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法则仍占上风

    伊战之前的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这对于已经身陷囹圄中的萨达姆来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是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否秉承了他们所一再标榜的“程序正义”。在“美国共识”（American Creed）中有这样一条，就是“结果正义”只能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但是对于伊拉克来说，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却抛弃了程序正义，执行了丛林法则。这是布利克斯最大的一个遗憾。
    抛开伊拉克是否拥有WMD这个终极问题不说，布利克斯在书中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他承认，伊拉克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过程中的确存在不配合的态度，但是从他们的工作进展来看，伊拉克的确已经提供了研制WMD的一些具体资料，此时的军事手段是否有必要值得重新审视；其次他认为，联合国究竟应当在国别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高级别小组在国家间斡旋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三他提出质疑的是，失去了WMD的佐证，美英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是否能够得以保证。

各方争夺阐释权

    在《解除伊拉克武装》一书出版之后，各个国际传媒和专业刊物都发表了书评，而书评的重点竟然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向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劳伦斯·弗里德曼的评论，开篇明义地说：“布利克斯也认为伊拉克藏有生物化学武器，并且为萨达姆的态度所激怒”；而《经济学家》的评论就重点强调：“在书中，布利克斯表明，他是反对使用武力的。”而《纽约时报》则说，“布利克斯用极为严厉的语言表达他对布什的不满”。英国左派报纸《卫报》则跳出了书本本身，书评说，“从布利克斯的书中看出，让伊拉克从废墟中起身原本是首要的，但是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各方利益的废墟，如果可能我们只是希望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对于布利克斯这样一位权威的联合国外交官来说，他的书，分量足以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视和解读。毕竟这是一个争夺国际道义的话语权战场。而对于尊重事实的国际政治文献来说，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政治总是有一定的两面性，各方都在为本国利益而奋斗。尤其是站在布利克斯的角度上看，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联合国外交官希望国际问题能够遵循和平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即便他年过七旬却遭受萨达姆当局的无礼对待。而这却是英美等国政府所毫不关心的，以美国特工人员组成的另一个核查队甚至将查到的材料直接送到美国国内。因此在解读此书的时候，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媒体各执一词，也是不奇怪的。
    无论如何，笔者记得在书中布利克斯毫不留情地说，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仅仅只以可疑作为证据，根本不看反对者提供的任何证据。作为资深的瑞典外交官，同时也是国际裁军问题专家，布利克斯是有资格做上述表示的。他的书，也为研究90年代末联合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的操控，提供了宝贵的国际政治资料。
    在美伊战争打响的前几天，布利克斯会晤了阿盟主席穆萨，后者当时正准备前往巴格达再进行一次外交斡旋，布利克斯告诉穆萨，请他一定要带话给那位“美索布达米亚的君王”，唯一避免战争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计划和盘托出，而且万一爆发战争，伊拉克千万要克制避免使用生化武器，否则所有反对军事行动的世人都会认为战争是合理的。然而穆萨最终没有成行，因为战争已然打响。不知道这番话是否传到萨达姆的耳中，对于布利克斯来说，他认为，这是他已经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一切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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