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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刻意隐藏的日本实力
  新华网 ( 2015-06-23 17:24:47 ) 来源:
 


日本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私有企业中。图为6月8日,一艘日本国际货轮停靠在东京港。法新社

    编者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败国一方,日本却仍在“高调”地展示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近期日本又在诸多场合炒作南海问题,渲染南海局势紧张,影射和指责中国。有美国老大哥撑腰——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同盟的全球化属性,日本仿佛可以在制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事实上,日本韬光养晦的70年,仰仗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和平主义。如今,日本蠢蠢欲动,展露野心欲谋地区霸权,底气何来?

藏富于民:日本的经济稳定

  低位徘徊但始终稳健,日本还会凭借强大科技实力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蒋立峰发自北京 近20年来,日本经济则始终低位徘徊,在经济总量计算上已被中国超过再次位列世界第三。为维持经济低速发展,发行国债、增加税收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自身的经济报告早就指出,多年来日本债务沉重,至2015年政府债务累计已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30%这一惊人程度,换成其他国家经济早已破产,但由于日本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并继续提供大量外援,国际社会仍然看好日本,相信日元。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干涉,日元仍会保持汇比高位不变。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近年来尽管日本的政治基本面左摇右晃,但其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仍处于基本稳定、连续发展的态势。

经济稳定有三大支柱

  日本经济能够如此表现,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支撑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是,和平主义、法制建设及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的宪法限定日本的国家交战权,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主义,加之周边国家的监管,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定义宽泛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发过“朝战”财、“越战”财,但没有日本人去海外直接上前线打仗。日本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也是以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战后日本建设成为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律神圣,法官最得日本国民崇信,政官界基本廉正,不敢腐败。而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值得称著的就是藏富于民和发展适度。

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所谓藏富于民,与近代日本追求的富国强兵恰好相反,是通过经济发展首先富民,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富国。
  实事求是地讲,20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和实现,国民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成倍增长而大幅度提高,从而迈出了富民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此后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基本达成了富民的目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家庭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社会住宅拥有量超过社会总户数,人均超过1室,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5平米。表示社会发展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5左右,表示社会家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大大低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从社会总体而言,在物质生活已达到初步丰富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目标开始由物质丰富转变为精神丰富、心灵丰富。在1983年,追求物质丰富者只有37%,而追求精神丰富、心灵丰富者已达到46%。到1990年,户平均年收入增长至62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4.97元),储蓄额增至1350万日元,负债额350万日元,纯储蓄额1000万日元。当年出国旅游的日本人接近1000万人。这时的日本人仅用1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惬意地进行一次环球旅游,充分感觉到了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滋味。这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藏富于民的最好说明。

“中流意识”节约社会资源

  所谓发展适度,指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上,这一发展速度以能抵消社会发展损耗而略有剩余为佳。近30年日本的经济发展即如此。2%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日本经济避免了衰退,社会避免了动荡。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国民中形成的“中流意识”,生活富足稳定、社会贫富差距小,这是产生“中流意识”的主要条件。所谓“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中等的意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时开始,具有“中流意识”者便达到日本人的九成,可以说“中流意识”已成为社会意识、大众心理的主流。日本人虽然有很强的竞争性,但在生活追求方面,多数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富足幸福,便安之若素,不追求过分的奢华,不会拼老命去追求积累巨额财富,当亿万富翁。在日本各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小区,规模相当但风格各异的独栋住宅拥挤在一起,满满当当,很难见到有豪华迥异、阔大独特的住宅位居其中。这是日本人从众心理、“中流意识”的明显反映。日本人有钱但很少用于炒股,投机意识淡薄,与其投机更重视实干。所以,日本的股市基本上还是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是经济基本面的“读写器”。
  日本的“中流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是限制了个人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扩大,从而大大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维持稳定的社会成本。日本的现实发展提示人们,当社会富足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无论怎样“扩大内需”,其效果是有限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发生质的改变,由追求量的突破变成追求质的突破。这是好事,也是规律。现在有一种观点称此种现象为“经济停滞”、“高收入陷阱”,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发展的“陷阱”,而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需要的发展的限定。

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

  其实,关于藏富于民,还包括一方面的内容,即将大量财富“藏纳”于私人资本或称私有企业之中。战后初期,GHQ指示解散财阀,旧财阀等私人垄断资本遭到打击。但至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垄断资本开始重新发展,至60年代末,三井等六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应地位已超过了战争时期的十大财阀。当时全日本10亿日元资本以上的法人企业有1099家,仅占企业总数的0.13%,但在各制造业资本中占据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资本超过100亿日元的法人企业有五六十家。
  几十年来,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巨大企业的贡献。实际上,日本的技术能力主要蕴藏在这些巨大企业中。在日本近代史上,从1922年起至战败投降,日本共建造航空母舰28艘,如果不是因为原料缺乏,日本在战败前夕甚至也会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这都是日本技术水平的体现,而这些技术能力和研发队伍,在战后均由这些巨大企业继承下来,成为此后日本成为科技大国的基础。需求和科技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而在需求限定之后,科技的推动作用更显重要,而这恰恰是日本的长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化过程中,日本不会落伍,科技实力强大的日本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对此,可谓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隐军于市:日本的战争潜力

  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但日本的军工产业基础、民间产业动员能力,都颇具扩张潜力,能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华山发自北京 战后,日本受到各种国际国内法律及政策限制,难以全力发展军备。但是,为建设潜在的军事大国,并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军备之路,那就是“隐军于市”——将军工生产能力扩散于整个工业基础,扩大和夯实自己的战争潜力。一旦战争爆发,日常打造的自卫队将掩护国家转入战时动员,而战争潜力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将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一家饭,两家吃”

  如果观察日本的军工企业,就会发现其与别国的重要不同:在日本,生产军品的大企业,其实都不以军品为生,其对军品销售的依赖程度很低。例如,在日本前十大军工企业中,仅有三菱重工的军品依赖程度超过10%(即每年有10%以上的销售额是军品业务所得),其他如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菱电子等企业的军品依赖程度均低于10%。
  而在世界上,军工企业往往是专业化的防务生产集团。如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雷锡恩、诺斯罗普-格鲁曼,英国的BAE系统公司、欧洲的航天防务集团等。即使是波音这样的民品巨头,其军品收入也在整个集团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
  那么,日本为何形成这种体制呢?
  答案很明确:为了扩大军工产品的产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的规模有限,装备订货也就有限。这意味着,如果仅靠自卫队装备订货,很难在一个行业养活多家专业军工企业。但是,如果每个行业——如军用飞机行业——仅有一家企业,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仅有这家企业可以快速转入战争动员,而其他企业将完全没有生产军机的经验。
  为此,日本采用了“一家饭,两家吃”、“一家饭,多家吃”的办法,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如此一来,这些企业的军品产能虽在平时“吃不饱”,但在战时却可以同时开足马力,大幅加强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动员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潜艇。长期以来,自卫队的潜艇都是由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厂和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轮流生产的,他们的竞标毫无悬念:今年是你,明年是他。两家企业的潜艇生产线均在神户港,相距不过几千米。自卫队共有16艘潜艇(目前正在扩编为22艘),每年开工一艘,退役一艘。无疑,其中任何一家企业都具有每年生产一艘潜艇的能力,但防卫省就是要维持两家潜艇生产企业。如是,一旦有事,这两家企业均可以全力生产潜艇。
  与之类似,自卫队的驱逐舰、辅助舰艇等生产也采取相仿体制。

“硬币另一面”是价格奇高

  同时,日本还极为重视军民两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力争将军品生产的部分基础产能分解融入民品之中,这样可以大幅降低军品成本,且可以依托民品的产能保证战时动员能力。例如,日本的电子工业较为发达,其侦察卫星、雷达等所需的元器件,都可以由NEC、三菱电子等企业依托民用技术提供。又如,日本的汽车行业较为发达,因此,其轮式车辆研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民用技术,从而省下大批基础开销,而各大车企的产能,战时也可以为自卫队所用。
  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这种体制设计也有其问题。例如,要用某一类军品同时维持多家企业的生产线,就需要以有限的产量提供高额利润,才可能有足够大的“蛋糕”可分。这就造成日本军工产品的造价奇高。无论是坦克、战斗机,还是潜艇、驱逐舰,日本产品的价格大都是西方国家同类价格的两倍,这是无法用“劳动力成本高”等借口解释的。
  此外,日本的民品行业并不完善,还有诸多短板。例如,日本的航空工业并没有类似于波音、空客这样的企业,因此也很难通过民间企业为军品提供产业基础。三菱重工等企业的航空部门,几乎完全依靠自卫队订货,仅有少量国际民品分包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卫队几乎养着整个日本的航空工业。因此,日本国产战斗机的价格之昂贵,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军工产业体制面临新挑战

  在新的时代,日本军工产业体制、战争潜力的规划思路,还面临新的问题。
  首先,日本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低迷,对于日本的军事潜力显然造成了重大影响。近年来,日本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在诸多领域全面后退,这必然导致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工业潜力相对萎缩。
  其次,由于军费有限、主战装备则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涨价”,日本已经不得不部分放弃了此前“分散生产”的原则。例如,日本曾经有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两家企业生产战斗机,但如今已经收缩为三菱重工一家;坦克和步战车则完全交给了三菱重工;各类弹药则由大金生产……在此情况下,“一家独大”的局面,造成部分军工产品缺乏竞争,这使得防卫省在招标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战争已经与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有了巨大区别:战争的进程越来越快,战争的时间越来越短,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打击力量使“前方”与“后方”的界限愈加模糊。一旦发生战争,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一国的工业潜力是否能够像二战中那样得以充分动员?所谓后方的制造业基础是否可以不受战争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谨慎论证的问题。在此方面,日本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长期在世界军费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国家,日本无疑拥有雄厚的战争潜力。如果日本未来建立所谓的“国防军”,并寻求加强军事力量,其军工产业基础、民间产业动员能力,都颇具扩张潜力。但是,如果以一场突发的冲突甚至战争为背景考察,则日本基于二战及冷战经验建立的军工生产体制和动员体制,能否满足新世纪的要求,目前尚是个未知数。

拥有全球第一海外资产的“忍者”

  日本是一个“务实主义”至上的国家,真正谙习“韬光养晦”,在没有“露狰狞”前很善于忍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符合他们蓄势待发的强国大计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大光翁永斌发自北京 有观点认为,以“忍者”自居的日本人,海外资产膨胀已具备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实力。而所谓的“日本经济衰退20年”,自始至终都不过是日本自制的一个烟雾弹而已。甚至有统计指出,如今的日本海外资产已经超越本土1.5倍之多,日本每年整体GDP(国内生产总值)都在持续增长,实际上日本已具备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实力。

海外资产全球第一

  一国的海外资产包括本国金融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外国证券和债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等,海外净资产是一国持有的海外资产与负债之差。
  据统计,日本持有的海外总资产在2012年底就已达到661.90万亿日元(最新汇率1日元约合0.05元人民币),同比上升13.8%。其中,外国证券持仓量达到305.11万亿日元,而其中80%是固定收益证券,其余是股票;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8.95万亿日元,达到109.46万亿日元;海外直投达89.81万亿日元。2012年日本海外净资产达296.32万亿日元,同比增加12%,创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了2009年268万亿日元的峰值,连续第2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
  日本央行自2013年以来推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在导致日元大幅贬值(2013年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下跌了22%和28%)的同时,助推日本海外净资产再创新高。日本财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比2012年增加了20.4%,达到了797.1万亿日元;海外净资产额为325万亿日元,较上年增加9.7%,再创历史新高。
  2015年5月22日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增加13%,达到366.9万亿日元。至此,日本已经连续24年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具体而言,日元汇率持续走软,令日本海外资产增加19%,达到945.3万亿日元。日本的对外负债上升23%,达到578.4万亿日元,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对日投资增加所致。

海外并购持续增长

  日本海外净资产的增加,无疑是海外投资势头增强和汇率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企业不断地进行海外并购,推动海外资产总量的提升。据统计,2013年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件数达到499起,2014年一季度海外并购件数同比增长26.9%,保持较高增长,并刷新纪录。
  在日本国内经济萎靡及日元进一步贬值的威胁下,日本企业争相收购海外资产,且似乎愿意高价买进。今年2月,日本邮政控股有限公司公布业务发展战略,表示将以50亿美元收购澳洲Toll货运公司。同样是在2月,佳能及近铁运通接连宣布公司历来最大宗的海外购并案,而日立及旭化成也发布购并的消息,使得日本企业两周来的购并交易规模达到133亿美元左右。
  今年前两个月,日本大型退休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资者大举购买多达420亿美元的海外股票和债券。4月德意志银行称,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和日本其他机构将购买50万亿日元的海外资产。
  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今年前三个月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金额已达340亿美元,超过去年整年560亿美元的半数。相较之下,自2011年以来日本国内交易金额已减少逾半,2014年创下16年低位360亿美元。由于日本未见成长,企业即押宝海外公司,积极投资成长中的国外市场。日本央行为提振消费及投资而实施刺激措施两年之后,日本除金融以外的企业手握大把现金,如今其中的部分资金被挪为海外购并之用,而且这股趋势料将持续下去。

海外资源土地面积已达本土10倍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矿产资源极为贫乏;但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大多数矿产品的需求量却均居世界前几位。离开世界丰富、低廉的矿产原材料的供应,日本的经济就会陷入瘫痪。为了保障矿产供应,确保经济安全,日本一直把全球当成舞台,通过实施全球矿产战略,在矿产资源全球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
  在战后反思时,有的日本学者曾直言不讳地称,日本过去所采取的“国力=军事力量=资源实力”的方针没有错,但方式上欠妥当,不该用露骨的、直接的领土扩张方式,应该用含蓄、间接的方式进行全球资源再分配。因此,战后日本不得不转换方式,一方面通过“经济/技术援助”等措施改善与资源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公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等促进性机构,制定和执行鼓励政策,全力支持日本公司的跨国矿业经营(包括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财政、金融、税收、技术、信息服务等手段)以及通过财团参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战略,重新挤进各资源国;同时建立战略矿产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日本实施矿产全球战略的主要措施是:政府、企业、事业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发挥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建立矿产资源全球供应系统,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跨国经营队伍,形成一大批海外矿产资源基地,确保其矿产的稳定、长期和安全供应。日本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多条渠道、多种方式的保障矿产资源长期稳定供应的机制和体制,促进市场机制与海外矿产勘查开发工作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实现有效获取海外矿产原料的目标。据估计,日本海外资源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日本本土的10倍。

“哭衰”只是“阴谋”

  十几年前,日本就曾放出“经济衰退”之说,甚至把“衰落”的原因归咎于邻国中国的“崛起”。他们一边哭衰一边热炒中国“崛起”,把“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高帽送给中国,一些中国人沾沾自喜,但也有清醒的旁观者没被日本“唱衰”自己的表象遮蔽双眼。
  早在八年前,香港媒体就报道了“日本哭衰”的原委。报道所阐述的情况正是世人急需认清的真相:在世人眼中,过去的十年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增长持续低迷,国内问题百病丛生,日本人一直在哭穷,在叫苦,似乎世人反倒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悲悯与同情。然而,这一切只是日本的“阴谋”!
  通过调查数据得来的真相是:2005年,日本人均GDP逼近4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列;日本海外净资产年增长神速,“海外日本”悄然打造成功……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里,日本哭穷的背后,是令世界震惊的天文数字般的技术开发的投入。虽然他们将“中国制造”爆炒得惊天动地,但这着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概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与日本的中高端制造能力,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日本“忍者”高喊“衰落”危机是一石二鸟,得了便宜又卖乖。隐藏真实的综合国力,将“飞速发展”的高帽送与比邻大国。这正是日本式“韬光养晦”的真谛。如此战略难道不正是麻痹对手的高明国策?日本是一个“务实主义”至上的国家,从不在乎虚名,真正谙习“韬光养晦”。在没有“露狰狞”前很善于忍耐,日元该贬则贬,该升则升,总体把握一个“不吃亏”原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符合他们蓄势待发的强国大计,“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偷袭战”也是日本的强项之一。

逆袭:从卧薪尝胆到蠢蠢欲动
    ——战后70年日本崛起之路

   二战结束后,身为战败的侵略国,能够迅速崛起,当中有机遇,有运气,更有日本战略家的运筹帷幄。可以说,战后70年日本的发展之路,就是一部日本崛起的逆袭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黄文炜发自东京 战后70年,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70年。在这期间,日本远离战争,没有一颗子弹出膛,没有一名日本人战死,对外似乎没有表露过军事野心,以“和平主义”精神搞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实现了日本的奇迹。而如今,韬光养晦了几十年的日本,却开始蠢蠢欲动。以战后70年为起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又将何去何从,是否转而向政治军事大国、地区霸权国家发展,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卧薪尝胆潜心腾飞

  作为战败的侵略国,为了保护自己,就得接受眼下被占领的事实,就要忍气吞声……起初支撑日本人从二战废墟上站起来的是“认命思想”——接受美国的安排,迎合美国的价值观,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连美国人都感到奇怪,日本人对于在二战中打得你死我活的美国,为何一下子变得服服帖帖?!日本民众之前对“鬼畜美英”痛恨有加,战后似乎一下子置之脑后,对美国大兵笑脸相迎。而美国人则出于多种因素保全了日本战败时的工业、教育、科技基础。综观之,日本人对战败现实的“认命”不是颓废悲观,而是与卧薪尝胆相似的思维——默默忍受,埋头苦干,由此创造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
  2005年上映的电影《三丁目的夕阳》很好地描绘了经济高度成长时代的日本社会风情。影片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东京,电影中打出了“爱、希望、梦想”这一大主题。三丁目是个带着梦幻色彩的小世界,体现了战后充满青春朝气的日本人的生活趣味和精神底力,整条街的居民都聚集在有电视的人家兴高采烈地看节目,邻居们凑到一起研究电冰箱,大家一起仰望蓝天看奥运彩虹……看起来整个国家洋溢着快乐与活力,在那个经济高速成长时代,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工作,为身边的人做奉献,整个世间都充满着热情向上的力量,难怪现在日本人还常怀念“昭和时代”。
  1960年,由经济学者下村治提案、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是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里程碑性质的经济发展计划。主要内容是: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主要是通过增加出口取得外汇而增加国民生产总量,扩大雇佣,解决失业问题,进而提高生活水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除地域间产业间的所得差异。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开发经济落后地区。
  日本政府原定1970年完成“倍增计划”,实际上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翻倍。到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592美元。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于经济,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缔结,日本把国土防卫完全交给美国,军事费用得以抑制,贯彻了经济一边倒的政策,政治上、外交上完全依附于美国。

科技立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发展战略,简称“科技立国”。该战略大体可以表述为:从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入手,在应用中模仿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改良和创新,进而开发自主的尖端科学技术,使科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战略模式,就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世界加工工厂,以克服资源上的缺陷,从而保证经济大国的地位。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推动科技进步有法可依。
  “科技立国”战略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把电子技术、软件技术、服务体系化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重点;加强基础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技术和空间、海洋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幅度增加技术开发研究的投资,使投资经费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3%。建立高技术密集型的商品结构,大力发展多样化商品输出以及资本和技术输出。
  日本产品走的是模仿—创新—知识产权的三部曲。1950年至1980年,日本共引进30006项技术,花费115.98亿美元,但创造了2000亿—3000亿美元的价值。如今,日本每年的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件数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的40%。
  日本还成为诺贝尔奖大国。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在提出这一目标前,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中,日本仅有9名得主。但在这一目标提出后的14年内,日本一共产生了13位诺贝尔奖得主。从1949年至今,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达到了22人。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还推出了享誉世界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制造产品,如新干线、机器人等。来过日本的外国旅游者,无不赞叹日本交通的发达。新干线于东京奥运会召开的1964年开通,快速又安全的新干线象征着日本进入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

为成为“正常国家”宁违宪法与民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却一直牵动着一批右翼分子的神经。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战后主导的“和平宪法”,令日本成为一个只能用一条腿走路的非正常国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极力想让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的右翼代表人物。他主张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这也是他执政的重要理念。在去年12月众议院选举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表示:“修正宪法是我的夙愿,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目标。”根据规定,有了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再进行全民投票,过半数就可以修改宪法了。按照安倍的时间表,他极有可能在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后力推修改宪法。
  但在宪法尚未修改之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却已先行,这一举动遭到日本一些宪法学者的批评。日前在日本众院宪法审查会上指出安保相关法案“违宪”的宪法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长谷部恭男和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林节,于6月15日一起在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召开了记者会。长谷部重申“行使集体自卫权显然违反宪法”,称“政府应当撤回法案”。他同时表示:“应有超过95%的宪法学者都认为法案违宪。”长谷部指责道:“内阁法制局此前一再指出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宪。但迫于本届内阁的压力而修改了解释。”
  长谷部和小林分别应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推荐出席了本月4日的宪法审查会。自民党推荐的宪法学者亦是认为安保相关法案“违宪”,让民间舆论哗然,民众认为自民党确实有一意孤行的迹象。
  近日来,日本民众以东京为中心开展反对安全保障关联法案的集会和游行。6月14日,25000多名民众举着“反对战争”,“不要破坏(和平宪法)9条”等牌子在国会议事堂周边进行示威抗议活动。让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日本媒体近日热衷报道别国的所谓民主活动,但是对自家门口的示威却充耳不闻,只有少数网站给予报道。

“不道歉”的日本令周边国家疑虑

  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一意孤行,其力推的军事安全政策令人不安,其根源还是在于他们扭曲的历史观。在日本,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依然有很大分歧。战后70年之际,日本是否还需要为历史问题道歉,这是日本政界和学者很纠结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70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为何还要不停地道歉?道歉一次就够了,因此日本该停止道歉了,中韩等国家也没有理由要求日本没完没了地道歉。
  今年安倍将要发表“安倍谈话”,是否将明确地提到“道歉”等反省词句,引人关注。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6月9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就安倍将于今夏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希望安倍明确继承战后50周年“村山谈话”中对以往“殖民统治及侵略”的反省与道歉。村山表示:“如果要切实继承‘村山谈话’,那就该坦率地表示出来。应消除国际社会的疑问与误解。”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亦是公开要求安倍和历代内阁一样继承以前的谈话。但眼下日本政坛“鹰派”唱主角,“鸽派”的影响力欠缺,多数媒体右翼化,对政界元老的提醒,安倍是否能接受还是未知数。
  也有学者认为,安倍政府的所为是基于新一轮的“脱亚入欧”心态。安倍总是喊口号“要找回强大的日本”,并不时与中韩政治上对峙,正是再度欲与亚洲拉开距离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东亚已是今非昔比,中国和韩国的经济都在突飞猛进,而日本则被经济上“失去的20年”所困扰。与19世纪末日本渴望走向文明和强大的心态不同,今日日本欲离开亚洲,毋宁说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安与逃避。
  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是安倍为首的日本鹰派之梦。安倍政权若是依旧不能正视历史问题、我行我素地修改宪法,今后,如何应对“不道歉”的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将成为周边国家要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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