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原：读《资本论》的摇滚策划人(图)::

图为黄燎原漫画像。

看《资本论》也能获得摇滚灵感；不好玩了就另谋他就；总是想当各个领域的学生，黄燎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苗红报道 黄燎原，“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摇滚音乐节策划人，早在80年代末期就与中国摇滚结下不解之缘的新派自由职业者。

他热衷摇滚，14岁就开始听Beatles了。近年来，他与前卫艺术家交往过甚，但是无论他转来转去做什么，心里似乎一直惦记着摇滚，最钟爱的当然还是中国摇滚，他说：“那肯定的，因为那纯粹是我热爱的一个事业！”

中国摇滚：很亲切很亲近的感觉

摇滚节的创意早在两年前就有了，此后黄燎原一直在独自策划。他说：“整个策划是特别独立的，这回我就想做一个独立的策划人，独立的身份对于我来说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是一个强调合作的时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合作的时代里，你有独立的精神就更重要，就是说，你自己单独去思考，去完成一个事情，现在显得比较可贵吧。”

黄燎原说他一直对中国摇滚乐抱有好感，就是很亲切很亲近的那种感觉，那么他的好感从何而来？中国摇滚可贵在哪儿？值得他全情投入吗? 他说：“从我们成长的年代开始，接触的就是西方摇滚乐，然后听到中国有了自己的摇滚乐，就特别高兴，就觉得还是中国人自己能够唱出我们自己的那种声音，特别难得。”
“崔健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黄燎原怀有敬意地评说道。“他发出的那种声音在当时听来真是非常震撼。我觉得他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顽强，就是那种不妥协的精神一直在往前走。其实老崔也是在倡导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人的态度，积极入世的态度，我挺佩服他的。这么多年，崔健底下一直在排练，他每次演出的编配都不一样，他很坚持每一次虽然是同一首歌也要有变化，他都会去寻找一种新的音乐感觉。”

他毫无隐讳地说：“因为崔健，我就有了对第一代摇滚乐的关照，然后也身体力行去推广和介绍摇滚乐，我可能是中国最早开摇滚专栏的。” 他的确做了许多与摇滚相关的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90年代初期主笔编纂的《世界摇滚乐大观》。

摇滚乐在国外已享有主流音乐的地位，然而，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至今仍然给人残缺感，人们甚至认为摇滚乐是有破坏力的，对此，黄燎原有他自己的见解：“实际上摇滚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杀伤力。摇滚乐不管怎么说在整个音乐家庭中还属于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的开始都是以相对极端的形式出现，因为它要对原有的音乐形式进行反叛和打破，但无论是打破传统还是继承传统，它都跟传统相关。”

摇滚乐的积极意义何在？黄燎原比较正面地回答了这个有点儿敏感的话题：“其实在做音乐的这些人里，我个人认为摇滚音乐人是最认真最严肃的群体，歌词都写得比较真实，那种虚幻的虚假的东西比较少，他们是真正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一帮人，并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么过分，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映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的生命理想，他们其实也关注环保、世界和平这类很重要的主题。摇滚乐是态度问题，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很重要。你仔细看，其实摇滚乐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我特别希望说中国的摇滚乐是歌唱和平和平歌唱，我觉得这是给中国摇滚乐的比较好的定义吧，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会为他们的这种执著和真诚所感动。”

中国认识人最多的人

黄燎原是中国大陆第一代独立音乐制作人，他的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诞生于1993年，艾敬首张专辑《我的1997》、陈琳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中国摇滚首张合辑《摇滚北京》相继出炉，热爱文字和音乐的黄燎原由此声名鹊起。

黄燎原是个自由生活的人，几乎没有在正式机关工作过，因为他讨厌坐班。他上大学时学的是英文，主修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1989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桥》杂志当过文化记者。1998年，他荣任文化部下属的《音乐生活报》副总主编，后来成都一家杂志把他请去，工作才仨月他就跟人家说再见了。他很轻松惬意地自我批评道：“我在一个地方呆不长，我这个人做事虎头蛇尾，我喜欢做好玩儿的事儿。我总是想去做点别人没干过的事儿，或者一个能激发我自己的事儿，我认为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就是不管经过多少年，我都会把这个事儿做成，只要我认为这个事儿是我应该做的事儿，那我就得历尽千辛万苦，我今天说服不了这个人，明天再去说服另一个人，不断地提我这个东西，直到硬把它完成。”

在黄燎原看来，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偏见，不过他的偏见确实独特。他说：“我一直觉得当代的艺术一定要好玩儿，如果不好玩儿就跟当代艺术没什么关系了。” 摇滚好玩儿吗？他非常摇滚地反问道：“摇滚不好玩儿？我这么多年在这儿干什么呀！”

1999年，唐朝乐队力邀黄燎原作经纪人，还是摇滚好玩儿，所以他当真做了将近三年的摇滚经纪人（主要考虑乐队的发展和总体规划），2001年，他借口去美国定居从而委婉卸任。谈起做经纪人的时光，他说大家在一块挺高兴的，但他承认那时他有点儿烦了才借口离开。他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永远去创造的一个人，老是带着乐队东奔西跑，设计各样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日常性工作，我就不太喜欢了，我没有创造性了。”

后来他美其名曰去了很多地方考察博物馆，从此他的周围涌来了更多的前卫艺术家朋友。他会说朋友有很多方面，他认识很多人，有人说他是中国认识人最多的人，此话虽无从考证，但他可能真的是朋友多路子宽，他被自己忽悠着干了很多事情，也被他的各类朋友忽悠着干这干那。他甚至被忽悠着拍了电影《冬日爱情》和电视剧《三重门》，前者未公演，后者央视买了还没播，在片中担任角色的他事后评说自己没演技，暂且打消了曾经想当导演的念头。

虽说黄燎原认为自己干事儿虎头蛇尾，最起码他还有一个虎头可取，“所以我一般都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尾巴合作，” 他玩笑道。“我一般想做一个事儿，基本上能够坚持到这个事儿能够成立或者开始。我属于脑子里乱蹦东西的那种人，我心里头有好大喜功的东西，我这个人主要是不严肃。”

他那种有礼貌的“不严肃”在电话采访过程中起码有过不下两次。一次是问他独立写作是否会成为他一生的主线，他说：“我想肯定会。” 随后他客气地请示道：“对不起，我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谈吗？” 吃上东西之后，显然大脑就出现了暂时的空白，问他到底写了多少本书，他边吃边答道：“五六七八本？算不清楚了。”问他对哪本书最满意，他满不在乎地说：“哪本都不满意。” 问他作词吗，他窃笑道：“没有，那是偶尔，也是别人找我，人家就找我干这干那。”问他最擅长什么，他笑出了声，但很诚恳谨慎地说：“我觉得，策划？写字儿？……”

读《资本论》的策划人

第一次电话采访的过程中，谈话被打进来的电话打断了六次，其中有一个电话是要照片的，某大赛要决赛了，要印评委的头像，对方说黄燎原提供的照片一张大脸印在海报上不好看，他说：”我无所谓，我对自己的形象一点儿都不关注。”

当评委适合你吗？黄燎原说：“我基本上一直都是各种各样的评委。我觉得这是个相互捧场的事儿，当评委没什么好玩儿的，那么长的时间内，又抽不了烟，觉得挺残酷的。”

黄燎原的职业角色转来换去令人眼晕。他说：“干一个事情干到一定程度后，我特别想换一个地儿，当所有人都叫你老师的时候，你就有了那种权威的感觉，而那实际上就是特别腐朽特别没落的感觉，换一个行业去做，你又可以做学生了，你这个学生呢又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你在别的行当里摸爬滚打过，你就突然感觉又有了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个感觉特别好。” 这段话怎么听都像台词，他声音里带有一种蛊惑的意味。
“因为从小我们都属于有阅读习惯的一代人，” 他进一步蛊惑道。“你每天如果不读书的话，你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就感觉不舒服，这种状态跟那种职业角色的转换很像，所以说我老是有一种学习的状态在里边。” 说他是追求新奇? 他回应道：“实际上在文化上也很难说哪个比哪个新，比哪个奇，但是我觉得你做学生确实会有新鲜感，但这种新奇感其实你到终极意义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差距，但你还是不一样。” 讲这番话时，他特别来神儿。

按说黄燎原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反正他父亲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个好听点儿的词儿他没接受，黄燎原说：“我是待业青年，一会儿有职业，一会儿没职业，就是待业青年了。我应该属于那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需要政府帮助的人。”

对他父亲的采访获得了一个最具价值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爆料”，父亲称黄燎原是“杂家”，随后又补充道：“黄燎原也看《资本论》，有没有看完，我不知道。”

黄燎原自己则说：“没读完。” 好读吗？他说：“不好读，所以没有读完，但是最早的马恩列斯选集那四卷基本上读完了。” 有什么指导作用吗？是不是毛主席语录最管用？他说：“反正毛主席语录对我影响非常大，像马恩列斯的那种东西会散布到你的神经中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起作用，因为我喜欢社会主义的东西，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

什么时候干脆把《社会主义好》那首歌给做成摇滚乐吧？他竟然非常认真地答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摇滚乐，我们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做的这种摇滚乐，所以跟西方的是完全不同的，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可比性了。” 谈《资本论》也能把话题引到摇滚上，黄燎原真该算是发烧级的摇滚酷爱者。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黄燎原主动推荐了朋友为他画的一幅漫画，说要e-mail 过来。他说：“这个漫画挺好的，我背一个军挎。” 你平时就这样吗？他说：“从小就这样儿，没改过。”这就是你的标志性打扮？他说：“我没什么标志，就是别人不穿的衣服我穿。”

他第一次走进贺兰山出现在投资人陈嘉面前时，就背着军挎。陈嘉说：“他有点儿太个别了，背着一个安全生产的包。” 而他就是背着这个军挎踏破贺兰山缺，深入艾克斯星谷，将他的摇滚节创意化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