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首席经济学家 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前不久，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对中国居民搞过民意调查，中国各大省市和自治区都覆盖到了，共走访了3600人。结果是，近10年来中国人平均收入增长了1.5倍，从720美元增为1776美元。
    年初，一位叫安·米洛夫佐罗夫的俄罗斯人，在当地一家报纸提到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情况时说，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对自己生活不满的中国人日益增多。1999年对生活不满的占30％，2004年增加到37％。完全满意的仅占12％。他解释说，这是消费社会的特点：拥有的越多，希望得到的也会更多。
    我以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无需把消费社会的某个特点做更多的政治化解读。我在《中国坐标图》一文讲过，当今中国，似乎进入了“可以共患难却难共富贵”的时期。改革之初，贫穷的约束，使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无需花费多大的成本就形成了发展改革的共识。现在约束条件变了，上上下下，左右前后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选择增多了，冲突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比如一个人被解雇，一个人的私车撞了人等等事件，都容易被人煽情渲染。可能的冲突将考验我们民族学习妥协知识的耐心，同时也需要中国张扬科学理性精神。任何问题的思考和处理都应实事求是，任何煽情的言语和行为都应尽量避免。尤其是应该注意不要把消费社会的不满，做道德政治的夸大解读，动辄要分出个是非，把问题意识形态化。
    当然，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提到的应该引起注意：城市居民的收入从1127美元增为2948美元，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仅从490.5美元增为991美元。自1997年以来，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74％，而农村居民却只增长了2.5％。虽然政府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两者的差距依然越来越大。
    看来，根本办法还是减少农民，而不是让剩余农民感到继续滞留在土地上划算。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资料，59.5％的中国居民仍是农村人口。最近10年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约达1.2亿。按照政府计划，未来16年内，还将有3到4亿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另外，中国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农民多，实际上在土地上干活的农民恐怕要少许多。我想找几个农民在外地帮助报纸搞零售，结果打听的消息是，农村已无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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