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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改变世界的一周”
  新华网 ( 2012-02-24 11:56:09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197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中国长城上和一群人合影。美联社  

    无论时光怎样荏苒,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的那个瞬间,都注定要被后来的人们一再提起。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高层的跨洋握手,不仅结束了两国数十年来的敌对状态,更深深影响着世界格局。而围绕那次访问,每一个亲历者亦都有着至今难忘的记忆。
  40年飘然而逝,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美关系,依然在前辈开拓的轨道上前行,即使未来或仍要继续经历风雨

会见现场翻译唐闻生:“主席用生命书写那段历史”

    尽管毛主席在会见时红光满面,但尼克松走后,主席的脸色一下子灰暗下来,那天,他没有按照惯例与周总理“谈些事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奕发自北京 1972年2月21日中午约11时30分,尼克松一行乘机经上海抵达北京。不到三小时后,访问即达到高潮——毛泽东主席决定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担任此次会晤的翻译唐闻生此时还不满29周岁。四十年后,这位矍铄的老人对这一历史事件仍历历在目,娓娓道来。

双方会谈,美翻译未出席

  作为一名虽年轻却已身在外事工作岗位多年的翻译人员,唐闻生印象中的国外领导人访华往往有着既定的程序。尼克松访华前,外宾来访时通常是外宾和周恩来总理先见面,在双方加深了解后,毛主席再会晤(有时则更晚,等到双方谈出了成果后毛主席再会晤)。
  但唐闻生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当外宾下了飞机、进了房间后,接待班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惯例宣布解散,而是在收到的一则“不要动、不让走”的指令后按兵不动。“主席那里来电话,总理正在接。一般人马于是原地待命。总理接完电话出来后说,马上走,主席要见。接着便通知客人,不久尼克松就出发了。”
  “为什么(元首会晤)要放在最前头?我想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次会见是至关重要的。”唐闻生说。一方面,是尼克松此前通过媒体等多渠道、多方面主动提出来希望访华,而且他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有些只有在最高层谈才可以沟通和解决;而中方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毛主席也找斯诺谈过五个多小时,除了国内问题外,很重要的是表达对尼克松来华的欢迎。
  会晤中,在美国出生的中方翻译唐闻生担任中美双方的翻译。事实上,当天“中美会谈中仅有一名中方翻译出席”也成为日后人们关注尼克松访华事件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对此,唐闻生认为,当时美方的翻译多归属于美国国务院,而当时美国和台湾还有所谓“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和台湾来往密切。因此,美方认为会晤机密性很强,为确保万无一失,故没有美方翻译出席。

原定20分钟,谈足一个小时

  1972年2月21日下午三时许,尼克松抵达中南海。按常理,当时已进入暮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体状况并不乐观。但在唐闻生的记忆中,当天毛泽东在见尼克松的时候,红光满面,谈笑风生,而且整场谈话下来,几乎可以用“举重若轻”来形容。
  唐闻生记得,会晤中,在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谈哲学,具体问题今天可以不谈,你去跟总理谈。而尼克松对此次会晤也很重视,更是单刀直入表示自己是“代表美国利益”而来。回忆起这一细节时,唐闻生说:“双方都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很清楚。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但是因为有共同点,能够走到一起。”
  而正是基于双方利益上的求同存异,整个会谈进行得异常顺利,“双方都没有讲话稿、谈话要点,也没有说帖。我认为双方心里都是想好了要说什么。”唐闻生说,双方都很明白对方在大的战略、双边关系上有哪些可以发展的共同点。
  就这样,两位领导人从一个问题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原定20分钟的礼节性会见,足足谈了一小时十分钟。

会晤后,主席扣上氧气罩休息

  事实上,即使是那场原定20分钟的礼节性会面,对于知晓毛主席身体状况的工作人员来说,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这次会晤的时间,总理很担心,因为主席身体并不好,”唐闻生说。1972年年初,毛泽东在八宝山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受了风寒,在会见尼克松9天前,甚至还休克过。“但尼克松来了,毛泽东不见是不行的,否则就是政治事件了”。
  “我觉得主席是用生命在书写当时那段历史。”唐闻生说。这一点,她记得清楚:以往会见外宾后,周恩来还会留下来和毛主席谈些事情。但尽管在会见尼克松时主席红光满面,尼克松走后,主席的脸色一下子灰暗下来,似乎已经耗尽全身的力气,当周总理问还要谈点什么事情吗,主席摆了摆手。还没等工作人员离去,主席就扣上了摆放在旁边的氧气罩。
  唐闻生说,据后来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次会晤后,主席足足休息了三十分钟。

中方接待人员唐龙彬:礼宾安排上的摩擦“很尖锐”

    在中美双方关系最为敏感的时刻,礼宾接待的每一个细节都事关重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奕发自北京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的唐龙彬回忆起四十年前的“破冰之旅”时,仍清晰地记得中央对尼克松访华礼宾接待工作制定的方针,即“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
  他表示,礼宾司工作人员在访问七天时间里一直贯彻了这一方针,为尼克松访华成功提供了保证。

随身警卫不知尼克松去哪了

  在唐龙彬的记忆中,尼克松访华过程中毛主席突然提出要破例接见,的确给大家带来一些压力——礼宾司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消息时很仓促,尼克松、基辛格得到通知后走得也很仓促,这就导致很多接待细节上必须灵活处理。
  在基辛格要求下,周总理同意,美方可以带一个记录人员,于是时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温斯顿·洛德也随同前往中南海参加会晤,美方其他高级官员对这一会晤并不知情。
  一番忙乱后,唐龙彬记得,最后尼克松的随身警卫中,只有两个警卫赶上了车队。其他警卫也见势出来,已经赶不上了,也不知道尼克松去了哪里。
  而对于这一历史性的会面,整个世界都投以了极为关注的目光。据唐龙彬回忆说,外媒驻京记者由于对中国情况较为清楚,为了及时捕捉动向,更是在尼克松抵京后轮流在中南海外值守,在载有尼克松的车队驶入中南海后,反而赶在上百名美方随团记者之前首先抢发了新闻。而对于错失这一历史性会面的往事,在后来的多年里依然能够听到当时美方随访记者们的遗憾和懊悔——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而错过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几乎意味着首战折戟。

美方专机,还是中方专机?

  唐龙彬说,在尼克松访华前,双方还曾就礼宾安排进行过几次交涉,期间的“摩擦很是尖锐”。
  事实上,尼克松抵达中国首站并非北京,他于当天早些时候乘“76年精神号”专机先是飞到了上海做短暂停留,乔冠华、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等专门到上海去迎接,随后陪尼克松一行到北京来。
  在北京访问后,尼克松按计划要去杭州、上海,就其间几程专机的使用问题上,双方意见产生分歧并进行多次交涉。“我们已经摊牌说周恩来会陪你去杭州、上海。他们也还坚持(坐美方专机),理由是总统随时要和白宫保持联系,因为只有总统一个人才能发布战争令,而专机上有一套通讯设备。”唐龙彬说。
  但中方在磋商早期便以领空主权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我们强调,周恩来总理亲自陪着你访问这两个城市,而且我们配备的是目前中国最好的、机组也是最好的伊尔-18的专机。”唐龙彬说。
  最后,中方提供了一个办法: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美方主要人员乘中方专机先起飞,允许美方两个通讯人员带上最先进的手提通讯设备上到专机上,美国总统可随时和白宫联系。20分钟后,其他美方官员乘美方专机再起飞。
  唐龙彬说,这样的解决方案让美方很高兴。“一方面我们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很照顾他们。”
  此外,访问期间美方还曾要求尼克松乘防弹车参加相关活动。为此,中方专门调派了供中央领导同志使用的仅有的两辆防弹汽车。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参观北京近郊明十三陵期间观看石像。美联社

公报文本参与者赵稷华:逐字逐句推敲出的上海公报

    这份在后来被赋予特殊历史意义的公报中的每一个字句,都经过了中美双方火眼金睛般的掂量和扫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奕发自北京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口“肚子痛”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访问后,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就在这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发布后,时任外交官的赵稷华隐约觉得,他将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中去。此时,赵稷华与中美接触已有一定渊源:于1971年调入外交部欧美司美国处后不久,他便参与了“乒乓外交”的翻译工作,并在其后参与了基辛格两次访华的相关准备和接待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赵稷华的这一直觉相当准确——尼克松访华前后,在外交部欧美司任职的赵稷华参加了“上海公报”谈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担任部分会谈简报和公报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而这份公报,则成为后来人们审视那场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最直接呈现。

草案让美方觉得“被审判了”

  事实上,公报内容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才开始拟定,而是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公开来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准备期间,双方就已基本敲定联合公报草案——除了台湾问题美方声明部分的一两句话悬而未决外。
  赵稷华透露,先期就公报内容谈判主要有两个阶段的争论,即要不要搞公报以及搞什么样的公报。
  在草拟公报方面,美方表面上更积极,觉得尼克松来一趟如果没有成果很难交待。中国觉得尼克松能亲自登门已经是中方一个成就,有一个文件也很好,实在谈不成也没关系、无伤大局。因此,双方就要不要谈公报很快达成了一致。
  “至于要什么样的公报,分歧比较大。”赵稷华透露,基辛格在访华时带来了一份美方公报草案,但是中方并不满意,认为美方公报草案写得比较传统,表达了双方的和平愿望等内容,但把双方立场都模糊了。而中方觉得不应该回避分歧,在分歧基础上再列共同点,这一点遭到了基辛格的强烈反对,周总理只好出面亲自说服美方接受。
  中方第一次提出草案后,美方大吃一惊,觉得“被审判了”。它们认为,“中方用强烈的语言重申了革命口号式的外交政策,过于针对美帝国主义、越南问题,他们绝对接受不了,回去很难交待。”
  对此,中方向美方做了说服工作,表示列明分歧点恰恰说明双方立场是公开的,可以向盟友、国内的反对势力有所交代;而这也让列出的共同点更为突出、不含糊、真实可信。再三沟通后,美方终于同意接受了中方提议的形式。
  说起这个细节时,赵稷华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在公报先期磋商期间,双方本就“人民要革命”这一说法有所交锋,美方表示要改成“人民要正义”,最后经与周总理商定,改为“人民要进步”。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又改回了“人民要革命”这一说法,主要考虑到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国人对这一说法已耳熟能详,不好轻易改。对此,乔冠华对基辛格说: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革命,美方不应害怕“革命”一词——基辛格被说服了。

台湾问题成交锋重点

  然而前期敲定公报基本内容并不意味着后期的好整以暇。事实正好相反,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关于公报事宜,乔冠华与基辛格就磋商达11轮之多,而具体内容则又逐字逐句捋了两遍。
  这么做当然有它的原因,一方面,公报草案谈判已经过去近半年,内容需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有所调整,中美在此方面没什么大的分歧,但出于谨慎起见,的确需要花费时间重新商讨。
  至于台湾问题,几经交涉后,双方终于就最为关键的“关于美国自台湾撤军”一句的措辞等有关说法达成了一致。
  其实,在双方就公报进行的前期磋商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表述早就有分歧。美方的立场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我们强烈要求对方承诺撤军。“和平解决”和“撤军”的关系是争论焦点,中方不同意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美方则要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了美国才能撤军。而这是中方绝不能接受的。
  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中方仍坚持“本着这一希望(和平解决)”这样的连接措词,而美方仍坚持用“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的提法。直到最后,双方才达成妥协,同意用“考虑到这一前景”这一较弱的说法,用“前景”而不说“前提”,“前景”只是一种可能或愿望,“前提”则是一种条件。
  “谈公报一般在上午、中午、晚饭后抽时间,一共进行了11轮,一次平均两小时,节奏非常紧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尼克松在北京停留的最后一天,双方不断开会谈了四次之多,基辛格还单独约见了两次周恩来,那一天真是紧张得要命。”赵稷华说。而经过磋商,双方终于在北京达成协议。

美临时起意“修改公报”

  双方在公报上达成一致后,1972年2月26日,尼克松一行自北京赴杭州访问。没想到活动结束后,美方当晚紧急约见中方,称罗杰斯就联合公报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希望中方再予考虑。
  “乔冠华听闻非常生气,表示公报都已经谈完了,眼看尼克松就要结束访问,再这样‘扯皮’就谈不成了。”赵稷华说。
  在赵稷华的记忆中,罗杰斯的所谓“意见”其实对公报内容本身并无大的企图,而在于想改变有关台湾问题措辞调子的强弱——对美方有利的要加强、对中方有利的要降低。例如在“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表述中,罗杰斯认为“立场”一词语气太强,要求将其删掉,只说“美国政府对此不提出异议”。
  对此,中方紧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的回复是: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不能改。“尽管当时气氛很紧张,但中方也并没有觉得那么悲观,因为美方还是尼克松说了算。”赵稷华说。
  经过中方的争取和双方协商,27日凌晨,双方总算最终敲定联合公报内容。当日上午,双方再次核对文本,送至上海的印刷厂紧急排印中英文文本。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当天,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外媒围观·美国篇

  四十年前,外国媒体如何报道尼克松访华?它们又怎么看待中美的走近?本报从1972年的《参考消息》中遴选出部分媒体当时的报道,从中或可一窥当年该事件的“世界级影响”。

美国人民强烈希望了解新中国

  【路透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五日电】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二十多年装做中国并不存在以后,现在开始重新看到中国。
  电视台隔着半个地球向他们所作的有关尼克松总统去北京的报道,使他们急不可待地瞥见了一个向他们关闭了如此长的时间的社会的情况——日常生活的情景和各种声音以及在那里进行的高层外交的情况。
  “现在开始从北京进行实况广播”——直到最近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会梦想到他们能够从电视记者和播音员那里听到这样的开场白。但是自从星期一尼克松先生到达中国首都以来,这句话统治了电视屏。
  美国观众对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东西着了迷。
  电视摄影机展现街道、学校、工厂和公社的情景,传来了长期以来的敌人——美国总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握手、微笑和一块儿吃饭的令人难忘的场面。
  新闻报道以及在商业网和公共电视上看到的大批中国纪录片无疑打破了把中国和美国分开的那堵墙。


1972年2月28日,上海,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次宴会上。本报资料图

美方随团翻译傅立民:一个相互发现的美妙时刻

    经过中方人员的默许,我悄悄溜出去了,我去了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新中国书店,去寻找一份 《二十四史》的复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孙浩、杨梅菊 实习记者陈雪霁发自华盛顿、北京 “在一个寒冷的灰蒙蒙的星期一早晨——1972年2月21日——我站在了老虹桥机场航站楼的台阶上。我在尼克松总统到达的前二十分钟抵达了上海。”傅立民记得,在那个清冷的机场里,他甚至听见了响亮的鸟叫声。
  40年前,正当许多美国记者为了能登上那架飞往神秘中国的专机而绞尽脑汁时,作为著名的“中国通”,傅立民毫无悬念地被确定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的美方翻译。那一年,傅立民27岁,这趟旅程将是他与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接触,同时也是其职业生涯中作为中文译员的首次亮相,为此,他深感“幸运之至”。“美国和中国在当时展开接触,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外。我对此已有所预见。这也是我从事外交官职业的部分原因。”傅立民告诉记者。
  “真正令我意外的是总统决定亲自前往北京,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这的确是最令人吃惊的一点。”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傅立民将尼克松访华形容为“一个相互发现的美妙时刻”。

红色大衣

    我曾给尼克松夫人写过一些意见,让她不要穿在中国象征着婚礼的颜色,红色。当然(但是),她(还是)穿着一身灿烂的红色大衣下了飞机。

  随着尼克松夫人那优雅的红色背影出现在北京,“改变世界的一周”开始了。
  “这是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探索的一天,不只是我和其他参与全程或部分活动的人员,还有所有坐在电视机前被镜头所传递的信息驱散了老套见解的人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傅立民这样形容访华第一天的感受。
  事实上,在这个自己早已熟知但却从未了解的国家开启翻译生涯,这一点对傅立民而言的确意义重大。但对于这次翻译,傅立民刚开始的反应却是“拒绝”。原因是尼克松总统有记忆演讲的习惯,他喜欢在演说过程中表现得即兴而放松,这让他看上去富有智慧,毫无疑问,在这次非同小可的访华晚宴上,他也正打算这么做。而且,傅立民还担心,中方极有可能在文稿改动时加入毛主席诗词,即使对于一个中国通,翻译起来也会出错。
  后来,他坚持要到了尼克松的演说文稿,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一些毛主席的诗词,“如果要我自己硬尝试着将其翻译回中文,那真是大难题”。

二十四史

    不记得是哪一天,经过中方人员的默许,我悄悄溜出去了,我去了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新中国书店。我一直在寻找一份 《二十四史》的复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午餐时,周恩来隔着桌子对我说,“我知道你对《二十四史》很感兴趣。” 他说,虽然出版工作尚未完成,但是,作为对我兴趣的回应,他打算把两套原版送给美国,一套给白宫,一套给国务院。

  随后的几天,中美双方陷入了上海公报170字的拉锯上,这在傅立民的记忆里直接呈现为一连串冗长的会议。
  “意识之外我唯一的感觉是疲倦”,这是傅立民的最大感受,时隔多年后,他甚至还可以将当时所有谈话逐字重播。大家在一些十分细小的遣词造句上都小心翼翼地据理力争,“我和中方的译员在几个核心概念上陷入了很大争议,例如‘威慑’一词,他们翻译成恫吓、胁迫,我则不同意。”
  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终得发表。
  傅立民后来才看到这份公报。令他惊喜的是,中文翻译都非常忠实地保留并再现了英文的意思,并且完全不需要修改润色。“我提出的几个建议,其中一些被接受了,一些则没有。但他们做的翻译工作的确非常专业,而且精妙。”傅立民说。
  而直到今天,在傅立民看来,“上海公报”在外交史上最具创新成分的不是双方创造性地对台湾的态度,而是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前所未有的、将中美之间的尖锐分歧坦率地以文字记录下来的举动。
  “这种现实主义和相互尊重,受到国际行为规则的考验,是一个明智的基础,在此之上打开两个伟大国家的关系。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求同存异——防止差异相对较小的事项阻碍双方寻求其他更重要的协议。”

《参考消息》

    我总是这样,每到一个新地方,第一件事是看看那里的人在读什么书,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在读书。在中国的书店里,除了语录教条,几乎不售卖别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中国人非常灵通,对外面的世界有许多获取消息的渠道。有份叫《参考消息》的报纸,人们可以订阅,这份报纸忠实地从《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上选择和转载文章。

  傅立民记得,自己离开上海时,搭乘的还是备用飞机。但他的心情,却与来时对未知的忐忑大不相同,“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愉悦。我们已完成我们的战略性的目的。我们为中美关系建立了良好构架。”
  而后来的40年也证明,尼克松在中国的7天,千真万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进程。
  如今,作为中美多年友好关系受益者之一,中国已经发生巨变并成为了世界的重要部分。后来,傅立民无数次来到中国,而他记忆中在上海虹桥机场听到的鸟鸣再也不可能重现。相反,那里现在每天都有数百架喷气式飞机降落和起飞,这些飞机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尼克松图书馆寻找中美往昔

    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提到尼克松,美国人谈论更多的不再只是水门事件,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柳丝发自洛杉矶 “历史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理查德·尼克松。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约巴林达市,雨后清新的小城。一片白色现代建筑中,圆形的喷泉前星条旗安静地飘扬着。穿过这片现代建筑,就在一片茵茵的草坪旁,默默地并排卧着两座青黑色大理石墓碑,右侧的碑上镌刻着这样两行金字墓志铭。
  那片白色建筑,就是尼克松图书馆。墓志铭上的那句话,也高高地悬刻在图书馆大门的正上方。“如果评价尼克松总统的一生,我觉得就像这句话一样:他是和平缔造者,历史将给他最高荣誉。”尼克松基金会的乔纳森·莫弗洛伊迪斯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对本报记者说。

凝聚在握手的一刻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刚下飞机,就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伸手相握。这一幕,被塑成铜像,立在图书馆中国厅的中央。红色的“新华门”下,微温的灯光洒在两位领袖身上。周恩来总理微笑地站着,伸出手去;尼克松总统跨了一大步,大笑着主动伸出手去。历史在这一刻凝固。
  图书馆展厅墙上悬挂的第一张大照片,是尼克松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谈的合影。旁边一组彩色照片记录了尼克松在中国七天的点点滴滴,照片中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照片墙边上相框里保存着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一行行一句句都成为日后中美两国交往的指引。正因为有了这份公报,中美中断了20多年的交往才得到恢复。
  毫无疑问,尼克松的访问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为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曾说,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是他总统任内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行动之一。
  1990年,尼克松参加了图书馆落成典礼。世界领袖厅里,共陈列着十位20世纪风云人物的塑像,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等。其中只有两个坐姿铜像,而且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便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样的安排正凸现了中国在尼克松心中的地位。
  莫弗洛伊迪斯一直从事研究与尼克松相关的历史。他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果《上海公报》塑造了中美以及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框架。”

在美国外交十字路口的贡献

  40年过去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正印证了图书馆大厅两边墙上方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美国参议员鲍勃·多尔对尼克松的积极评价。克林顿说:“但愿那些只用一些与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事业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来评价他的日子就此结束。”多尔说:“我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可以称为尼克松时代。”
  1993年4月11日,尼克松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站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定做的一艘小船上,对陪同的美国女助手无限感慨地说:“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是坏事,一件是好事。”
  “中美关系现在越来越重要,让尼克松总统在美国的形象也越来越好。我所认识的美国人,现在提起尼克松,不再提水门事件,而更多谈到他在美国外交处在十字路口时的贡献。”莫弗洛伊迪斯说。

外媒围观·欧洲篇

联合公报是中国的巨大胜利

  【德新社汉堡二月二十七日电】今天,在华盛顿和香港的“注视中国问题”的专家对公报的反应是倾向于预料尼克松总统将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他为他带回国去的“有限的好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再加上周恩来在中国的毛主义的原则上没有作丝毫让步。

  【合众国际社巴黎二月二十七日电】前法国总理富尔今天说,尼克松总统在中国的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是北京“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他在法国政府控制的电台上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人外交上的巨大胜利。我原来以为,尼克松总统不会走得那么远。”他说,公报反映了中国政府“固执地坚持”吞并台湾的胜利。但是富尔说,公报也是对尼克松总统的谋求摆脱僵局的“现实态度”的赞扬。富尔说,美国公众将会赞同尼克松总统的政策。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和第一夫人帕特参观长城。美联社

巴基斯坦记者苏尔坦:我当时真的以为基辛格病了

    对于巴基斯坦资深记者巴希尔·苏尔坦而言,4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在巴基斯坦所作的短暂停留,构成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特殊记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贾瀚龙、殷夏发自伊斯兰堡、北京 40年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40年岁月转瞬即逝,中美之间从敌视到伙伴,两国关系发生了当年难以想像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变化的开端,都源自此前一年基辛格对中国的那次秘密访问。
  “那时候,我刚刚当上记者,为发行量很大的一份乌尔都语报纸工作。”亲历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后的巴基斯坦记者巴希尔·苏尔坦,回忆起当年的那次外交事件时颇为感慨,“能够唤起旧时的回忆让人感到很愉快,尤其是和基辛格访巴有关的这些回忆。”

基辛格为访华取道巴基斯坦

  1971年4月27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正式送交美国一份照会。照会说:“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第二天,尼克松交给基辛格对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
  在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通过精心安排,于7月8日到达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展开访问。
  由于基辛格当年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的真实意图是为了秘密访华,媒体当时并不知情,所以当基辛格访华的真实情况公开后,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而对于巴基斯坦记者巴希尔·苏尔坦而言,在同样感到震惊的同时,还多了那么一些特殊的感受——因为就在基辛格为造访中国而取道巴基斯坦的短短几天里,巴希尔·苏尔坦作为巴方记者曾参与报道基辛格访巴事宜。
  对于曾如此近距离地“经历”这一令世界发生改变的外交事件,谈到当时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背景时,苏尔坦说:“基本上,巴官方只说基辛格对巴基斯坦进行例行访问。但后来得知基辛格秘密飞往中国后,我就认为此行背后另有一番深意。”
  苏尔坦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给出了自己的猜测:“那时候,美国和中国还很疏远,但巴基斯坦则试图建立良好的中巴关系,因此巴基斯坦有幸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摆脱孤立局面。”

“巴基斯坦人民很高兴”

  那时候,巴中之间有一条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直飞航线,因此美国有机会借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直接飞往中国会见中国领导人。访巴期间,基辛格在8日的晚宴上假装肚子痛,随即叶海亚·汗总统邀请基辛格到总统别墅休息。
  而作为参与这次外事报道的记者之一,苏尔坦等一行国内外记者被告知原本安排好的媒体见面也相继取消:“当时,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报道称,基辛格生病了,推迟了他的行程。基辛格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中国,此事在曝光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就这样,次日凌晨,基辛格戴上大檐帽和一副眼镜,秘密搭乘专机飞往中国。48小时后,当他再次出现在巴基斯坦时,尽管曾有人用“喜气洋洋”来形容他,但对于苏尔坦等蒙在鼓里的不知情者而言,他看上去仿佛真的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没有人知道,这48小时中,一篇全文加标点在内共170个字的公告已经形成,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篇奇文。5天后,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基辛格访问北京和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消息,震惊世界。
  当谈到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事情披露后巴方舆论反应时,苏尔坦说:“巴基斯坦人民觉得很高兴。”
  40年弹指一挥间,谈到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感受时,苏尔坦无比感慨地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以及后来的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对巴基斯坦具有很深的意义。巴基斯坦为中美改善关系所做出的努力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因为当时有猜测称南亚地区可能会爆发另一场核战争。”

外媒围观·亚洲篇

有人欢呼,有人焦虑

  【合众国际社东京二月二十七日电】日本政府今天焦急地等待着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公报,它担心这份公报将给亲美的执政党带来新的“尼克松冲击”。
  中美关系中出现惊人的突破这件事,可能导致要佐藤下台的呼声再起。
  佐藤政府可能对发表公报的担心超过了对公报的内容而引起的忧虑。长期以来,日本舆论主张同中国和解。

  【法新社西贡二月二十七日电】在今天的中美公报发表之后不久,今天这里的焦虑心情是明显的,因为不清楚尼克松总统在对中国的让步中可能走了多远。

  【路透社吉隆坡二月十九日电】阿卜杜勒·拉扎克总理在对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一事发表意见时说,这位美国领导人的访问会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特别是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他又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破天荒第一次对话,这完全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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