪后,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频频向邻国发难。伴随着政治右倾化,媒体的右倾化同步发展。现今,日本媒体鼓吹民粹的一面愈发突出。

虚假报道恶化民众对华观感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华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相较于中国,日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属于“经过包装的狂热”。比如奥运会上,日本人一旦获得奖牌,报纸就要发号外或者在头版头条隆重报道,电视节目恨不得拿出一半的时间报道获奖运动员。再比如,如果有外国人夸奖日本人几句,日本媒体也一定要报道出来。在这种语境下,通过炒作一些丑化中国的新闻,是满足日本人自身优越感的重要方式。
  为达目的,日本媒体有时郑重其事地说假话。最明显的案例是2010年9月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
  当时,日本媒体或明说、或暗示:是吨位小、速度慢的中国小渔船主动撞击速度快、吨位大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以此来显示中国渔船多么粗暴,进而影射中国是多么得蛮横无理。
  即使从日本披露的、经过剪辑的视频上,亦可看出多艘保安厅的高速巡逻船对中国渔船围追堵截,因为越位到中国渔船的前进方向上拦截,才导致中国渔船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但是,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钓鱼岛的小册子仍坚称是中国渔船“故意”撞击日本巡逻船。日本电视台通过滚动播放剪辑的撞船一幕、以及中国“反日游行”中的过激镜头等,大幅度地刺激了观众的眼球,极大恶化了民众对华观感。
  截取某个片段,只报道“事实”,不报道真相,甚至一本正经报道假象,显然不利于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这一点也体现在日本媒体对南海问题的报道上,日媒污称中国“打破现状”,“点燃导火索”,却没有讲述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以及周边国家侵犯中国南海权益的来龙去脉。
  目前,虽然一些日媒对于安倍政府的个别政策存在不同看法,但总体上呈现出对安倍政府“小骂大帮忙”的一面,通过渲染“中国威胁”、鼓噪民粹主义,为安倍政府修宪扩军提供借口。日媒还热衷于把中国正当的历史教育指责为“反日教育”,把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原因归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而造成的。
  如此歪曲、鼓动,日本民众的对华心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出版物“厌华憎韩”博出位

  这股“歪风”不只存在于日本的报纸、电视上。从2013年开始,批评中国和韩国的书籍开始在日畅销,“厌华憎韩”成为出版界的趋势。
  有的日本书店设有“最畅销书籍”的专柜,其中林立着《难道还要搭理那个国家吗》、《那个国家没有一点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个民族为何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等指责中韩的作品。此外,日本周刊杂志上,也随处可见讽刺中韩两国的标题。
  今年3月,由日本军事评论家兵头二十八所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之弱》一书已经印刷了九版,畅销6万本。该书鼓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本自卫队面前百战百败,不过是纸老虎”等言论,极大满足了日本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
  进入2010年以来,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永远的零》、《被称作海盗的男人们》等所谓“爱国作品”成为最畅销书。《被称作海盗的男人们》鼓吹“日本人不要丧失自豪”,销售了130万本,日首相安倍晋三也赞赏“这本书非常有趣”。
  在日本,漫画等政治性的启蒙读物中的热门作品都是带有右翼色彩的,这也被认为是年轻人右倾化的显著证据。去年,最畅销的新书包括《呆韩论》、《侮日论》、《全是谎言的日韩近现代史》三册。其中,《呆韩论》前年12月5日上市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卖出了20万本,连续七周进入畅销书前十名。
  还有漫画家山野车轮所著的作品系列。2005年,他的《漫画嫌韩流》开始销售,至今累计销售了100万本,续编则包括《漫画嫌韩流2》、《漫画嫌韩流3》、《漫画嫌韩流4》,简直停不下来。今年3月,他又出版了新版《漫画大嫌韩流》。此外,还出版了《韩国中的日本》系列以及《漫画嫌中国流》等派生作品。《漫画嫌中国流》甚至诬称中国侵略,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将中韩一道列为“特定亚洲”。
  周刊杂志的“厌华憎韩”倾向也非常显著。《文春周刊》、《新潮周刊》、《邮报周刊》、《现代周刊》等杂志涉及中韩的文章几乎都是指责的内容。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赵宏伟认为,杂志在日本生存艰难,因此多用煽动性的语言引起读者注意。比如,一些右翼学者公然在刊物上鼓吹,不仅要挑动中国的民族分裂,而且要利用汉族的地域差异,挑动汉人内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日华人专家表示,他来日本20多年了,对日本做梦都想着中国崩溃的心思耳闻目睹,已经习以为常。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有媒体担心大量中国难民涌入日本怎么办。现在这些预测成了笑话,但日本人骨子里的想法没变。

网络偏向煽动社会右倾情绪

  如果说纸质媒体面容还算“温和”,那么在网络等新媒体上,日本右翼的戾气则是扑面而来。
  日本少数几家专门报道中国的网站,热衷挑选一些中国负面消息,或者挑选个别极端网民的发言,以此煽动对中国的厌恶和仇恨。这些报道常被日本雅虎网站转载,进一步放大了日本人“厌华”的感官。
  网络报道、网络言论对于制造右倾舆论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发表具有右翼、保守、民粹主义色彩意见的人,被称为“网络右翼”。他们不仅有保守主义主张,还有单纯自尊自大和排外的表现。
  在网络上,右翼不仅是受众,也是传播者。他们多是年轻人,传播自由迅速,一呼百应。他们否定日本战争罪行的留言,往往获得上千条“点赞”,反对票则屈指可数。他们煽动性的传播效果,不仅在虚拟空间“发力”,事实上已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现实。
  去年2月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右翼候选人田母神俊雄获得了61万张选票,得票率约为12%,引起民众大哗。田母神俊雄曾在选举前发表了一次演讲,尽管天降大雪,仍吸引了约200人倾听。当他讲到“侵略战争、南京事件、从军慰安妇、全部都是谎言”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投票点的调查显示,20多岁的年轻人中有24%的人投票给了田母神俊雄。
  《网络右翼的矛盾,忧国导致亡国》一书作者山本一郎认为,包括预备军在内,网络右翼的人数最多应该有120万人。
  “日本社会的保守化还封锁在网络内,对现实空间的渗透刚刚开始,而迅速加剧,则是日本陷入危机的时候。军国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战败后,日本舆论180度转弯,现在也有可能转回去。”一位日本网友如是说道。

“臭的东西就盖上盖子”
    ——日本政府如何管控媒体

    通过与媒体的定期活动,日本政府掌握着媒体议题的设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引导通常不借助通知文件,也不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而是以各种名义给记者打招呼、开非正式“吹风会”,有时直接在饭桌上进行,隐蔽性很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蓝建中发自东京 日本人常认为,日本媒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是独立、客观,以及公正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政府从未放松过对媒体的引导,一些主流媒体甚至与政府一唱一和,不遗余力为政府抬轿。

“记者俱乐部”掩盖政府媒体交易

  日本政府管控媒体有多种手段。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政府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设有“记者俱乐部”,由各大主流媒体派驻各机构的蹲点记者组成。全国大大小小共800多个“记者俱乐部”。俱乐部办公地点就在各级政府大楼内,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平时努力和记者搞好关系,经常碰头聚餐。在与记者建立起人脉关系后,就能够间接引导、管控媒体。
  “记者俱乐部”实施封闭运作,一般只接受被视为主流媒体的记者,同政府对着干的大众媒体、自由媒体人、外媒等难以加入。由于日本政府机构一般只在“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透露信息,因此主流媒体事实上通过“记者俱乐部”几乎垄断了新闻资源,形成媒体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能获得权威新闻资源,日本主流媒体当然大都要“听话”,否则就会被踢出“朋友圈”。通过与媒体的定期活动,日本政府掌握着媒体议题的设置,比如在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出台前,就会有目的地释放一些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媒体的引导不借助通知文件,也不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而是以各种名义给记者打招呼、开非正式“吹风会”,有时直接在饭桌上进行,隐蔽性很强。
  在“记者俱乐部”,最“听话”的媒体可以享受独家新闻、采访特权等便利,“不听话”的媒体受到冷遇。虽然,“记者俱乐部”是政府管控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平台,但名义上它是媒体自发成立的“民间”互助团体,非正式组织,所以其内部运作也靠各种“潜规则”维持,使得媒体与政府的配合更加不易被外界察觉。

安倍任用亲信“改造”媒体

  安倍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媒体的引导和管控。其中最明显也是最被诟病的,便是任用亲信“改造”媒体。
  以日本广播协会(NHK)为例。相对民间商业电视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NHK无疑拥有更高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因此控制住NHK,对安倍晋三实现修宪、根植自己的历史观、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意图将发挥重大作用。
  于是2013年12月,安倍起用亲信籾井胜人担任NHK会长,籾井胜人就任时便在记者会上公然宣称:“政府说‘右’我们不能说‘左’”、“不能离日本政府太远”等。
  安倍还任命了百田尚树、长谷川三千子等人为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曾为右翼人士田母神俊雄竞选东京都知事站台,其间攻击其他候选人是“人渣”;而长谷川三千子也曾撰文吹捧右翼团体的领导人。
  除了向NHK开刀,安倍政府还十分娴熟地运用“萝卜加大棒”手法,不动声色地收服媒体。上台后,他只接受“听话”的媒体独家专访,还经常把独家新闻提供给《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御用”媒体。他经常与日本各大主流媒体首脑等高层聚餐,拉拢关系。而这些宴请没有一次发生在首相的官邸,都在氛围更亲密、更欢快的私人餐馆里举行。

“御用”媒体迎合安倍政府煞费苦心

  去年,安倍政府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加强对信息的控制,媒体擅自发布或窃取被视为“政府机密”的信息将受到严厉处罚。《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前后,日本坊间反对声一片,以《朝日新闻》的观点为例:“该法可能被用来对付试图获取政府信息的媒体组织和公民组织。一旦该法遭滥用,则不能保证将永不会被用于控制或恐吓那些不屈从于当局的新闻组织和公民组织。”
  此时,安倍政府“转移视线”、“酝酿造势”等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一些保守的御用媒体捕风捉影地热炒所谓“中国间谍”问题,试图转移舆论注意力,冲淡、稀释人们对争议政策的反对。
  在安倍政府的改造、引导下,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已经习惯性积极配合政府,有时甚至比政府还表现得迫不及待。
  近几年来在安倍政府一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中,日本最大的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和右翼的《产经新闻》一直为政府冲锋陷阵。它们经常会做出一些符合安倍口味的民意调查,为首相撑腰。
  比如,去年4月至5月,日本媒体就“应不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民意调查。单看反对意见的比例,《朝日新闻》达56%,《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的联合调查显示反对率有49%,共同社调查为52.15%,都高达50%左右。而《读卖新闻》进行的调查中,认为“不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只有25.5%,《产经新闻》和富士新闻网(FNN)显示的数据只有25%,这些截然相反的数据对照令人惊奇。
  其实答案正隐藏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调查提供的选项中。它们通过设立一个“允许在必要最小限度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中间选项,让受调查者集中选择了这个答案。
  上智大学新闻学专业教授渡边久哲指出,在舆论调查的提问中,为了诱导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般通过5个措辞来诱导:“根据情况”、“如果慎重研究”、“必要最小限度”、“无奈之下”、“如果有缘由”等。这两家安倍御用媒体就是特意制作了“必要最小限度”这个暧昧的条件,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再比如,今年6月,共同社实施的一项全国电话调查发现,27.8%的人“赞成”安保法案,反对者高达58.7%。显然,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是说“不”的。但是《读卖新闻》其后同样就此问题实施的电话调查结果却显示,40%的民众赞成,48%的人反对,没有回答者占12%。
  《读卖新闻》在选项设置上又玩起了“花招”,它在调查的提问前加了一段话:“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加强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准备扩大自卫队的活动”。如是,通过提前设问令受访者忽略考虑自卫队员死亡风险、日本卷入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的危险性等,力图诱导受访者选择符合报纸意图的选项。
  主流媒体进行的舆论调查数字,经常在国会答辩中被引用。以《读卖新闻》的舆论操作为根据,执政党便可以声称“在国民中,支持和反对是均衡的”,从而提出与现实情况不同的主张。就这样,《读卖新闻》与安倍政府上演了一出无缝对接的“好戏”。

“狭隘民族主义”促媒体倒向安倍

  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够严控媒体,使之为政府利益服务,除了利用权力之手强压媒体等做法,日媒特有的所谓民族主义、“羞耻心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素有“臭的东西就盖上盖子”的谚语,反映在媒体上,意指:对于影响“大和民族优秀形象”的内容,报纸倾向于不理不睬。6月8日,日本学界281名知识分子就日韩“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发表声明,要求安倍晋三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负起责任解决问题。对于这样一条“轰动”的新闻,一个奇怪现象是,日本主要媒体竟“置若罔闻”,几乎都没有报道。这类情况在日本的采访现场也不少见。今年5月,16个日本团体发表“正视历史”的声明时,日本记者几乎没有一人到场,来自韩国、中国的记者则占据了现场媒体的绝大多数。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现在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感。他们尤其对中国经济和国力的发展心态复杂。反映在媒体上,集中体现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安倍上台后,其勾勒的“美丽日本”、所谓“正常国家”的说辞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但现实中,安倍却比“实现一个正常的、一个国际秩序的更有效保护者”走得远得多。第二次出山前,他曾明确宣布,如果自民党再次执政,“有必要修改(约定在教科书问题上照顾周边各国的)宫泽喜一官房长官讲话、河野讲话、(对亚洲各国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首相讲话等所有的讲话。应该拿出政府的新见解。”
  安倍政府的右倾加剧并助推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一来,媒体为安倍图谋集体“发声”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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