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各国皆有

    不管怎么定义愤青，其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纵观世界各国无论东西南北古今都不乏愤青之类的力量和情绪。首先，国家利益并非是一国全体国民利益的简单相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利益阶层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很大的差异性，国家的每一项具体政策也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使所有人都满意。其次，就算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事件也可能有不同的处事方法和哲学，有时甚至完全对立。
    这些对立和差异常常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鹰派鸽派之争。如美国对华政策上长期存在着接触与遏制的论争，在伊拉克战争前也有主战和反战两派。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政策上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他们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导致了前总理拉宾被刺杀。在我们东边的日本也有坚持和平的力量和极右的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
    这些鹰派、强硬派、极右派和我国被称着愤青的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并没有被在其国内受到太多的责难，相反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鸽派、温和派、和平力量交替出现，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软硬两只手或黑白两张脸，强硬派把关系恶化，然后温和派出来转递胡萝卜；温和派不能使对方就范，强硬派就出来挥舞大棒，为其国家谋求最大可能的国际利益。

中国的国际斗争需要“愤青”

    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我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冲突在将来肯定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因此我们也要有更好的更老练的政治、手法处理国际矛盾与冲突。我们需要成熟冷静理性的对外政策，但同时出需要愤青那样的激情，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时候冷静、理性并不是总能解决问题；有时我们非常需要些激情、甚至极端非理性的手段才能维护我们的合法国家利益。
    当遭遇到他国的鹰派、极右派、甚至军国主义分子时，我们的理性用完成理性的顾全大局的手段应对，肯定是要吃亏的。在对方强硬政策当道时，我们除了冷静理性面对外，还必须要有强硬手段备用，以免对方全赢我方面输。也就是说当对方推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我方也只有以我们的民族主义与之应对，对方温和我们自然也就温和，如果我们压制“愤青”那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愤青”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这个民意应该为国家所尊重，民意可以为我国抵挡外国的强大压力和无理要求，特别是在和那些西方民主国家打交道中，他们也要顾及中国的民意，这为我国外交人员在谈判时赢得回旋之地。
    “愤青”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创造力，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对外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外交工作维护国家最大利益的能力。由于我国政治的特点，各部门对外都以同一个口径表达，无所谓鹰派鸽派之分，所以“愤青”更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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