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东方驹报道 3年前,杨先生从他的家乡山东菏泽的一个小乡镇来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媒体打工,他的工资绝对算不上高薪,两年前,他的爱人带着他们只有2岁的孩子也来到了这里。她没有工作,不是因为找不到,是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考研。她每天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各种各样的考研复习资料。杨先生一方面要努力工作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还要承担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家务。
在家乡,他们夫妻二人都是一所乡镇中学的教师,杨先生还是一个中层干部、教学骨干,日子过的比现在舒服多了。但是杨先生表示一定要把考研进行到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让他的妻子成为“北京人”,之后他的儿子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北京上学,能让儿子在北京接受教育最终考上大学。
杨先生知道,一个北京的孩子和一个山东农村的孩子在上学以及升学的道路上得到的待遇将会有多么不同: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而北京市则达到757.6元。同样是1999年,北京招生情况显示,在全国8亿~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有关研究表明,近几年,这一差距并没有缩小。
这些数字足以成为杨先生背井离乡的理由。
教育:和谐社会平衡器
大部分家长没有杨先生这样的能力和勇气走出家乡,但是他们同样在为孩子的教育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市里重点小学,一位母亲可以做到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然后带着孩子做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孩子上学;为了能上重点高中,父母可以随着孩子举家搬迁学校所在的县城;为了孩子能上重点,父母心甘情愿拿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赞助……家长们知道“重点”两字意味着什么:湖南一所重点学校全年投入的经费,“大概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
杨先生的“背井离乡”和愈演愈烈的“择校大战”与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不计其数的关于“教育公平”的提案议案相呼应,在昭示着同样的问题:教育公平成为我国在教育基本普及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赵勇曾经说过,好的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为大多数人提供同等机会和同样优质的教育。按照义务教育的本义和世界各国的惯例,由国家主办的义务教育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著名教育专家、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这样两个基本方面。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
在此次的两会上,中国政府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位列第二成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之一。如何达到社会的公平,恐怕最先关注的就是教育公平这个“最伟大的工具”。
二元制教育可以休矣
但是,中国的现状正在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张玉林在他的《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指出,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根源于中国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种基础教育阶段机会的不平等累积的结果进而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在建国初期特定历史阶段,二元制度的产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确实被普遍接受了。但在改革开放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这个“最伟大的工具”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改变二元教育制度、确保教育公平开始。
几天前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并且承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希望终结教育不公平的路从这里开始,能够一直不断的走下去。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010—63073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