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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城外交”的袖里乾坤
  新华网 ( 2015-03-10 15:39:15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总提要】
  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的莎拉·兰蒂从没想过,她在20多年前接待的来自中国友好省州、河北省正定县农业考察团里的一位年轻人,有一天会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这一幕发生在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重访故友,让莎拉·兰蒂等马斯卡廷居民惊喜不已。
  这段友谊要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1985年,正在正定县工作的习近平率团到访马斯卡廷。他住在当地人家中,参观当地农场、学习经验,还曾乘坐敞篷车进行考察。
  27年后重逢时,习近平邀请“老朋友们”访问中国。于是,2012年6月,莎拉·兰蒂等人随艾奥瓦州州长一起如约来到北京。次年4月,在河北省-艾奥瓦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30周年之际,正定县与马斯卡廷市正式结为中国与国外的第2002对友好城市。
  来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友协)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中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46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75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457个城市建立了2166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这份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背后,中国“友城外交”刚刚走过了不惑之年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 陈娟 窦晨发自北京

“周总理打开了第一扇门”

  虽然“友城外交”的基础是开放,但新中国与国外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比改革开放的时间更早,并得到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王泰平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友好城市”的说法也来自于周恩来。1972年,日本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率日中友好青少年游泳代表团参加中日游泳比赛,当周总理接见他时,宫崎提出,神户市愿与中国的港口城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周总理说,名称叫“友好城市”更好,并指名天津与神户配对。
  “神户与天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便保持通航,主要是货船航行。神户市市长听到与天津配对,挺高兴的,因为觉得门当户对、般配。两座城市第二年(1973年)便签署了缔结友城的协议。”王泰平解释道。
  天津-神户也是中日间第一对友好城市,由此开创了中日地方城市缔结友好关系的先河。此后不到半年,上海与横滨紧随其后成为第二对中日友好城市。
  王泰平记得,上海市在签署友城协议前后,曾派一支少年足球队赴日交流。当时,王泰平还是一名中国常驻日本的记者。得到消息后,他“奉命”从东京飞往福冈市迎接少年足球队。出发当天,大雨滂沱,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起飞,幸好安全抵达。随后在横滨的比赛中,有一名中国少年球员受了伤,被送往临近医院。王泰平看到,日本的友好人士纷至沓来,送花、送慰问品,让一间小小的病房散发出浓浓的友情。
  “这种交流、这样的亲密,在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王泰平说。
  中日友好城市的缔结随着中日关系的升温逐渐掀起高潮。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此后的十年,中日友好城市缔结呈井喷式发展。“政治考虑上没有问题了,只要找到比较般配的城市,就会被批准。”王泰平表示。

结对大潮也有小风波

  与中日友好城市发展节奏相似,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友城发展都打开了新局面。
  就在1979年,湖北省和俄亥俄州结成了中美第一对友好省州,江苏省南京市和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结成了中美第一对友好城市。同年,上海与欧洲的米兰、鹿特丹分别结成友城;北京则与贝尔格莱德成为中欧国家间的第一对首都友城……
  这些友好省州、城市结对一般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地方政府领导人提出意向(大多由国外城市提出)、(国内)外交部反馈、代表团互访、签署协议书。
  从实践操作看,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对友城结对具有重要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总有一批致力于中外交往的国际友人、企业家等主动为两座城市牵线搭桥。
  广州与洛杉矶缔结友好协议,就是源于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士。
  卡罗琳·阿曼森夫人是美国加州人,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兴趣浓厚。早从1973年起,她就开始为美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处奔走。后来,她提出洛杉矶与广州结好,立即得到了包括时任洛杉矶市长布雷德利等朋友的赞成。据报道,布雷德利亲自向时任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的杨尚昆写信,希望派遣一个小组访问广州。
  不过广州与洛杉矶结好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80年代初,洛杉矶市议会中还存在一股反华势力。当1981年,广州市代表团准备赴洛杉矶参加结好签字仪式时,洛杉矶议会通过一个议案,将10月10日定为该市“中华民国日”。
  广州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致函洛杉矶市长及议长,表明我方严正立场,希望洛方从两国和两个城市关系的大局出发,取消上述活动,并宣布在事件未解决之前,暂不考虑访美计划。
  布雷德利市长等人对广州的态度非常重视。同时,阿曼森夫人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和声望,公开发表演讲,说明只能有“一个中国”,美中关系只能建立在中美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最终,洛杉矶议会决定取消原定活动,并宣布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日”。
  这场结对风波后来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友城关系中,兼具灵活性与大局观的典范。2011年,全国友协李小林会长在总结友城发展经验时谈到,成功的友城或多或少都具备了以下三个要素:配合总体外交、培养真情实感、服务科学发展。

引进来与走出去

  事实上,由于结对友好城市本着“般配、门当户对”的标准,因此大多数国内城市都能够根据自身社会管理和产业发展需求,从友好城市中汲取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
  比如天津-神户。天津起初缺乏现代化港口管理经验,天津港压港问题严重。为此,神户市专门派遣相关专家组成代表团来津。针对天津港的问题,制定紧急改造方案,并为天津港未来发展规划了长远蓝图。到2010年,天津港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港,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集装箱物流基地。
  再比如,湖北省-俄亥俄州。美方曾投资近六千万美元与湖北建立了四个合资企业;自1980年以来,湖北省在俄州举办了数次出口商品展销会,累计在美成交额超过1亿美元。1988年,湖北省与俄州签订了省州科技合作协议,这是中美间第一个省州科技合作协议。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在答复本报记者书面专访中介绍说,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各城市本着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原则,积极开展友好城市工作,加强地方城市间的友好往来,合作方式从最初的双边合作发展到多边合作,合作内容也从经贸拓展到文化、教育、人才交流、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政府牵头、民间推动、媒体搭台、文化唱戏、着眼民众、兼顾精英已成为中国城市外交的鲜明特色。国际友好城市的建立为政府间、民众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有效推动了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成为中国地方和城市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92年,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国际友城工作,经中央批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标志着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进入了统一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李小林会长指出,当前,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地区动荡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种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作为深化国际合作主要渠道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
  遵照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要“更好地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的指示精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2014年起,加强了城市外交的理论研究工作,将于2015年出版两部专著,《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和《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开放的城市、共赢的未来》,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系统分析总结40多年来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经验、梳理新形势下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新思路,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布局中的积极作用。

城之交与民相亲

  在全国友协美大部主任张和强的印象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对缔结友城的数量有所限制,比如对新增加的中美友城,每年控制在10对左右。
  “经历过发展井喷阶段后,友城的数量的确太多了。”王泰平表示,“而且,还出现了明显的东西部城市友城发展差异。”这是指,有的东部沿海城市结交了数十个外国友城,而一些中部内陆城市一个友城都没有。
  张和强近年来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中西部城市走到友城外交前台。2014年,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项工作便是亲自策划并促成大别山南麓红安县(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家乡)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家乡)结好。
  这是红安县的第一次友城尝试。张和强先是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友人促成了约巴林达市市长来访,紧接着他带着两位红安县干部赴美考察,其间还促成了如红薯出口等项目合作。
  “与40年前相比,如今我们发展友城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张和强说,“以前我们开放是为了招商引资,如今就是要走出去,不止为了经济效益,也为了提升城市国际化,提高国际交往水平。”
  “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到了美国觉得很新鲜,眼界也开阔了。”张和强回忆两位红安县干部出国时的情形说,友城外交的最终落脚点还在于使民相亲。
  不少曾对华抱有偏见的人士,通过对友城的切身体验,最终扭转了想法。例如,曾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上院主席的罗伯特·史密斯过去一直对华抱有成见,但当他2009年率团访问维州的友好省州江苏省(无锡市)后,他坦言,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看到了澳中双方有很大的合作机遇。另一位维州议会资深议员肯·史密斯访问江苏时在当地协助下还到访了西藏。回国后,肯·史密斯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为人们了解真实的西藏提供了视角。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澳已建立9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中德拥有70多对友好城市;中美已建立起198对友好城市和43对友好省州……而最早起步的中日友城数量已超过250对,位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城数量之最。
  不过,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徘徊低谷,中日友城现阶段的交往程度也受到一定影响。
  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否认南京大屠杀。随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向外宣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中方友城主动暂停交往,在40多年的友好城市发展历程中较为罕见,更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地方政府长官热情来华结好形成强烈反差。
  对此,王泰平表示,以当年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为例,“老一辈日本人和中国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主要是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出生的一代人,对华存在莫名愧疚感,并将此化为对华友好的动力。但是,战后出生的某些日本政客对华已经不会再有这种复杂的情感了”。
  尽管如此,去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日本长崎举行中日关系研讨会时,身为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王泰平也感受到了来自日本地方政府与安倍政府的“温度差”。
  有日本地方官员不止一次告诉王泰平:不管安倍政府对华怎么做,我们就是要发展与华友好关系。
  “从历史来看,尽管中日关系起起落落,但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希望友好的。”王泰平向《国际先驱导报》感慨道,“不过长远来看,中日友城发展单纯以友好促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友城交往必须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只有通过更多的实务交流才能增进长久情感,互利互惠。”
  “另一方面,不能把友城交往囿于官员互访。”张和强补充道,“接下来,如何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友城外交中,是今后面临的挑战之一。”(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本次报道提供的大力帮助)

福建与塔州35年的交往故事:习大大与澳州长结友好情缘

    习近平记得,那时来访的培根喜欢听《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于是习近平就把这首歌的磁带送给了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孟昭丽发自福州 “他当年邀请我访问塔斯马尼亚州,我答应了。我这次来,可以说是了却对友人的承诺。”2014年11月,在访问澳大利亚“最小州”塔斯马尼亚州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道出了曾与塔州已故州长吉姆·培根的约定。
  习近平与培根的这段交往发生在2001年。习近平记得,那时来访的培根喜欢听《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于是习近平就把这首歌的磁带送给了他。当时,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他与培根一道签署了福建省和塔斯马尼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周年联合声明,并授予了培根“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
  10多年过去,福建-塔斯马尼亚友好省州关系已经迈入了第34年。友好交往让两地人民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也让双方得到了共同发展和进步。

历史让两座城市走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客观现实,福建省委、省政府立足本省山海资源丰富的特色,提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着力发展林业和水产业。而这两个产业,恰恰是塔州的优势产业,这便成为两省州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动力和基础。
  福建与塔州是由外交部引荐开始交往的。1980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福建省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翌年3月5日,福建省时任省长马兴元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塔斯马尼亚州,与塔州时任州长杜格·洛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
  1984年7月,时任塔州州长罗宾·格雷应福建省长邀请,率领4人代表团访闽,签署了《福建省和塔斯马尼亚州谅解备忘录》,探讨了发展两省州经济贸易合作事宜,就畜牧业、草场改良、近海养殖、林业、水电、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当时,塔州州长罗宾·格雷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既负责塔州与福建交流合作,也经办福建与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为促成此事,福建指定由省经贸委和省外办为代表机构。不过,后因对方没有指定专门机构负责,至今两省州经贸委员会一直未能成立。但是,两省州的交流并未受此影响。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福建与塔州的友好交往一度出现了困难,塔州方面取消了原定州长访闽安排,并中断了与福建省的联系。福建省外事办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利用塔斯马尼亚大学百年校庆之机,派员以省友协理事名义随同福建师大领导赴塔州,拜会塔州政府办公厅主任,并广泛接触澳中友协塔州分会会员,顺利实现恢复友城交往的工作目标。
  习近平主席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对闽塔友好关系非常重视,曾两次会见来访的吉姆·培根州长。就在去年11月的访澳期间,习近平主席又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起,亲自见证了两省州签署关于成立合作发展混合委员会的协议书。

塔州助福建渔业水平提升

  从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起,30多年来,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员交流活跃,成为两地关系热络地重要表现。福建几乎每年都组织专业代表团访问塔州,塔州也相继派团访闽。双方1984年起在畜牧业、草场改良、近海养殖、林业、水电、科技等领域开展了交流合作,取得了实效。
  以海水养殖业为例,塔斯马尼亚州渔业生产与管理水平在澳大利亚处于领先地位。1985年6月,福建省水产厅与塔州签订购买太平洋牡蛎种苗引种协议,共引种苗440万粒,经试验养殖成功。如今,该品种在福建养殖面积达6万亩,约占全省牡蛎养殖面积的10%,其微型附着养殖方法为国内改革养殖工艺、改进育苗设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辟了新路。
  此后,该项成果得到农业部的重视和支持,拨款投资200万元建设年产2000万粒新苗的育苗基地,为中国南方沿海发展太平洋牡蛎新品种养殖和出口创汇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福建省外办协调省直各相关部门,在技术引进、互办展会、经贸往来等方面深化与塔州的合作。福建组团赴塔州举办了“福建商品展销会”,成交金额达数百万美元。塔州在福建省举办了“塔斯马尼亚木材之窗”、“鲍鱼进出口说明会”等活动,还连续多年参加在福建省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等大型经贸活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人才培养涵盖各个领域

  在文化方面,双方通过文艺演出,拍摄电视片和纪录片,举办画展、摄影展、图书展、艺术节等形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教育方面,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院、福州八中等院校与塔斯马尼亚大学、塔斯马尼亚学院霍巴特校区等在合作办学、引进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培训、联合培养人才、共同研究课题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实效。
  2001年9月12日,福建闽江学院与塔斯马尼亚大学联合成立闽江学院爱恩实达学院。该学院全面引进澳大利亚的办学模式和教育资源,以及经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英文教材等,开设商务英语、计算机技术等专业,30%的课程由澳方教师授课,为福建培养了急需的实用型人才。该学院办学至今,中方已派出600多名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其中赴塔斯马尼亚大学留学的学生共计276名。
  2006年,福州八中与塔斯马尼亚州公立学校塔斯马尼亚学院霍巴特校区合作创办“中澳课程实验班”,通过双语教学、教育资源开发、教师专业培训、教师和学生交流等形式合作。
  2013年9月,塔州时任州长拉拉·吉丁斯率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期间,与闽江学院围绕加强教育合作,特别是幼儿学前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签署了《塔斯马尼亚TAFE学院与闽江学院建立合作办学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迄今为止,福建已派出9名青年教师和30余名技术人员赴塔州攻读博士学位和进行语言、林业、水产等方面进修。他们回国后,利用所学知识和专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吉姆·培根,2003年,澳中友协塔州分会会长布鲁斯·约翰逊教授也被授予了“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
  福建省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双方去年签署的合作发展混委会协议书,今后两省州将以“混委会”为综合交流协调平台,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深化教育、渔业、林业、农业和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将闽塔友好关系打造成中澳友城交往的一个典范,造福两地人民。

拉萨的国际“小伙伴儿”

    相比之前,拉萨在建立友好城市方面的步伐走得很快,但受制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拉萨在友好城市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宸发自拉萨 1987年6月,美国博尔德市与拉萨建立友好城市,成为拉萨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友好城市。随后,玻利维亚波多西市、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埃利斯塔市、以色列贝特谢梅什市、尼泊尔加德满都市等陆续与拉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建立友好城市,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加充分地了解外界城市的情况,在科技、农业等领域更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外界更加充分地了解拉萨的真实情况。”拉萨市外事办公室干部晋美扎巴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说,“以尼泊尔加德满都市为例,自建交以来,拉萨和其双方互访6次。”2014年,拉萨市代表团分别访问了美国博尔德市、尼泊尔加德满都市。

寻求双方合作点

    在选择友好城市方面,拉萨本着寻求双方共同特点、结合彼此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科技、文化等不同方面选择不同城市结对。拉萨市外事办公室成立以来,以色列贝特谢梅什市是晋美扎巴参与建立的拉萨市友好城市。
    “西藏自治区领导访问以色列期间,了解到其农业技术和太阳能技术相当先进,全面考察后表达希望建立友好城市的愿望。而贝特谢梅什市市长带领代表团访问拉萨期间,短时间了解到拉萨文化、艺术等特点后,对拉萨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表达了希望建交的愿望。”作为友好城市建立的参与者,晋美扎巴回忆说。在双方高层领导推动下,拉萨市与贝特谢梅什市在2009年5月结为友好城市。
    而与美国博尔德市建立友城之后,双方一度开展包虫病预防、治疗等卫生方面的合作。拉萨市还邀请博尔德市代表团到拉萨旅游观光,作为双方在旅游方面的初步探索。代表团与拉萨环保、农牧、卫生等8个部门进行了座谈,寻求一些双方的合作点。“目前虽然没有正式操作,但有的已经开始了前期准备。”
    2010年与加德满都建立友好城市之后,双方均组织代表团互访,开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得知加德满都用电比较紧张,拉萨给加德满都提供了200套太阳能设备,用于其主要街道的照明。目前,拉萨市先后4次向加德满都捐赠笔记本电脑等数百万元物资。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埃利斯塔市也信仰藏传佛教,这是其选择拉萨作为友好城市的重要原因。”晋美扎巴告诉记者,埃利斯塔市曾派代表团参加了西藏每年一度的重要活动——雪顿节。

访问多、项目少

    相比之前,拉萨在建立友好城市方面的步伐走得很快,但受制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拉萨在友好城市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以玻利维亚波多西市为例,从拉萨到波多西市需要乘坐30多个小时的飞机,地理位置遥远加上语言方面的障碍,双方开展的工作一直比较少。”建立友好城市以来,拉萨市仅给玻利维亚投资十万玻币建立了拉萨广场,除此之外双方的交流并不多。
    “友城工作是民间外交,承担着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和官方外交的任务,但目前拉萨友好城市出访管理方式与官方外交相差不大,灵活性和民间性质无从体现。”记者从拉萨市外事办公室了解到,目前拉萨友城工作缺乏持续递进的工作思路和计划,导致友城交流主要停留在为数不多的官方访问,合作项目推进方面较为被动。
    晋美扎巴建议,未来希望现有的5个友好城市与拉萨的交往更加常态化,双方寻求更多的合作领域开展工作。同时,根据拉萨目前的城市发展,有针对性地结交一些新的友好城市。建立长效机制,利用更多的形式和平台促进双方民间的更多交往。

外交风波中的友好城市

中国海南:“在南海紧张时传递积极讯号”

    “作为官民并举的对外交流主渠道,友城机制的优势在于,在两国关系紧张、国家层面交往降温的时候,地方仍可通过友城渠道继续保持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破冰’起到积极作用。”——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信峰发自海口 过去一年,南海风云变幻,局部冲突和争端不断。作为中国在南海最前沿的省份,海南2014年对东盟进出口174.1亿元,仅增长2.3%。与之形成重大反差的是,海南对包括东盟在内全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高达28.3%。
  “近两年,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挑衅,对中国和东盟以及两国之间关系和未来合作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对海南省与两国友城地区的交往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坦言。
  东盟国家一直是海南友城工作的活跃地带。目前,海南在省级层面与东盟地区拥有7个友城,在旅游、农业、渔业、文化等多个领域联系密切。“近两年,从双方交往频次上看,与个别国家确实有所下降。”据王胜透露,今年海南希望能再结交一些东盟国家友城,尤其是在菲律宾和越南。

开启打破僵局的“一扇窗”

  “我第一次来海南就爱上了这里。这边薪水很高,人也很友好,气候跟我们的家乡非常相似。在来海南之前,就无数次听到过这个地方,大家对这里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今年48岁的菲律宾歌手汉克斯告诉记者。
  过去几年,中菲关系一直笼罩在一系列南海事件的阴影中:黄岩岛事件,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渔民被抓扣事件……然而,这并未影响到活跃在海南各大酒店数以千计的菲律宾歌手的对华看法。汉克斯说,事实上,即使在中菲关系最严峻的时候,他在中国依然没有丝毫恐惧。
  两国紧张的外交态势并未对中菲民间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过去几年,依托海南省和菲律宾宿务省、海口市和大雅台市等相关友城机制,在经贸、农业、旅游、文化文艺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民间交往频繁。
  “作为官民并举的对外交流主渠道,友城机制的优势在于,在两国关系紧张、国家层面交往降温的时候,地方仍可通过友城渠道继续保持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传递正面讯号,为推动两国关系‘破冰’起到积极作用。”王胜说。
  海南与菲律宾宿务省初次接触始于一场海上冲突。1995年,海南62名渔民被菲律宾非法拘留,为此,菲律宾时任驻华大使罗穆阿多·翁访问海南,表示菲律宾愿同海南加强合作与交流。1996年,海南与宿务省正式结为友城。
  2014年,南海紧张局势让海南和菲律宾友城关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一年,双方友城互访交流活动明显减少。不过,去年8月,在第十八届“岛屿观光政策论坛”上,王胜与宿务省省长戴维德见面交流。可以说,也为中菲沟通打开了“另一扇窗”。
  海南与越南的友城关系亦是跌宕起伏。
  越南是距离海南最近的南海周边国家,2007年,越南广宁省与海南省正式结为友好省关系。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和人员往来。海南三亚市还开通了至广宁省下龙湾的邮轮航线。
    然而,近两年海南和广宁省的交流热度明显下降,尤其是越南发生针对中资企业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甚至导致海南至下龙湾的邮轮航线停开。但尽管如此,两省高层领导仍努力保持每年见面一次的频率。
    “总的来说,除了紧张的南海局势,两省间近两年的交往还受到各自省内客观情况的限制和影响,而呈现暂时的频率下降趋势,相信会随着各自情况的好转而逐渐恢复紧密往来。”王胜说。

为国家层面交往“锦上添花”

  “在南海局势紧张时传递积极的讯号,在国家层面交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感情。”王胜这样看待海南国际友城机制在发展同南海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目前,海南在东盟地区拥有的友城分别为:菲律宾宿务省、印度尼西亚巴厘省、马来西亚槟城州、越南广宁省、泰国普吉府、柬埔寨磅湛省和老挝琅勃拉邦省。海南还与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和北苏门答腊省签署了结好意向书。其中,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友城关系连年升温。
  “海南和泰国的政府间友好交往已经有40个年头,而普吉和海南结好也迈向第十年。”去年年底,泰国普吉府府尹(省长)尼席·詹宋文率领泰国南部普吉、董里等五府(五省)代表团来琼访问,就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与海南达成诸多共识。
  自2005年海南与泰国普吉府缔结友好省以来,双方几乎每年都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农业、旅游、文化等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去年8月,海南团在普吉举行的第十八届“岛屿观光政策论坛”上,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员地区国际海洋旅游合作机制、成员地区之间建立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海洋生态旅游网络、加强区域经济与和平发展的国际海洋人文旅游交流合作等倡议,得到普吉方面的高度评价。
  马来西亚槟城是与海南结好时间最短的城市之一。2014年是中马建交40周年,亦是槟城与海南结好一周年。去年底,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副总会长、槟城海南会馆主席林秋雅拿督带团来琼,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文艺演出活动。
  “结好仪式是两个海岛省州跨越南海友好的落实。”时任海南省长蒋定之表示,两地将扩大经贸合作,促进两地企业双向投资、两地产品双向销售、两地游客双向交流,保持两地之间的人文交流,促进两地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拓展南海“朋友圈”

  作为中国唯一热带岛屿省份,海南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环境优势发展友城。1988年建省以来,至今共与34个国家的46个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其中省级友城26对。此外,还与35个外国省市建立国际友好交流关系,形成了多层次的“朋友圈”。
  对各国地方城市而言,打好“经济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共同的诉求。海南在对外打“经济牌”同时,辅以境外展会和推介活动、邀请来琼参展和考察访问等形式,并对友城地区民众打“亲情牌”,通过人文交流增进民间互信。
  除了多边外交平台博鳌亚洲论坛和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海南还通过搭建“岛屿观光政策论坛”、海南友城峰会等大型活动平台,调动外国友城官方和民间的积极性,挖掘本地民间资源,培养可靠的民间合作伙伴,赋予友城机制更多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海南主导创立的“岛屿观光政策论坛”机制,已被视为中国城市外交的典范。这一多边地方政府联络机制和地区性旅游合作组织,自1997年发展至今已经历18届,丰富了海南与南海周边友城地区的交往形式和内容,成为地区实现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友城关系已成为海南对外交往,尤其涉南海问题时主要且稳定的渠道,对促进海南对外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务实合作以及增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胜说,当前海南友城结好区域布局进入了“优化期”,友城交往领域和质量进入了“拓展期”和“成长期”。他透露,今年海南还将再结交一些东盟国家友城。

日本横滨&东京:“关系紧张时更应坚持交流”

    “以多年来与上海等中国城市建立的友情为基础,坚持不懈地继续都市之间、市民之间的交流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横滨市国际交流政策课工作人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秀玲发自东京 纵观中日两国关系史,总是易受政治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而在每次关系改善的过程中总少不了民间外交的身影。其中中日两国城市缔结友好契约、建立姊妹城市的“友好城市外交”,因为兼具官方和民间两种特性而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

以民相近促国相亲

  民相近则国相亲。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始于古代并延续至今。以位于东京南部的海港城市横滨为例,横滨市拥有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的横滨中华街,每年约有2200万至2300万人访问这里,“在日本感受中国文化”。另据横滨市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5年1月,横滨市内居住着32299名中国人,他们工作生活在日本,也向日本展示着中国形象。
  1973年11月30日,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刚刚一年之际,横滨就与上海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对改革开放前的上海来说,横滨也是它的第一个姊妹城市。在缔结友好城市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两座城市的交流从体育、经济技术交流、彼此互换动物开始,到后来发展到文化、学术的交流,无论是交流的深度或广度都有了提高。
  不仅与上海,在过去的2014年里,横滨市与中国泉州市、韩国光州广域市作为“东亚文化城市”主办城市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同年11月,横滨与中国泉州缔结了《东亚文化城市友好合作城市协定》。今后,双方将进一步推进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

相信朴实真挚的交往之道

  如何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发挥友好城市的作用,以民间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改善?横滨市国际交流政策课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相信朴实真挚的交往之道:“以多年来与上海等中国城市建立的友情为基础,坚持不懈地继续都市之间、市民之间的交流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2013年中日关系紧张,赴日中国游客锐减,中日国民相互好感度也降至历史最低。而2013年恰逢上海与横滨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当年,横滨副市长访问上海并与上海副市长举行会谈,出席了由两市市民友好团体主办的交流会。同年11月,根据横滨市民的建议,举行了上海市花白玉兰的植树仪式,两座友好城市的交流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刻也持续地进行。
  2014年,横滨市立高中代表团在三年后重新访问了上海的学校,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正在积极地进行。
  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永田哲二认为,通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双方风土人情自然是增进了解的重要方式,日本人应该更多地到中国去,了解中国。而另一方面,日本的自治体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城市外交也是推进民间友好交流的重要渠道。
  也是在2014年,适逢东京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35周年。4月,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访问北京并与北京市长举行会谈,就治理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讨论。东京在环境治理上掌握了许多经验,而北京也有值得东京学习的地方。永田说,作为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前辈,北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对即将于2020年举办奥运会的东京来说,是一部不得不取的经。
  据永田介绍,东京都目前与近3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而东京北部的琦玉县也与10个中国城市进行着友好交流。友好城市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同时,共同致力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在现场开展经济合作,构建真正的互惠双赢关系。
  永田认为,青少年是中日世代友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近20年里,东京与北京的学生举行互访,并寄宿在对方的家庭里,两国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对方国家的文化,感受对方人民的友好。这种青少年时期的友好体验将对他们日后对华态度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那些被“注销”的友城

    “友好城市重数量更重质量,不能仅是‘吃吃饭、串串门’,要将双方的交往转变为在经贸、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合作上来,友好关系才能更加牢固和持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一个是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普洛夫迪夫市,一个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都洛阳,它们曾于上世纪末“联姻”结对成“姊妹城”,在经历了21年的交好和磨合之后于今年初终结关系,如今它们的名字并列躺在《关于注销全国40对友城关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里。
  这份《通知》由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于2015年1月12日发布。《通知》显示,注销的40对友城关系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其中美国最多占有9个席位。
  “这实际上是我们联合会的一个重大举措。”全国友协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主任李新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去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就开始调研和梳理全国友好城市的发展情况,发现有不少友好城市实际上没有数据和记录,“因为没有交流和往来也就不存在记录,所以我们很大胆地宣布对这些‘有名无实’的友好城市注销。”

“吃吃饭、串串门”难牢固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2012年的统计,中外友好城市中交往完全中断的约占3.4%。
  “友好城市重数量更重质量,不能仅是‘吃吃饭、串串门’,要将双方的交往转变为在经贸、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合作上来,友好关系才能更加牢固和持久。”2月3日,距离《通知》发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河南省外侨办主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宋丽萍在全省外侨办主任会议上如是说。
  经全国友协批准,河南省对长期没有来往、“有名无实”的4对市县级国际友城进行了撤销或注销。除洛阳市外,三门峡市和墨累桥市(澳大利亚)、周口市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哈萨克斯坦)等也名列其中。
  事实上,早在2012年河南省洛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建军就发现,他们与普罗夫迪夫市的联系已很难恢复,两城的关系几乎进入“休眠”状态。中断联系的原因很简单:对方缺少来中国的路费。
  “对方是一座东欧城市,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我们多次邀请他们来洛阳,都没有来。”王建军说。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制定的《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规定》第六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方因政治或其他原因中止交流并明确表示断绝已经(或将要)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全国对外友协注销友好城市关系(或撤销下发的结好批文)。
  于是两年后,这对“姊妹城”的编号消失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数据库中。
  除此之外,“公开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并拒绝我方交涉”也会被注销。如本专题前文提到的广州与洛杉矶结对风波,尽管当时尚未正式签约,但亦曾因此遭遇波折。
    和洛阳市一样,1999年结为“友好城市”的山西太原市与非洲喀麦隆的杜阿拉市的交往也面临着经济的问题。
  因为喀麦隆经济较为落后,两市交往基本上是一种单边援助关系。太原市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说,“因为路途遥远,两市建交后头两年还有些交往,往后交往就基本停滞了。两市的社会发展能够互相借鉴的东西很少,友好城市签约后,后方的教育合作、医疗援助都很少。”
  十几年来,双方交往几近中断。与洛阳市命运不同的是,它们交往数据仍然登记在册,编号为“0923-991012-晋-021”。

一个庞大的管理工程

    “友好城市‘有名无实’现象存在的原因很多。比如双方一开始没有找到合作的基础草草就建立,或者有些是在地方领导的推动下建立的,当友城政府高层人员更替时,友好城市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就会缺乏动力,久而久之就成了‘僵尸’友好城市。”从事城市外交研究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赵可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1993年10月28日,山东威海市与意大利一座以纺织业为主的城市——比拉市结为友好城市。刚结好的时候,双方还就纺织业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合作的情况并不理想。
  2000年之后,威海市与比拉市的交往逐渐停止。“对方负责友城工作的人员换了很多,一直联系的人没有了,以前提供的e-mail和电话都联系不到了。”威海市外事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但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数据库中,双方的交往数据仍然登记在册,编号为“0505-931028-鲁-039”。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还有很多已经中断交往但未被注销的友好城市,如因战乱中断交往的天津市与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市,因行政区域变化中断的四川乐山市与澳大利亚赫维湾市,后者后来与周边三市合并成立弗雷泽海岸地区市。
  据本报记者了解,一般情况下,友城缔结有效期为5年。据了解,5年后,若无一方提出中止友城结对,那么两座城市(省州)将继续保持结好关系。
  “2000多对友好城市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和工程,消除‘有名无实’的状态需要一个过程。注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当然要想让友好城市都活跃起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赵可金说。

专家视角:新时期该如何推进友城外交

【作者】熊炜(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友好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外交基本形式,其实施和发展受国际关系影响和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友城外交不能仅以促进地方经贸为目的,它还需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主要存在着纽带功能、桥梁功能和经贸促进功能三种类型的友城外交。纽带功能主要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动机和作用是加强城市之间共同性或相似性,如城市之间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联系。这也是欧美国家推动友城活动最早的动机。在冷战时期,欧洲国家之间出现了桥梁模式的友好城市,目的主要是想突破冷战的国家集团界限,在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城市联系,消除意识形态隔阂。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以促进经贸为主的友城开始蓬勃发展,这一类型的友城外交起先在亚太地区流行,目前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开展友城外交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实上,纽带作用、桥梁作用和经贸促进作用并非相互分离的,也非用一种作用来替代另一种,而是相互影响。数据分析表明,1973年到1992年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建立以历史文化因素为主;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是以经济因素为主要动因,但是各种因素趋于复杂化,发展日渐成熟。我们的研究认为,友城结对时的经济、历史、文化和科技等多因素都是相互补充的,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沿线,都形成了不少经贸、人文为功能的中心城市。现在的友好城市结对也体现了经贸、人文、历史和科技的差异化特点。目前建成了许多以主题为中心的双边城市交往模式,今后这类双边城市交往模式上升到多边,围绕某一主题,诸如资源、科技创新、港口、旅游、生态等,可以形成某类议题型的城市组织。
  不过,友城结对还需要提前谋划。例如,我国是世界上的侨务大国,海外华侨数量庞大,应该有规划地选择海外华侨聚集点的城市,主动去与对方结成友好城市,便于日后工作开展。在一些我国海外投资集聚地的城市,也需要提前有谋划地推动与这些城市结成友好城市,事先布点,多一个工作管道。有的事情不能光算经贸账,也要算政治账。
  作为次国家政府的主要外交渠道,友城外交有助于增进国与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
  对我国而言,友城外交还有助于促进城市的国际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友城活动有利于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方式调动资源,促进、协调和整合城市发展的相关信息,通过友好城市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为广泛的城市合作架设桥梁和搭建平台。
  去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名片,以发展友城外交为推手,打造中国城市的国际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风貌,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对外工作的鲜明中国特色。
  现在在实施“一带一路”宏大战略过程中,友城外交也可以发挥促进“互联互通”的特殊作用,城市仿佛丝绸之路上的珍珠,将这些珍珠通过友城外交的方式串接起来,经济和文化功能交相辉映,能够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目前,我国在新时期发展友城外交还存在的挑战包括:各省份之间开展友城外交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的问题;中外友城外交的合作机制长效化问题;友城外交联合管理的统筹机制问题;友城外交配合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落实力度问题等。为此,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地方和城市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培训工作。国家也需要系统的友好城市对外交往的管理条例,使城市开展对外交往活动有章可循。(本报记者 邓媛 陈娟 采访/整理)

国际镜鉴·美国篇:城市外交人人有责

    美国国际姐妹城市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凯恩认为,良好的民间关系是一切交往的基础,所谓姐妹城市,就是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大玖发自纽约 2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厨师代表团在法国鲁昂举办了大型美国烧烤野餐会,抹上美国独特烧烤酱的猪肉香飘四溢,赢得了出席野餐会的600多位嘉宾的高度赞扬。
  这是美国国际姐妹城市联盟组织的一次民间外交活动。来自克里夫兰的代表团包括当地四名顶级厨师和他们的学生。厨师们还在法国鲁昂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交流烹饪技巧、探讨食品健康与安全等等问题。大厨师埃文斯对媒体表示,“虽然我们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我们对烹饪和美食有共同的爱好,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

任何人都能参与“外交”

  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美国国际姐妹城市联盟新闻发言人梅加·斯瓦米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该机构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倡导成立于1967年。通过民间外交增进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了解,通过文化教育、经贸、专业和技术等合作与交流互利互惠,缩小文化差距,促进世界和平与友好。
  斯瓦米说,该机构目前与世界上145个国家建立了2100个合作伙伴关系。姐妹城市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城市,也包括县或者州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由民间推动、当地政府最高行政官员正式承认并签署协议书的互利互惠活动。
  国际姐妹城市联盟不仅在美国国内各地有分支机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分支机构。民间外交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任何人或机构,无论你是政府官员、学生或者教授、本地企业、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艺术家音乐家,都可以申请成为志愿者或者加盟姐妹城市计划。
  斯瓦米说,国际姐妹城市联盟提供必要的服务,有各种程序和资源帮助会员寻找合作伙伴,或者拓展交流范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任何非官方机构或者自愿者,都可以在该机构的网站上登记申请成为联盟成员,选择适合自己参加的项目。无论是城市找城市,还是希望加入某个项目,联盟将有一个三至五人的工作小组对申请进行综合评估,派专人给予帮助和指导。

中美“姐妹城”十年翻番

  为纪念美国与中国第一个姐妹城市关系35周年,美国国际姐妹城市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凯恩去年发表专题谈话指出,世界上与美国建立姐妹城市最多的国家是中国,目前已经有161个美国-中国城市建立了姐妹关系,与十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凯恩认为良好的民间关系是一切交往的基础,所谓姐妹城市,就是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她高度赞扬了最近中国-美国以及该联盟的非洲分会三方合作,通过政府、商家等机构合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不仅推动了非洲城市经济发展,并且帮助当地解决都市贫困问题。该项目获得联合国2014年南南合作奖。
  去年10月,该联盟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共同举办了题为“对中国在非洲未来角色的探讨”,会议指出,中国、美国、非洲国家三方的民间合作将有利于各自的发展。
  友好城市联盟中非友好城市项目主任卢拉·陈在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认为中国、美国、非洲国家三方合作、协同发展更有利于三方的未来。这样的合作中,高层合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组织相关民间合作项目,同时加强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比如,传统的两国城市结为“姐妹城市”的做法,现在可以扩展为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关系。肯尼亚的内罗毕、美国的丹佛和中国的昆明这种“姐妹城市”就是良好的试点与榜样。

国际镜鉴·日本篇

专访日本千叶市长熊谷俊人:“不能戴有色眼镜观察彼此”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沈红辉 发自东京

【编者按】
  日本千叶市与中国天津市、吴江市均是友好城市。2009年,当时32岁的熊谷俊人当选千叶市长,成为日本史上最年轻市长。
  尽管近几年中日关系出现波动,但千叶市仍旧重视与天津市、吴江市的城市交往。在熊谷俊人看来:“不论发生什么。都应该推进地方城市友好交流。”
  近日,熊谷俊人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向外界介绍了他在推进城市外交方面的心得与感悟。

  《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您率团访问天津市和江苏吴江市,具体开展了哪些交流?
  熊谷俊人:我大学主修东洋经济史,主修方向是近代中国,还喜欢看中国古典作品。我很喜欢中国。天津市和吴江市在中国一北一南,风土大不相同,此行我率团与两个城市都开展了深入交流,非常愉快。两个城市的风光仍记忆犹新。
  姐妹城市是难能可贵的合作关系,我们当然也希望借此追求实际利益。天津和吴江都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城市,我在访问时向中方表达了希望开展经济交流的意愿。最后,千叶市与这两个城市都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那次访华确实很有意义。
  Q:中日关系恶化,地方城市交流是否受到影响?
  A: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作为千叶市政府,我们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开展城市交流?那是因为民众超越国家层面的面子、国家之间的立场开展面对面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对两国友好与合作而言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中日关系恶化后,我们一直照常推动市民之间的交流。
  Q:如果右翼抗议反对呢?
  A:即便出现右翼抗议等反对声,也不会改变立场。不管国家关系如何变化,我们都愿意开展相互交流。
  Q:能介绍一下未来与天津、吴江的交流计划吗?
  A:2016年是我们和天津签署友好城市协定30周年,和吴江市是2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节点性年份,我们希望好好地办一些纪念交流活动。5年后,日本要举办奥运会,我们希望与两个城市更加积极地开展体育交流等。今后将和中方讨论具体事宜。
  Q:在当前中日关系大背景下,您对地方城市交流有何看法或建议?
  A:日中历史交流源远流长,要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双边关系经历过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两国国民超越这些事情构筑起信赖关系。念大学时,我曾和不少中国留学生开展交流。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亲眼看到日本后,发现真正的日本与待在中国时对日本的印象大不相同,很吃惊。日本人也一样,对当下中国的印象,容易被旧有观念所束缚。
  日中是邻国,必须加深关系,但在相互理解方面,做得很一般,远不如德法成熟。眼下不少中国人访日,应该不断促进这种交流。我们日本人也一样,应该和过去一样访华,和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保持这种人员交流是最重要的。否则,老是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出发,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彼此,就无法促进相互理解,争执永远也消除不了。地方城市交流对两国政府而言都是好事。不论发生什么,都应该进一步促进双边交流。作为千叶市地方政府,若机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意见,一定这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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