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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把文学当成信仰
  新华网 ( 2015-06-24 10:20:45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图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严歌苓,海外华人作家、编剧。1957年11月生于上海,在安徽马鞍山长大。12岁参军,考取解放军成都军区歌舞团,后踏上文学道路。1986年,严歌苓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代表作有:《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和《白蛇》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她(万红)凝结着我很多作为军人的光荣和悲壮甚至悲哀、无奈,这部是跟我的经历很贴近的一个作品。

  ★假如一个作家要去照顾读者和市场的话,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文字消费品,是娱乐品,不是真正的文学。

  ★一个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不能变成画面的,因为好的文字在读者脑子里、在读者的想象力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见到严歌苓,对大陆读者来说似乎并不难,每年她都会回到国内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她十分高产,长篇小说往往以每年两部的频率出版,其间还穿插着频繁的影视剧本改编工作——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剧场》就是她编剧的。她的活力和高产,或许跟13年军旅生涯习得的那股刻苦与自律的军人精神不无关系——她通过每天不间断的6小时写作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继此前写作的几部军旅题材作品后,今年5月,她出版的小说《床畔》(原名《护士万红》),表达了她对崇拜英雄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致敬和反思。

有信仰比没信仰好

  《床畔》讲述一名年轻漂亮的野战医院女护士万红,一辈子照顾成为植物人的铁道兵连长张谷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严歌苓脑中酝酿了20多年,随着外交官丈夫工作地点的变更,故事手稿被她从美国带到非洲,再从非洲带到台北,现在又带到德国。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严歌苓说,万红不识时务地想通过保护英雄使自己逐渐变成英雄,让她感动落泪。她说,我们不一定要跟万红一样非得信仰英雄主义,但有信仰比没信仰好。“这里有我自己爱自己的成分。我也是一个很认真、很坚持的人,我把文学当成信仰,我就是想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我还信仰的是朋友之间的忠诚,信仰一个家庭要抱成一团,成为现在社会中的温暖堡垒。”
  《国际先驱导报》:19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现在网上却充满了对英雄的各种质疑。
  严歌苓:我记得大概是1974年,我们去农村拉练——部队每年冬天的长途野营训练,我们去看望黄继光的母亲,黄妈妈讲了很多黄继光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当年要去西藏演出,我只有大概十二三岁,我们每个人要写跟“遗嘱”类似的东西:去西藏演出假如遇到生命危险都是在所不惜的,那就是我们当时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最近,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我说到董存瑞和黄继光时,大家都笑了,实际上董存瑞和黄继光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他们牺牲自己保护大多数人,他们永远都是英雄群体的标志性人物。
  假如说“80后”、“90后”不再相信英雄主义,认为都是政治宣传的后果,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说。其实,在特别推崇信仰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个人自我的存在,而在自我的存在被正视之后,又会有一个反弹的时期——把过去所有崇尚的东西都推翻、颠覆,处在一种缺信仰的状态里,我们正好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正如我在《床畔》后记里写到的,自我反弹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因为长期被压抑、被否定,好像一个人只能追求“超我”。而本能到超我之间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自我,我觉得这是现在对所有超我概念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Q:上次问你,最喜欢你创作的哪个人物?你说是“王葡萄”(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的主人公),这一次说是“万红”,为何变了?
  A: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万红是我刚刚脱稿看过的,当然印象最深。用女人生孩子这个概念来说,她是我最小的、刚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最爱这个最小的。万红是我对整个军人生涯的一种反思,以及军人究竟在我13年的军旅生涯中给过我什么样的形而上的意义。万红是对这种自问的一个回答,所以她凝结着我很多作为军人的光荣和悲壮甚至悲哀、无奈,这部是跟我的经历很贴近的一个作品。

回国后的生活容易失控

  严歌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赴美留学,此后走上职业作家和编剧的道路。如今,她过着在国内外穿梭的生活:在国外是写作和生活,回国是工作和交际。
  “我是一个很认真做人家朋友的人,我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大量的朋友。在国外的生活比较清静,没有谈业务,我少年在部队度过,希望生活是有结构的,每一天不要失控,而我觉得在国内的生活,常常会失控。”在国内,她觉得一天之内会发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事情,酷爱运动的她常常把这项爱好也取消了,所以她很害怕回国呆很长时间,“我只管我自己,以我自己的写作和读书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位置。”
  Q: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喜好来选择写作题材,会不会不太照顾今天年轻读者的需求,例如,《老师很美》似乎就没有以往作品那么吸引人。
  A:可是也有很多读者跟我说他们看得都掉泪了,我在美国的一个女朋友说“Perfect”,我听到的反馈都不一样,那么你说没有其他作品吸引人,那也是你的诚实的看法。当然每一部作品出来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作家都要接受这种现象,不能每部作品出来每个人都说好,那就奇怪了。
  尤其去探索一种自己不熟悉的新题材,那更要有思想准备了,读者可能会有很尖锐的批评。至于是否要照顾现在的年轻读者的兴趣,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要写他自己心里真切的和深切感受到的东西。假如一个作家要去照顾读者和市场的话,他肯定是完蛋的,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文字消费品,是娱乐品,不是真正的文学。所以我是一个特别尊重、忠实自己内心感觉的人,一个不尊重内心感受的人是不能创作的。
  Q:你的写作速度太快,几乎一年两本小说,你在追赶什么吗?或者,它们只是出版社编辑催促的产物?
  A:你说的确实对,因为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自己也是一种说不出“NO”的软弱性格,特别是出版社的编辑、总编都是我的老朋友,对我来讲朋友要我帮什么忙我总是会去考虑的,而且一旦答应,我肯定会做。其实我们的文学前辈里有很多非常高产的作家也写得非常好,我嘴边就有三个人:D·H劳伦斯、茨威格、毛姆,这些作家才是真正的丰产。
  写得快是外界逼迫的原因,写得好、自己想写的是自己本身的创作力,这跟我讲过的我有躁狂症、躁郁症有关。有时候觉得这种不写作的生活是缺乏凝聚力的,也是不让我high的生活。所以我每天争取能够写一点,就觉得一天就有了一个主要支柱。国外的生活那么宁静,孩子上学、老公上班,我干吗呢?对吧,所以就是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写作和读书,反正没有比写作更好的事儿可干吧!

文字有影视作品无法呈现的魅力

  严歌苓现在与美国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和女儿一起居住在德国柏林。严歌苓说,女儿很爱玩,中文很差,“我为了刺激她学中文的兴趣而跟她说,妈妈是个作家,真正的妈妈有一大半在小说里,所以如果你不去看小说你就不认识妈妈那重要的一半。”
  Q:你的生活最近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对德国是否越来越喜欢?
  A:我现在还是住在柏林,以后会不会搬走也很难说,也许明年回到美国去。我非常爱柏林,因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有过两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的城市,它离东欧和西欧都很近,有很多大的博物馆、漂亮的森林和河流。我感觉它像一个作
  家的放逐地,作家可以自我流放到这里,不受干扰地写作,时不时地出去逛逛博物馆、看看画,然后有一个稍微长的间歇可以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游,在这里生活特别特别的理想。我也很喜欢现在德国的政治,它对二战之后的反思,它对战争的厌恶。对我目前来说,德国是比较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Q:《上海舞男》是否已经基本完成?
  A:《上海舞男》我现在还在收尾,有时候觉得还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自己还要再修修改改。这也是一部比较短的小说,在过去也只能算中篇小说,几本小说加在一起其实都不如《陆犯焉识》近四十万字的规模,这几年其实我还是挺注意休息、休闲的。
  《上海舞男》还没有写完,就被人预定了。电影版权也应该已经卖出去了吧。我经常劝那些买我版权的人,你们应该好好看看或者让你们相中的导演好好看看,看完了再做决定买不买。我签约的这家影视公司对我所有的作品都表示要一网打尽吧,所以我一劝说,反而显得好像吊人胃口了。
  Q:上次,你说以后多写“抗拍性”强(不那么容易拍成影视剧,更加具有文学性)的作品,《上海舞男》算是吗?
  A:“抗拍性”什么的其实那也只是一句表示自己很执拗的话——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作品都能拍电影,我就偏偏不想让你们拍电影。现在对我的作品影视剧版权购买大概已经成习惯性的了。其实很多作品都没有被拍出来,很多也都过期了,过期了还有人接着买,对我来讲,经济上的收益总是一个好事儿吧。但如果把《小姨多鹤》的女主人公拍成一个中国人,也是不对的。对自己的作品是否被拍成影视剧,我也常常是很矛盾的。
  我说的“抗拍性”意思不是说文学性强就不能拍,一个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不能变成画面的,因为好的文字在读者脑子里、在读者的想象力里自然就形成了画面。用文字创作出来的印象比画面本身要高级,更加刺激审美主体的想象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说《洛丽塔》文字非常美,后来就拍出两版《洛丽塔》的电影,洛丽塔让人看起来不如小说里的那么可爱,而且故事怎么也讲不好。小说本身是具有极大的戏剧张力和极好的戏剧人物关系,为何把它变成戏剧时反而不好看了呢?我觉得小说里文字本身的那种魅力是画面没办法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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