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万爱花美丽动人，而今却成一个身材矮小的残疾人。图为老人展示她年轻时的照片。 本报记者 姜龙/摄

    15年过后，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四起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遗址保护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认“慰安妇”历史。“慰安妇”索赔的意义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进一步挖掘这段即将消逝的屈辱历史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为了尊严，控诉！

    中国“慰安妇”的受害者们走上一条崎岖的诉讼之路；同时，还有一些“慰安妇”仍未鼓足勇气站出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惟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15年前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索赔艰难迈出第一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而万爱花当时因为已经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气影响。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在张双兵的再三劝告下，侯冬娥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此后，刘面焕、冯转香等人也陆续向张双兵回忆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历史。
    张双兵特地选择1992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55周年这天，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5万至15万美元的索赔。尽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国“慰安妇”索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当时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康健作为中方女律师代表参加了最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的中日女律师的交流。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了，“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1997年7月份，该案在东京首次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焕两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康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

诉讼让她们变得更自信
    
    从一开始，康健就已经意识到诉讼之路的艰难。“日本政府根本不过问，很蔑视这些原告。日本方面对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侵害缺乏反思。”康健回忆说。
    最后的事实应验了他当初的预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起“慰安妇”的案件，而其余两件之前就已驳回。
    不过，康健却没有因此泄气，“不是有可能要败诉就不做。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不靠自己去争取的话怎么实现。”康健说：“打不赢也要打。首先不是输在理上法上，而是输在日本缺乏历史观上，但是没有我们的推动，他们也很难改变。改不改变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者一方，如果没有维护自己权力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说，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妇”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大，“劳工是肉体，她们是全身心的。”她举例说，在法庭上，律师甚至会问受害者，“日军强奸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正是因为索赔之路的艰辛和磨练让中国“慰安妇”可以抬起头来。“诉讼给他们正名了，原来别人都叫她们妓女。”康健说：“他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现在敢于对视交流了。好几个受害者跟我说过，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说出来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已知的活人证仅剩47名　
　
    面对败诉的结果，康健自然不会心甘，一项新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
    “全国律师协会已经成立‘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委员会。希望用5年的时间调查完所有现存‘慰安妇’。”康健介绍说，“主要还是取证，进一步与日本交涉，希望社会各界提供线索。”
    事实上，关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工作还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历史学者苏智良。这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93年以来，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证人都已经陆续死去。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的。”
    2007年“五一”前夕，江苏省如皋市一名91岁的老人周粉英通过家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妇”。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诉日本罪行之时，另一名活证人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却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来对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万爱花平时最喜欢喜欢玩纸牌打发时间。本报记者 姜龙/摄

万爱花：她代表中国站了出来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然而对日索赔至今没有结果，她仍然在承受着战争的创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欢发自太原 79岁的万爱花和记者印象中差别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她，总是满脸的悲愤，满身的苦难。
    第一次见到本人，记者却惊叹她散发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间的衣服朴素大方，说话声音洪亮，被日军压得变形的身体动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满脸的皱纹。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她干净明亮的房间接受采访。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个媳妇，电视上看见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说那是假的吧？我说，电视上演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没受过那个害！”老人讲到这，叹气摇头，但依然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对此，老人并不绝望。“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

战争创伤时刻缠绕

    然而，索赔之路毫无进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顿，战争的创伤更是严重危害着她的健康。
    万爱花现在居住的这间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费只有230元，不够的钱经常要先向养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济款后再还清。老人的救济款主要来自慈善单位和媒体。山西省慈善总会2002年到2004年捐给她4000元，《山西商报》曾为万爱花转赠社会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报》和山西黄河电视台等媒体记者也自掏腰包，救济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万爱花的养女李拉第将它形容为“流窜”。她们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
    万爱花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而现在老人经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经常是好了些回来，回来后又过去。她床头摆了五个小药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胆片，都是治胃痛、发炎的药。老人介绍，自己有胆囊炎、胆结石和尿道炎，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刚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万爱花很少房间。打扑克、看电视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说，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赔偿道歉，否则“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