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亟须城乡生育政策一体化？

　　生育意愿各异 能生的未必生

　　一方面，部分不合条件的夫妇想生二胎；另一方面，符合生育二胎条件、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在苏州也越来越多。

　　年近40岁的毛建凤，因工作成绩突出，刚被选调到北桥街道办。很可能接薛惠琴的班，全面负责计生工作。

　　她的户籍仍在农村。毛建凤夫妇，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但毛已放弃“再生一个”的想法：“工作忙，没有精力再照顾小孩。”

　　早在2006年到2010年，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带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与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合作，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选两个县开展《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在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4284名城乡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孩子的不到10%，打算生二胎21%。调查对象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

　　“这表明，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的首要因素。”顾宝昌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总的来看，少生孩子蔚然成风。

　　薛惠琴还算过一笔账。在北桥，3万多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000多人，三分之一是老人。如“放开单独”，城镇人口第一年申请生育的人肯定会多，“毕竟积压这么多年”。但以后每年增加的新出生人口，不会超10个。

　　“城乡政策不统一 不利地区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苏州已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区。市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远低全国平均水平。

　　多年来极低的生育水平，还致苏州本土居民越来越少。目前，苏州市常住居民1300万，其中户籍居民630万。流动人口超户籍人口。

　　苏州外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户籍人口。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抽样调查显示：16~59岁外来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户籍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1.66年，即多为高中毕业。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指出，30多年来，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农村的计生政策松；针对本地户籍人口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计生政策松。

　　有人认为，有紧有松的生育政策，反而限制的多是有固定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能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的人群。以秦强夫妇为例。秦妻如果没有工作，因为农村老家还有房子和老人在，户口可以迁回去，反而能合法生育二胎。

　　“城乡二元且逆城市化倾向的生育政策，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矛盾已非常突出，调整非常紧迫。”杜国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