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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呼唤“小语种”
  新华网 ( 2015-04-14 10:27:33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一带一路”、亚投行……当这些中国倡议横空出世时,其中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容忽视:不少涉及国家都来自非英、法、俄等语系,若要积极推进相关规划,更好地运作国际组织,就离不开中国自身对“小语种”人才的培养。
  而从新中国外交史上来看,诚如专家所言,中国的每一次走出去,都离不开“小语种”,它始终与中国的外交和对外交流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经过多场“主场外交”的打磨,中国已经积累了多个“小语种”的翻译人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尤其是随着从民间、企业到政府层面走出去的步伐日益提速,“小语种”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发展所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从上个月开始,每到周六,蒙古国姑娘赛娜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她与四十多个学生有一场“约会”——教授他们蒙古语,也就是自己的母语。
  她会在周六8点前赶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那间专业课教室,然后先播放自己精心挑选的蒙古语歌曲。等到学生们差不多到齐,就开始教他们最基础的蒙古语字母,35个字母到现在已经教了一多半。
  台下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包括英语、法语、马来西亚语等等,蒙古语是他们的第三外语。自3月14日新开课至今,赛娜每次都会看到新的面孔,班里学生人数持续增长,而最早只有20多个。
  “蒙古语课程的开设为中国和中国年轻人研究蒙古国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赛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互为邻居的两国将会有更多的交往,而语言文化交流在深化双方关系上的作用随之凸显。
  和蒙古语同一天开课的还有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和菲律宾语。就在这些“小语种”开课的第二天,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在民建宣传班开班式上解读“新常态”时提议,以搭一个讲台、建一个智库、加强战略研究、培养“小语种”人才以及加强文化沟通的五条具体措施来推进新常态下的战略实践。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强调“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出“一带一路”要形成非常强的国际化理念时,明确提出要多培养“小语种”人才。

“小语种”也有春天

  “中国的每一次走出去,都离不开小语种,它始终与中国的外交和对外交流联系在一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拨开设的“小语种”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关,如东欧,也包括中国周边的越南、朝鲜等。
  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非常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编注)课程开设计划时,把英、俄、法、西、阿拉伯语以外的语种,通称为“小国语”,周恩来总理在审批这份报告时,把通篇的3处“小国语”,全部改为“非通用语”,并批示今后不使用“小国语”,从此外交部的正式文件中再不使用这种说法。
  这就是非通用语的由来,如今民间依然惯用“小语种”,而且概念上也有所变化。目前通常根据使用人数的多少来划分“大小语种”,像之前划为“小语种”的日语、韩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已经成为“大语种”。
  当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非通用语。当年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那是1959年,年轻的车洪才既紧张又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和他一起编普什图语词典的张敏。当时使馆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就在车洪才毕业回国后的第二年,由于国家急需懂阿拉伯语的外交官,组织安排同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孙必干学习阿拉伯语。这一改,也改变了孙必干的命运,后来他先后在多个中东国家担任大使,并出任中东问题特使。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小语种”当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截至1966年,中国的外译语种达到了44种,不仅有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通用语,还有瑞典语、希腊语、印地语、越南语等非通用语,甚至连豪萨语、斯瓦希里语这些地区民族语言都有翻译;在全世界设有近百家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图书的本土化机构,地理范围从北欧的瑞典、希腊、冰岛,到非洲的加纳、埃塞俄比亚,再到南美的乌拉圭、委内瑞拉,都能够见到中国出版的当地语言的《人民画报》和各种政治理论图书。
  “文革”爆发后,大量外籍语言专家被迫遣散,从外交、高校、新闻等各个领域抽调的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受到冲击。学完归国的车洪才就在那一时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为了不荒废所学,他把汉语的毛主席语录下面注上普什图语,每天偷偷地看几眼。

直接了解世界的窗口

  改革开放后,尽管“小语种”教育有所恢复,但依然没有达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度。“这一时期的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发展经济关系,所以小语种的建设并不是一个重点。”有专家如是解读。
  尽管如此,“小语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1961年,同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英语的侯凤菁也接受了国家的安排,成为第一批学习匈牙利语的学生。五年之后,侯凤菁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70年,他被派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分社担任驻站记者。
  侯凤菁至今仍记得1989年的那场东欧剧变。由于外部报道有限,而匈牙利国内形势变化很快,“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就必须到民间去,这就需要当地语言。”他说。
  当时,会一口流利匈牙利语的侯凤菁不仅跟学者交流,还深入到群众甚至游行中去,了解当地人的情绪。那一年,光布达佩斯分社就发出100多篇稿子,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关于匈牙利重新安葬前政府总理纳吉的那篇报道,侯凤菁是唯一一个参加葬礼的中方记者,这些从遥远的地方发回的报道为国内了解匈牙利情况打开了一扇窗户。
  为了更好地研究东欧的转型,侯凤菁专门写了一本介绍匈牙利事件的书《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他参考大量中文、匈牙利文著作,将目光聚焦在那一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12天,力求拨开匈牙利事件的迷雾,为国人重新认识那些事件提供参考。

“越是大国越需要小语种”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相关学者的调研,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些是与中国签订了多项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翻译人才匮乏,该国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需要通过英文等通用语种转译相关信息,因此有关中国的新闻舆论、文化思想等内容大都是经过了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的过滤。西方话语体系下对中国曲解和误读的部分,因此很容易被再次放大。
  在李永辉看来,正是因为中国外交的转型,所以更离不开非通用语种。
  “小语种的建设对于中国树立大国形象,确立大国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越是大国越需要小语种。”他以英法这些老牌大国为例指出,在本国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如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法国东方文化学院,都开设大量“小语种”专业。美国就更不用说,它作为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小语种”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非常突出——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当中开设的语种大约有270多种。
  同时,随着中国外交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小语种”的需求更显突出。
  比如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像反恐、维和、国际救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都涉及到“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一旦中国公民在海外发生意外,如果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人才,在第一线交涉当中就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索马里海盗横行时,全国一时找不到会索马里语的,结果只能是汉语翻译成俄语,俄语再翻译成索马里语。对方则是索马里语翻译成俄语,俄语再翻成中文,这样就非常被动;毕竟如果涉及高层战略机密,得咱们自己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苏莹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如果没有长期的多语种人才储备,应对起来就会非常吃力。
  相比之下,在应对风险和威胁上美国人依然走在了前面。早在2006年,美国就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台了一个“关键语言战略”,政府包括军方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支持相关高校专门开设一些语言,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地区的语种建设。
  “涉及到安全也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国家安全,也包括我们国内的社会安全,这点在传统上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李永辉说。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而这也成为国内社会治安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自2007年开始,一些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进入东莞的监狱服刑,于是外语人才太少成了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与“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本国语的犯人,将该国语言译成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信息才能抵达狱警。有统计显示,东莞监狱关押的来自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外国人共涉及到48个语种。
  “如果不解决小语种的沟通问题,将会影响到我们某些地区的国内社会安全。”李永辉说。

“小语种”人才供不应求

    从就业情况看,与英语专业毕业生相对“过剩”的尴尬局面相比,“小语种”专业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陈雪莲陈威华发自北京、里约热内卢 “非通用语人才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但目前,我国非通用语人才严重匮乏,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3月14日,在新增4门语种的开班仪式之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如是说。
  一方面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呼唤“小语种”,另一方面却是高端非通用语人才稀缺——这就是当前难以回避的现实。

“小语种”成高校“香饽饽”

  近年来,在“高就业率、高薪酬”的推动下,高考填报志愿时,不少“小语种”专业成了广大考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每年仅全国本科院校的“小语种”招生人数就超过5000人,各地专科层次的招生更是数以万计,而且报考的学生生源质量普遍较高,其中不乏来自各省市的高分考生。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在开设的57个语种专业中,每年报考热门“小语种”专业人数均爆满。去年计划招收240人,实际招收236人,其中僧伽罗语(斯里兰卡的主要官方语言,阿联酋、马尔代夫等也有部分人说该语言)缺2人,马来语和朝鲜语各缺1人。
  从该校2013年的招录比也不难看出,一些专业的竞争实际上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如西班牙语、德语的招录比都达到了24:1。
  “近几年‘小语种’招生数量逐渐增加,已经达到最大规模,今后几年内不会进一步增加。”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而从就业情况看,与英语专业毕业生相对“过剩”的尴尬局面相比,“小语种”专业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提供的《2014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在全校28个本科专业中,落实就业去向率达100%的专业有23个,其中不乏保加利亚语、波兰语、芬兰语、僧伽罗语等“小语种”。
  更让许多人艳羡的是,“小语种”专业毕业生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用人单位,且以国家事业机关、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企业为主。

走出国门的先锋

  高就业率的背后是社会对“小语种”人才需求的大幅增长。
  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新闻传媒机构、外企及合资企业、大型企业的涉外机构、外贸公司、旅游公司等单位,均是“小语种”毕业生的就业主渠道,人才需求有增无减。以国家公务员为例,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专业招考计划多,岗位多,每年吸纳了大量毕业生。2013年仅澳门终审法院就从北外录用了6名葡萄牙语毕业生。
  “‘小语种’就业与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息息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贸易合作、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企业、公司纷纷走出国门,‘小语种’人才无疑也是先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就业中心主任说。
  除了事业单位,中资企业的海外事业发展也面临着“小语种”人才稀缺的现实。
  “一年前,我去中行做调研,总行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对我说他们非常需要北外的‘小语种’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苏莹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银行近些年正在做北外、北大这些高等外语院校的“小语种”专项计划,每年都到二三年级去挑选人才。
  印地语出身的黎剑于2003年毕业后就到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工作,该公司在全球多地都有分支机构。据他介绍,这家公司差不多两年招一个印地语学生。由于公司海外业务扩展很快,在很多国家市场已经进入到需要深度耕耘阶段,“原有的能说英语的中方员工就不够了,还需要了解当地语言、文化、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细节的‘小语种’专业的人才。”

人才储备,因地制宜

  为了避免因为“小语种”人才稀缺招不到人,很多用人单位会利用自身优势提前储备和培养人才。
  “葡语和波斯语的顶尖人才少,所以我们会储备和有意识地培养,但效果一般。遇到重要场合需要时,还是会选择临时外聘。”奇瑞巴西总经理彭健告诉记者。
  同样在巴西,华为公司就不做人才储备。“我们(分公司)600个中国人,‘小语种’就10人左右。”华为里约公司负责人黄聪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但他同时指出,在企业的某些岗位对“小语种”人才还是有一定的需求,“比如客户经理。现在葡语是比较缺的,西语稍微好点。我们一般是提前确定需求再在海外或者国内大专院校招聘,一般不做存储。”
  黎剑目前已在印度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早在两年前他就同西安外国语大学合作进行试点,让西外的印地语学生来印度实习和培训,实际上也是为公司储备人才。
  “我们主要提供印度商业环境、税务、法务、媒体、利益相关者识别、公共事务、时间管理、项目管理等实打实的培训课程,希望学生可以快速成长为企业所需的、立马可用的人才。”他说,截至目前,先后已有12名学生来印度实习。
  通过在印度的观察,黎剑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认为英语专业学生就足够。“但我们横向看一下日本,日本学生来印度大学交流的、假期来日本企业实习的数量,大概是中国学生的十倍以上。这也体现了日本企业对在印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印地语专业的认可。”

专家视角: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需顶层设计

    在“一带一路”战略需求下,重新审视和规划这一区域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已成当务之急

【作者】苏莹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把关键语言的人才培养作为国家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9·11”后,美国在2006年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拨款1.14亿美元专门培养从国家战略上需要的非通用语人才,而欧盟一些国家,也是把外语政策提升到外语战略的高度。
    虽然这些年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重视外语教学,但是外语政策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层面。像北外是全国开设非通用语最多的院校,全校外语专业64个,其中57个非通用语专业。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如美国哈佛大学就有90多个语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80多个,莫斯科大学则有100多个语种。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整个非通用语种的建设步伐仍比较慢,语种数量不多且覆盖面不全,特别是和国家利益相关的、非常需要的语种我们还没有开设,整个国家非通用语的高端人才培养和储备都明显不足。
    从院校上来说,我们很明显地存在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比如教学辅助工具书的开发,比如教师资源青黄不接,断层明显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去年年底,中国举办了一个留学工作会议,当时出台了《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意见》的文件,其中就讲到要将非通用语的发展提到战略的高度上去,但毕竟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培养小语种人才?
    首先在国家层面,外语人才的培养一定要加强顶层设计,举全国之力统筹各类资源,协调各个领域,要有符合国家战略利益需求的整体外语政策,包括外语政策的管理,外语教育的规划,外语语种的建设,外语能力的指标体系建设,都需要全面完善。
    就目前来说,非通用语种规划要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局。在“一带一路”战略需求下,重新审视和规划这一区域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已成当务之急。例如,地处西南边陲的省份就可以加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语言规划;广西、云南等地的高校应该积极规划东盟语种、南亚语种建设;西北地区可以优先发展中亚国家语种;广东就可以考虑南亚和非洲语言规划。这样既有效利用各自跨境语言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相关小语种专业建设,又可服务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
    而在院校层面,则应尽全力保证培养人才的质量。一个是精英培养,小班教学;另一个则是中外联合培养,充分借助世界优秀的教学资源。这一点,我们都已经在实施,第一年在国内学习,第二三年则去对象国深造,既掌握该国语言,也深入了解该国国情文化等。
    对于那些小众的非通用语,如对象国很不发达,文化语言体系非常混乱,有的甚至还在战乱当中。这些国家,我们没法派去学习。那么,这些语种就暂不招本科生,但可以开设选修课,鼓励那些相近语系、相邻国家语种学生优先学,培养复语型人才。
    另外,针对一些国家战略非常需要的、但非常小的语种,还可以采取传统的订单式培养。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在大学二三年级时到学校选拔人才。这样既鼓励学生努力学好专业,也提前为用人单位储备人才,从长远上来说也建立了一个良性的人才循环系统。(本报记者陈娟采访/整理)

“阿富汗勋章和我的词典人生”

  当这项“国家任务”渐渐被人们遗忘时,车洪才自己没有忘

  【人物】车洪才,1936年出生,中国传媒大学退休教授。1959年被外交部选派去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5.2万个词条,大约15万张卡片,200多万字……从开始编词典到出版,整整过去了36年,车洪才也从盛年走到了白发。
  如果不是《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出版,车洪才依然只是中国传媒大学里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很少有人会知晓他,就像不知道他耗尽毕生心血苦苦探索的那门语言——普什图语一样。
  “如果你问我词典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会说这就是我的生命。”年届80岁的车洪才眼角有些湿润,但很快就恢复平和,继续向记者讲述他的“词典人生”。

国家任务

  “奋少壮之勇力,攫智库之珍奇,建丰伟之功,立不灭之绩,完终身之夙愿,尽人世之大义。”23岁那年,车洪才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座右铭,当时他在阿富汗学习普什图语,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编写词典。
  他的一生很少有自己的选择,和最初与普什图语结缘一样,编写词典也是一次“组织上的安排”。
  上世纪70年代,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汉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在比较语言学中被称为“活化石”。1978年,商务印书馆承接了出版普汉词典的任务,并把编写工作交给了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
  “当我接到这个‘国家任务’时,心里有一种饥渴感。”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经历了学习该语言的不易和后来工作上使用时的不便,再加上“文革”中的荒废,他迫切想要做一件与普什图语有关的“大事”。
  42岁的车洪才很快找来以前的学生宋强民当助手,老同学张敏也配合一起编写。因为没有任何经费,干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一台从电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13×10厘米的卡片,还有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作为蓝本……
  由于俄语翻译导致不少词汇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为了让释义尽可能准确,他又找来普什图语原文、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等多种版本的词典互校。
  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碰到生僻拿不准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是项没有尽头的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盖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已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眼看着就快编完时,突然有一天接到院领导的通知,“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临走前,他将那30多个装满普什图语卡片的箱子锁在了外语系的办公室里。
  等到调研完回来已是1984年春节。他又被要求组织筹办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函授教育,一干就是5年。“尽管心里有些不乐意,但还是认认真真把函授搞起来了,赵忠祥也曾是这个班的一员。“车洪才说。
  只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人心痛的事儿。有一次外语办公室装修,他装卡片的柜子被挪到了水房,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有的被装修工人铺在身子下面睡觉用,还有一些卡片落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雨,卡片上沾满了泥土和雨水,字都浸得模糊了。车洪才又心疼又生气,赶忙捡起卡片。从那以后,卡片就落户到了他家里。
  当函授工作走上正轨后,车洪才又被借调到外交部,先后派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编词典的工作不得不一再搁置。

沉甸甸的答卷

  由于编写词典立项时没有规定期限、没有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学校、出版社里的人员在多年间已经更换,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这项“国家任务”渐渐地被遗忘了,但车洪才自己并没有忘。
  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对非通用语的招生,回国后的车洪才又被学校返聘培养普什图语人才。
  一年后,“9·11”发生,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保护动物鹰隼被起诉,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车洪才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洛阳外国语学院为了能招到会普什图语的老师,先是政治部主任亲自到学校要人,后来不放心还专门派干事住在学校附近的宾馆里直到学生毕业,直接将人领走。
  这一切都让车洪才下定决心把词典编完。
  2008年,已经退休的车洪才再次叫上张敏,这个曾经和他一起在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在国际广播电台共事、后来又一起编过词典的伙伴,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词典要出版,需要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由于没有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只能先输入中文,打印后,再用打字机把普什图语补上去。后来,有了波斯语软件,波斯语有32个字母,比普什图语少8个。他就用波斯语打,再补上缺失的部分。
  2012年春天,车洪才再次来到商务印书馆,交上了一份200多万字的沉甸甸的答卷——这花费了他三十余年来完成,尽管发布任务的一方早已忘记。

阿富汗勋章

  词典还未出版,车洪才已成为“红人“,他默默编纂词典的故事还被传到了阿富汗,当地媒体争相报道这位异国“英雄”。
  2015年1月19日,车洪才第三次踏上操着普什图语的那个国度。第二天,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向这位终身致力于浇灌中阿友谊之树的老者授予一枚国家最高勋章。车洪才此行还与前总统卡尔扎伊临时会面,卡尔扎伊亲自订购了100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能够得到阿富汗总统的肯定,这对于一个编写普什图语的中国人来说已是最高的荣誉。他们还希望我能对编写《汉语普什图语词典》贡献力量。”车洪才说,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些相关方面的工作。
  了却了夙愿,车洪才感慨万千。“若不是当初学了普什图语这门语言,我也不会有今天。”他说。如今,全国已有近100名普什图语人才,要么是他的同学,要么是他的学生,但经常用到这门语言的也就30人左右。
  “对于像普什图语这样的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国家要有统筹规划,避免人才不足或者浪费;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要给予其发挥才能和科研的平台,让其成为专家型人才。”许是因为个人的“借调人生”,再加上多年从事普什图语的教育工作,车洪才对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深有感悟。
  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在公安部,如果平时不用普什图语,可以让他在完成硬性工作的情况下,多研究阿富汗国家的政治、社会、人情等,最终成为一名阿富汗问题专家。
  “未来的学生总会超过我们的。”车洪才说,至少他们现在有了一本工具书——《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如今,这位完成心愿的老人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做总结。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曾去拜访他,表示要为他出一本传记,老人已将名字想好:阿富汗勋章和我的词典人生。

我为何放弃了西班牙语

    “小语种的很多工作是中国援建国外的项目,而且都是在工地上,环境和条件都不太好,这和我想像的工作状态很有出入。从那时起我就想在国内找工作,也就没把精力再放在专业课上”

    【口述】李丹翔,24岁,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现为银行职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作为一名银行柜员,我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工作:提前到网点上班,然后准备接运钞车,开箱点钱,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坐台接客”。谁也不会想到柜台内的我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去年6月底刚刚踏出大学校门。
    在这里,除了汉语完全用不到任何外语!偶尔会遇到外国人,但基本不需要外语交流,比如前两天遇到两个韩国人,但人家会说普通话。
    我本科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报考大学志愿时觉得小语种是高大上的专业,日后可以找高大上的工作: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翻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无比风光。此外,媒体报道说小语种薪资都很高,西班牙语当时又最火,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西班牙语专业。
    大学头两年,我一直努力学习本专业。直到大三才开始意识到毕业不想被外派——小语种的很多工作是中国援建国外的项目,而且都是在工地上,环境和条件都不太好,这和我想像的工作状态很有出入。
    从那时起我就想在国内找工作,也就没把精力再放在专业课上。当然,这种想法的转变绝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
    虽然最后没有从事西班牙语专业,但我不后悔当时的选择。我之前在一家博览局下属的会展公司实习过三个多月,里面员工基本都有留学背景或外语专业。尽管和专业相关,但实习完后我意识到外语不能是专业,只能算辅助工具,比如在这个公司我必须要学和会展相关的很多东西。
    如果说完全把外语当作专业来做的工作应该就是笔译,其实国内有各种笔译公司,任职要求也不高。但这个工作确实在整个外语界都很低端(当然编写教材、翻译外国著作不在我说的这个范畴),很多人都看不上。
    像北外、上外这样的一类外院毕业生,至少刚毕业三年内90%以上的人肯定都在从事本专业,但后来大都半途而废,主要是因为小语种的大部分工作机会都在国外(比如法语在非洲,西语在拉美),加之很多毕业生是女生,工作几年后因为结婚等家庭原因,想追求更稳定的工作,都会面临回国再找工作的阶段。
    但回国没有太多相关工作岗位,所以换工作就很普遍了。国内相关专业就是外交部、各省外事办、高校,但是这些岗位的要求都很高并且需求有限,根本吸纳不了太多人。
    我觉得,未来小语种人才应该是一种复合型人才,而不能只学外语这一个专业。这就意味着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就像我一个高中同学在清华读书,土木专业之外还选修德语,现在正申请德国的大学,这样看来语言真的只是一个工具。(本报记者宋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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