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全科医学专家杨辉：澳全科医生提供八成以上服务

    去年底，包括墨尔本大学纳塞尔全球健康研究所副教授格兰特·布拉斯基（Grant Blashki）以及蒙纳什大学教授杨辉等来自澳大利亚的“洋医生”，来到罗湖的基层社康坐诊。湖景社康、莲塘社康、田贝社康、笋梨社康……他们在罗湖基层社康走了一圈。罗湖的全科医生表示，他们通过围观“洋医生”坐诊学到了不少，来自澳洲的专家则表示，他们也有很多收获——通过坐诊、交流，观察到了许多中外全科医生在诊治模式、培养体系等方面的不同，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建议。

    南方日报日前专访蒙纳什大学教授杨辉，就全科医生、全科医学话题展开探讨。

    “全科医生是社区中最受信赖的人”

    南方日报：罗湖的社康中心给您怎样的印象？在您的观察中，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初级保健服务有哪些不同？

    杨辉：我看到的罗湖社康中心总体来说质量很高。罗湖医院集团的成立对于社康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罗湖的社康管理者也有很多到澳大利亚考察过，他们已经将所学体现在日常全科服务以及社康管理中了。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初级保健服务在制度上有很多不同，比如：所有制不同，澳大利亚全科医生是个体行医，中国主要是由政府或医院管理；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独立行医，行业自律，政府只负责医生注册和通过全民健保来购买服务；澳大利亚全科医生是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的守门人，而居民是自己健康的守门人；全科医生有社区归属感，他们是社区最受信赖的人，也愿意为社区的福祉做贡献。

    在澳大利亚，全科医学诊所没有公共卫生医生，但医生负责打疫苗，向病人提供教育；这里也不卖药，不打吊针。全科医学有自己的职业边界，其他各卫生专业人员各司其职。另外，澳大利亚也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过那是政府专门为弱势群体设立的服务机构。

    中国全科医生的临床技术比较好，但人文关怀技能和沟通技能方面不足，在医学伦理和法律意识方面相对薄弱，在服务质量和安全的管理方面还需要提高。

    南方日报：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方面，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吗？病人的就诊习惯、对全科医生的期待、沟通方式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杨辉：在澳大利亚，病人与医生是伙伴关系，这一点是最大的不同。他们之间本身就是朋友，认识很久，经常接触。中国人看病，要是不买药不打针，就好像没有看过病；而国外的病人认为看病不等于买药，“看病”在英文里是consultation（咨询）。国外医生看到中国社康都有输液室，一堆病人坐在那里打吊针，会感到非常不理解。我们知道，这既有医生方面的原因，也有病人自己的要求。

    应该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生和病人要想形成很好的伙伴关系，医生要学会管理好病人的期望，也要理性地看到自己责任和职业边界。在沟通方面，澳大利亚医生具有非常突出的能力——同理心和谈话技能，在病人身心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这个能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全科医学学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南方日报：您是否与罗湖的全科医生有交流？交流过程中比较关心什么问题？

    杨辉：我跟罗湖的全科医生有很多互动。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给病人提供服务，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科医生。他们也有很多郁闷或者无奈，有些事情好像并不应该是他们做的，但不得不做。而有些事情应该由他们来做，却又没有足够时间或能力去做。

    南方日报：在澳大利亚等医疗服务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全科医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的培养和成长过程是怎样的？中国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杨辉：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是初级和二级医疗系统之间的守门人，他们提供了超过80%的医疗服务。他们的服务是基于社区、预防性质的、连续的服务，他们以病人为中心，综合地、整体地看待病人。

    澳大利亚全科医生的培训过程非常严格。澳大利亚的行医执照是在全科医学职业教育之前就已经获得的资质，一般本科毕业后在医院轮转1-2年后就可以获得。但这个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要想成为全科医生，必须经过全科医生学会规定的职业培训过程，一般要3-4年，考试通过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科医生。之后，还有伴随终身的持续职业发展培训。

    中国的全科医学学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国还没有本土的全科医学教授，虽然有大学有全科医学教研室，医院有全科医学科，但里面的教授是其他领域的。学科发展需要时间，我们寄望现在的全科医生成长为未来的中国全科医学教授，让全科医生去培养全科医生，让全科医生管理全科医学服务。我认为罗湖在全科医学发展中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普惠公平和自由选择的原则。（记者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