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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成长逻辑”
  新华网 ( 2015-03-16 19:44:20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编者按】今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是中国高层第一次对建设中国智库体系作出具体指导,为中国智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
    “‘智库’是领导者‘大脑’的延伸,是领导者的参谋、助手。”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说,“建设智库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中国智库的发展以往多重视数量,不够重视质量和创新,其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较大差距。正如专家所说,“只有从全球性的视野审视中国智库的差距,以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梳理中国智库的现状与问题,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智库的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松发自北京
近年来,“智库”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热词。而今年初,中美两份智库榜单相继火爆出炉——《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和《全球智库报告2014》,更是让“中国智库建设”成为一个焦点话题。
    目前,中国智库的发展状况如何?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突破?

智库发展迎来最佳机遇期

    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纳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智库”亦称“智囊团”或“思想库”。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被观察家们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如今,中国智库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热潮。而这次“智库热”主要源于政策上的导向。
  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种做法一度引发了各地纷纷效仿。
  次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此举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纳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智库建设”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智库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2013年7月,原外交部副部长、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如是判断。
  不出所料,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2014年10月27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就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观察家们看来,这是中国智库已步入战略发展阶段的标志。
  中国智库发展的这种机遇期,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从国内来看,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而现实中,从计划经济时期传承下来的中国决策模式,已完全不适应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决策需求,也不适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时代要求。
  就国际而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利用智库作为决策的智力支持,以弥合知识和政策之间的鸿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

数量庞大但世界影响力有限

    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大国家

  今年1月22日,在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导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入围“全球智库150强榜单”。
  TTCSP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大国家。
  不过,只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7家机构进入榜单前150位,这显然与“中国智库数量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相匹配。
  就在TTCSP的报告发布之前,1月12日,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也发布了《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首份对全国智库影响力进行排名的研究报告。
  位于榜单的前十位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整体与国际认知差别不算大。
  从中国活跃智库的类别特征看,有41%是党政军智库,22%是社会科学院智库(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37%是民间智库。其中,“国字号”智库及各部门隶属研究机构占党政军智库的1/3强。
  从中国活跃智库分布的区域特征来看,2/3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活跃智库分布基本相当,各占1/6。从各省区市的分布来看,中国活跃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其次是上海。

思想创新是最大短板

    “官方智库财大气粗,专家队伍雄厚,但弱点在于缺乏客观性和灵活性,它的思想产品往往缺乏独立性,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主动揣摩和迎合决策者的喜好,从而缺乏前瞻性及战略性的眼光”

    “智库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沈友军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只有从全球性的视野审视中国智库的差距,以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梳理中国智库的现状与问题,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智库的发展。”
  沈友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创新是中国智库的最大短板。他说,“中国智库普遍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其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较大差距。其国内发展,也与政府决策需求尚存较大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副教授撰文指出,一部分智库在运行机制和研究团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思想产品的情况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拓展,长此以往,中国智库影响力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从整体发展规划来看,中国智库没有形成官方、大学、民间三种类型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王莉丽说,“这种不平衡限制了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与美国民间智库“一统天下”相比,中国智库总体给外界的印象是,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就质量和知名度而言,也缺少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美国那样的著名高级智库。
    当然,国内也常有人把中国社科院称为“亚洲第一脑”,但这经不起推敲——中国社科院之所以成就“亚洲第一”称号,是把其属下众多子智库汇合成一家。如果拆开独立核算,“亚洲第一脑”必然旁落。
  “官方智库财大气粗,专家队伍雄厚,但弱点在于缺乏客观性和灵活性,它的思想产品往往缺乏独立性,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主动揣摩和迎合决策者的喜好,从而缺乏前瞻性及战略性的眼光。”鲁照旺认为。
  在他看来,智库除了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外,其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独立客观地反映社会状态。在这方面,民间智库胜于官方智库。中国要出现有全球影响力的民间智库的环境,在当前并不存在。
  “民间智库具有行政干扰弱化、更具客观性的先天优势。但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制约因素更多。”鲁照旺认为,“由于人事制度与单位考核机制等问题,一些民间智库引入人才只是‘挂名’,完成智库课题的精力与时间难以保证。加之信息受限,筹措资金困难,也影响到民间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看来,“中国智库建设沿袭了官办体制,过于注重形式,在创新能力及全球视野等方面,无法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近几年来,中国不少地方热衷兴办名目繁多的‘国际智库峰会’,花钱如流水,规模越来越大,洋嘉宾级别越来越高。但事实上,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影响力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同时,中国智库自主性不足,分散在不同机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这种智库之间的孤立性,也导致大量低层次重复劳动,造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此外,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传播手段滞后,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熟练运用。比如,很多中国智库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中国智库影响力的扩大。

“不能做党政机关领导的附属”

    “研究无禁区,话语有分寸。这应是智库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规矩”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国智库要发展,有必要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企业和民间智库、科学院工程院智库等为主体,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多元发展、相互补充的发展新格局。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智库发展还须突破一些瓶颈。首先,智库必须独立研究。“中国智库要坚持客观、独立、理性原则,客观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资政建言,不能做党政机关领导的附属。从命题作文扩展到自由选题,这是智库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智库建设中必须完成的突破。”齐善鸿说。他表示,新型智库的发展,应进一步促进服务对象面向广大企业、非政府社会组织和各种不便公开讨论的社会和政府敏感话题。“研究无禁区,话语有分寸。这也应是智库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规矩。”他说。
  其次,思想创新不可或缺。出“点子”是智库的基本功能。能够及时生产、提供政府需要的思想产品,是中国智库存在的基本价值。
  “中国从来不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思想者,中国智库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需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沈友军看来,“目前在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不同智库类型之间的优势与劣势已初步显现,亟须在整体规划上有所调整,从而发挥不同类型智库的优势。”
  此外,要建立创新智库人才吸纳机制。“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高端人才是智库第一要素。”齐善鸿直言,中国需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深化智库人才岗位聘用、职称评定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
  同时,还要打造多维度的传播资本。王莉丽建议,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智库的传播资本网络构建可分为“向上”与“向下”,“对内”与“对外”四个维度。
  王莉丽解释说,“向上”指的是智库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力,“向下”指的是智库要影响社会、教育公众,要与各大媒体建立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世界,尤其是要重视互联网和各种新兴媒体力量。“对内”是指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对外”则是强调国际影响力。
  她指出,智库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具备全球视野,把智库的网站打造成传播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同时,运用公共关系技巧,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

【链接】中国智库四大类型

    第一类,党政军智库。通过立法或行政组织条例组建,在党、政、军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地的党校。
  第二类,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比如,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
  第三类,社会科学院。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智库。社科院(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对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非政府机构,经费来自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主要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政策咨询。
  第四类,高校智库。隶属于大学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协助下创建的,具有高层次人才聚集、学科领先且综合性强等优势。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等。(李松)

智库建言: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编者按】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以来,引起了国内智库的高度关注,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又该如何构建?日前,国内知名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研究报告的形势,分析了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存在的难题和建议。本报受权摘录报告部分内容予以发表。

何谓“中国特色”与“新型”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报告认为,应该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大方面理解和把握其内涵。
    “中国特色”到底“特”在哪里?其内涵应包括坚持中国道理、采用中国视角、聚焦中国发展、形成中国模式。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在路线方针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搞西方所谓自由市场经济。要善用中国视角,立足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变化,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去观察中国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新型”新在何处?首先是新定位。新型智库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研究机构,在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研究工作,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其次是新机制。智库不是机关,需要淡化行政色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灵活性,营造宽松的研究探讨氛围,聚引高端人才,做到智力取胜。第三是新模式。树立“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针对现实和长远问题开展对策研究,加强数据分析、案例分析和模型分析,有的放矢,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七大难题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面临7大难题:
  一、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有偿咨询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二、缺乏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与美国等智库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库建言献策的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
  三、官方智库一支独大,缺乏竞争力。官方智库难以保持独立和客观立场;民间智库身处“体制”之外,了解政策需求的渠道不畅通,研究成果得不到足够重视,也面临官方媒体的排斥。
  四、民间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尚未形成,发展举步维艰,这是导致民间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
  五、民间智库参与决策机制缺失,对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
  六、人才缺乏流动性,旋转门制度严重不畅。虽然部分退休官员已从行政体系流动到智库体系,但目前这种流动仅是单向流动,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还很少,也就是说旋转门只开了半扇。
  七、开放程度不高,制约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八大建议

    报告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从八大方面努力:
  一、营造创新、包容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积极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鼓励智库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自由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成果、发表创新观点,不将智库观点意识形态化,不将智库批评政治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赋予媒体更大的空间,让各种智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自由表达、充分传播,构建多样、适用、有活力的智库生态体系。
  二、建立和完善智库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借鉴欧美等国做法,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决策机制,使之制度化、法制化。主要包括: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建立公共决策咨询招标和采纳制度;建立政策实施的评估和调整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公众利益平衡机制等。
  三、提供高质量思想产品,全方位提升智库影响力。首先要加强智库文化建设,这是智库建设的关键。其次还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这是促进和提高智库现代化水平和能力的力量之源。第三,还需扩大学术、政策、社会和国际四大影响力,使智库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打开另半扇“旋转门”。
  五、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形成“资金蓄水池”。包括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探索设立智库发展基金,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大减免税支持力度,加强资金适用管理等。
  六、坚持开放性智库运作模式,全面提升全球影响力。要增强智库全球意识,加强智库间国际交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智库人才等。
  七、以专业化智库为突破口,培育一批高端龙头新型智库。必须从“全能选手”的误区中走出来,明确智库定位,针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长远问题,以及战略问题进行深入地前瞻性研究,并系统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八、大力培育中国智库产业化体系和智库联盟。建议整合国内智库资源,加强国内智库同行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同时制定智库产业的基本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将智库的研究能力、职业操守和经费来源等纳入监管范畴,促进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镜鉴·美国:智库大国的秘密武器

    美国智库的整体发展成熟,智库大多灵活开放,与社会其他体系互动良好。不过,在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下,美国智库也易成为其代言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刘亚伟发自亚特兰大 人们常说,美国是政治和经济的超级大国而且长盛不衰,是因为美国同时还是智库大国。智库在美国的作用显而易见,它们试图通过独立、客观和系统的信息收集和政策研究,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或修正。因为智库的观点和建言不仅百花齐放,而且推陈出新,给美国各级政府的决策人提供了大量的政策选项或修改前任政策的根据,从而可以在制定政策时集思广益,也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决策贻害太久。
  那么,智库为什么能在美国“繁荣昌盛”呢?

有法、有钱、有吸引力

  首先,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除非是公开鼓吹颠覆政府和煽动暴乱,任何智库推出的观点和建议不会因为脱离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或与政府的观点背道而驰而被禁言或关闭。法律的保护是智库出现和发展的首要保证。
  美国还是一个有慈善传统而且利益分化的国家,民间总有大量的资金流向智库,使得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对非营利组织免税,形成了“富人捐大钱、平民捐小钱”的文化,凡是能够明确证明自己是为一定的群体谋利益,或者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出点子和想办法的智库或非政府组织,不仅能找到财源,而且能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而广开财路。华盛顿两家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年度预算都在8000万美元以上。
  因为美国的智库,特别是那些对联邦政府和国会有影响力的智库,都有丰厚的财源,因此可以吸引大量出类拔萃的研究人员为它们效力。尽管智库没有“铁饭碗”,但丰盛的薪水使得不少在高校供职的人才不断流向智库。一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的朋友到了华盛顿一家智库工作后对笔者说,到了这里才发现在美国常青藤学校挣钱不容易而且“少得可怜”。
  知名智库的名声、影响力和丰厚的薪水,除了吸引年轻有为的学者愿意去那里就职,一些已经在行政机构和立法部门供职多年以及另一些正处在过渡时期的政客,也愿意去智库做访问学者或高级研究员。美国很多智库的高管常常都来自政府或国会。比如,传统基金会的总裁吉姆·德敏特曾是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参议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哈姆里以前是国防部副部长;布鲁金斯学会总裁斯特里布·塔尔伯特和美国外交学会的总裁理查德·哈斯之前曾是美国国务院的高官,前者曾任副国务卿,后者曾任国务卿的高级助手和政策研究局主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两位高级研究员李侃如和贝德都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工作。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他身边核心团队的不少人都有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的经历。笔者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说,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她的核心团队也将来自布鲁金斯学会。

重视吸纳亚洲精英

  美国智库对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影响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这些智库对公共政策最大的影响力来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正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这话用在美国智库上就是“朝里有人好说事”。除了招聘来自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端人才,美国的智库还设立花样繁多的访学计划,吸纳来自海外的精英。这些精英将来或许会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人才。
  美国著名学者卜睿哲曾在美国国会、情报机构和国务院供职,在出任驻台湾办事处主任之后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主管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如果去该中心网页查看就会发现,该中心一直以来积极吸纳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学者前来访学。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鲁金斯学会在这些国家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在试图影响政策时,智库必须在敲开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大门之后提供充实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必须使他们试图说服的人在事实面前心悦诚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传统基金会曾经定期向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官员提供关于台海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简报,并成为台湾当局当时在美国的主要院外活动集团。

利用新媒体施展影响力

  智库最大的影响力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舆论,在有影响的报纸、刊物、网站发表文章和观点,在电视台和电台出镜和发声。因此,在大报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及公共电视台(PBS)和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向观众和听众解读美国的对外和国内政策的走向,都是这些智库求之不得的机会。
  近年来,美国智库纷纷开始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施展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新媒体传达信息、影响观点,甚至动员基层民众对立法和执法机构形成舆论压力。美国知名智库目前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最大的是传统基金会,根据2012年底的统计,它在推特和脸书上共有71万粉丝,而布鲁金斯学会当年才有不到4万粉丝。如今,传统基金会在推特上的粉丝量大约42万,而布鲁金斯学会也增长到了15万粉丝。

无法与特殊利益集团割裂

  尽管美国智库的发展一直生机勃勃,但这些年来也遇到不少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怀疑智库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智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而经费的来源成了美国大小智库的主要问题。
  上世纪末,传统基金会因接受来自香港的一笔捐款而备受苛责。最近,美国一家不大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则因接受挪威外交部500万美元的项目经费而被《纽约时报》爆料。华盛顿三大最有影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大西洋理事会都从国外政府接受捐赠或项目经费,因而也成为这些政府在华府的代言人和公关机构。据《纽约时报》统计,自2011年起,共有64个国家或来自这些国家的机构向美国的28家智库捐款提供花样繁多的项目经费,合计金额估计在9200万美元。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国会应该立法,将接受外国政府或企业经费的智库列为外籍游说机构,从而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除了外国势力的“渗入”,另外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也开始把智库变成自己的政治武器。一是党派,二是企业。从党派角度来说,比如传统基金会是共和党的理论大本营,草根共和党保守分子的捐款是这家智库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其支持者筹建了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在这里工作的人常常摇身一变就去白宫给奥巴马总统当顾问了。
  企业对美国智库的影响则一开始就存在,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华盛顿一个叫“美国新安全中心”的智库,这家2007年成立的智库的创办人之一坎贝尔在奥巴马进入白宫后在国务院主掌中国事务。这家智库的主要赞助均来自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总统当年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曾把美国新安全中心形容为智库中的后起之秀,而《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一篇文章说,这家智库是白宫在军事问题上的主要咨询机构。(作者系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

镜鉴·日本:财团智库成“影子首相官邸”

    2011年,东京财团发布一篇题为《对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五个建议》的政策建议,包括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不久后,这些建议便被安倍政府采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沈红辉发自东京 1970年被称为“日本智库元年”。进入7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期步入“问题井喷期”,环境污染、产业结构转型等课题引发全社会思考,政府决策越发困难和复杂。各大企业和财团意识到要加强调研,为发展指明方向,于是纷纷出资成立智库和研究机构。三菱综合研究所、瑞穗情报综合研究公司(前身)、日本综合研究所(前身)等响当当的非官方智库都是在这一时期创设的。据悉,至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智库数量一度飙涨至1570家。
  这股智库热在上世纪80年代不断升温,一直持续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萧条,企业和政府开始收紧钱袋子,一些基础薄弱又烧钱的智库倒闭关门。日本智库进入“优胜劣汰的重组期”,如今数量较最高峰的上世纪80年代减少20%,但官方智库和大财团的智库未受太大影响,特别是大财团的智库实力还日益增强,并诞生了东京财团、21世纪政策研究所等民间后起之秀。它们一直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外务省直接给智库“点题”

  日本官方智库代表是外务省背景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这家由前首相吉田茂于1959年创建的日本智库“老大哥”,在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评出的世界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三,亚洲第一。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以“补贴”名义提供的财政资金,研究成果主要为外务省决策服务。
  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是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紧扣外务省需求,将中国列为调研的重中之重。涉华研究成为最重要的调研项目,近年来仅公开的重点大型课题就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政权换届》《主要国家的对华认识和政策分析》等,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据了解,部分研究课题由外务省直接“点题”。另外,国际问题研究所返聘不少外务省退休下来的官员,现任理事长野上义二就曾在外务省工作20多年,这些退休官员成为连接外务省和研究所的纽带。
  政府背景的智库还包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等,由于其性质是隶属于中央部门的外围团体,因此研究面比较窄,专业性强,规模不大,近年来还因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发展受限。

政商关系疏密决定影响力

  在日本,覆盖面更广、规模更大、调研能力更强的是大财团和大企业智库。它们是营利机构,有偿承接政府调研项目,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也很大。日本最大财团三菱集团旗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拥有3580名员工,下设20多个部门,2014年营业额达近900亿日元。
  其服务对象包括企业客户和政府客户,针对政府客户的服务领域包括产业政策、科学技术、安全防灾、交通物流、外交安保等14个领域。三菱综合研究所提供一条龙服务,不单单出个前期调研报告了事,还会协助政府制定政策、落实政策、事后评价政策。其推出的一整套标准化智库服务,受到日本各级政府青睐。其官网显示,2013年仅中央政府部门就委托其调研了336个项目,从总务省、国土交通省等内政部门,到外务省、防卫省等涉外部门,都是其忠实客户。
  政府花真金白银买来的智库报告,反映到具体政策的可能性极大。大财团和大企业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绝对不容小觑。
  除营利性财团智库外,日本还有公益性较强的非营利民间智库。这些智库主要是大资本家等自掏腰包资助创立的,既是其回馈社会的公益组织,也是影响社会舆论、政府的工具。如果背后控制者和当权者走得很近,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将直线上升。
  比较著名的东京财团,是日本第一大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财团运营的非营利民间独立智库,依赖财团基金收益,财力雄厚。其调研领域涵盖外交和安全保障、经济和社会保障与环境和社会基础,主要通过发布政策建议、研究报告、举办主题论坛等等引导舆论,对政府施加影响。东京财团的研究员是各领域顶尖专家,比如日本外交专家北冈伸一、现代中国政治专家高原明生等,其报告和举办的论坛等很有分量,经常被日本主流媒体解读分析。
  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期间,东京财团和政府关系甚密,一度被称为“影子首相官邸”,甚至被认为“是首相施政演讲的起草者”。2011年,东京财团发布一篇题为《对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五个建议》的政策建议,提出日本应该积极为国际和平活动作贡献,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安倍政府2012年上台后,确实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并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东京财团的这份报告,一定意义上成了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风向标。

镜鉴·俄罗斯:术业专攻,突出国防

    虽然俄罗斯智库的政策和社会影响力有限,但适应巩固武力的方针,俄成立军方智库“遏制激进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继业发自莫斯科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今年年初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俄罗斯现有122家智库,智库数量位列全球第八位,约占东欧地区智库总数的21%。
  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是东欧地区最好的3家俄罗斯智库。与中国相似,俄罗斯智库也在探讨自身的发展之道。其中,俄加强军队智库的动向颇受外界关注。

冒牌智库也不少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二大智库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登金表示,俄罗斯智库的研究方向多元化,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或是专题研究;一些智库属于体制内机构,挂靠在政府部门中,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可以保障研究经费的来源。
  据他介绍,俄罗斯有许多严格意义上的优良智库: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运用现代理论知识取得研究进展,最终在研讨会中演化出成果。
  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为例,拥有完善的工作制度,每一个研究员都配有助理,帮助寻找文献资料、组织科研讨论等;拥有十分昂贵的数据库,和俄罗斯最好的研究型网站;拥有大量的非政府投资,甚至能以月薪1万美元雇佣网站系统维护人员。
  然而在俄罗斯也有许多冒牌智库,他们中有的只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或只为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还有的智库可谓“一个人的表演”,诸如,在联邦级别的报纸上预测“3个季度后美国将分崩离析”、“下周四俄罗斯将加入北约”等,只为吸引大家的眼球,达到个人目的。

乌克兰危机被批失声

    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区域研究与对外政策专家希尔盖·马尔克东诺夫表示,相比于美国各种智库机构,俄罗斯的智库很多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像美国智库在研究和发声上没有过多的管控与干预。这使得俄罗斯智库的缺点明显,在国际交流时也总是代表国家、政府说话,满口官腔。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东·茨韦托夫分析指出,在绵延约两年的乌克兰危机考核中,俄罗斯智库的表现,包括国内前三强在内都差强人意。
  茨韦托夫直言,乌克兰危机局势曾一度持续恶化,俄罗斯与欧洲都清楚地了解,局势恶化只可能两败俱伤。在国际局势僵持不下之际,正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然而事实证明,俄罗斯智库在提出有效性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导向上都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
  首先,从科学研究到形成政策建议过程中,需要大量分析、沟通、游说工作,对智库的综合能力提出考验。然而,这些要求对于大部分俄罗斯智库来说是很难满足。
  其次,在乌克兰危机中,许多智库专家在各种信息的影响下,不能保持分析的纯粹性,在政策提议中加入大量战略导向性注解,其中不乏极端性措施;还有一些智库在研究成果中融入个人感情、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不去提议如何缓解乌克兰危机,而是像有些美国智库分析如何倾覆俄罗斯政权一样,建议俄政府如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此外,智库在俄罗斯所能起到的社会效果也比较有限。许多智库专家的言论在社会中并没有市场,民众对于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从政府角度来看,俄当局不想因智库的声音削弱官僚阶级对话语权与决策权的掌控。同时对于非政府智库专家言论客观性、独立性的怀疑,也促使政府不愿更多倾听他们的声音。

下大力气搭建军方智库

  在这种环境下,俄罗斯智库的发展,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军队智库的发展。
  以强军为立国之本的俄罗斯在经济困难情况下仍保持巨额军费。去年12月俄罗斯通过的未来三年国家预算法案,其中军费开支将达到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一,创后苏联时代之最。
  军队智库的发展符合俄罗斯巩固武力的方针。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去年12月1日,由普京提议建立,被认为是军方智库的俄国家国防管理中心正式运转。
  国家国防管理中心的建立在于提升国防、军事组织机构的中央控制,为国家防卫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据报道,该机构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能够有效协调俄罗斯联邦所有部门的工作,以实现保卫国家安全的目的。
  按计划,此军队智囊中心能够实时应对所有危机,可在遇有突发情况下,24小时之内制定全面、合理、完备的决断性建议,供国家领导人决策参考。
  据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介绍,俄国家国防管理中心的电脑设施比美国五角大楼的设备优越2-3倍,其储存的信息量超过美国的18.6倍,信息的处理速度相当于1秒钟处理50个列宁图书馆的资料。以此为基础,中心将建设国防安全数据库,实现从俄罗斯全境获得所需数据。该中心还在国内500多个军事坐标安装有700多个摄像监视系统,对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监控。
  如此一来,这个智库已将研究军队作战能力、解决突发任务、提供后勤信息支持、储备军事人才等功能集于一身。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拥有这样的一个智库机构具有震慑作用,能够有效地遏制激进国家。在它的帮助下可在最短时间内,对敌对国家采取措施,作出充分反应。

专家视角:资金独立,智库才能独立

    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其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卢朵宝发自北京 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知名智库去年下半年被《纽约时报》曝光接受外国政府数千万美元捐赠,以“收买”智库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报道引发美媒体和国会关注,美一名资深众议员由此要求司法部长审查智库接受外国资金情况。专家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智库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但资金来源单一。应打破这种状况,培养国内企业和个人捐助智库的文化,同时政府也需要为智库对外交流活动创造法制条件,以更好地助力科学决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在中国现阶段,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有三个主要职能。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再有,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
  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其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
  薛澜说,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一家民营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在介绍该智库资金来源时说,智库的资金来源有三种形式:一是来自课题委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一些政府机构课题;二是举办论坛和活动的机构赞助;因为前两项资金来源不够,创始团队自身还在持续性投入。王辉耀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现在对公益捐赠非常热心,但对于智库机构捐赠的意识不强,还处于扶贫、捐小学、捐大楼的阶段。中国其实需要政策研究的扶贫。他建议政府以免税等形式培养企业捐赠智库机构的公益观和积极性,这样中国的智库才会有多元的发展。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管理主任詹姆斯·麦甘说,为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与独立性,智库应该设立规则和程序,对利益冲突、同行评议、赞助研究等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建议政府为智库活动创造法制条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如何管理智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既充分合作又不会有政治安全风险;如何保证智库与企业、产业的正常交往,又能避免其中的不正当利益输送;如何保证智库接受国内外团体个人的资助,又能确保学术研究的中立性,这些都需要在法制轨道上加以讨论和规范,而不能随便以“扣帽子”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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