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理论创新
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基于“群体- 权益”要素的构建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理论创新
摘要：
以“群体- 权益”为要素的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理论创新之一。该理论是国家发展和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自觉的必然产物；主要概念、理论依托、构成要素、关系与结构以及主要命题等，组成了该理论的基本构架。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构建既是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也具有实践和政策上的指导价值。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老龄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能否构建符合本国文化和发展特色的理论模式，就成了认识和推动老龄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中，首次构建的以“群体- 权益”为要素的老龄社会发展理论（以下简称“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既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本土化理论之一，也是人口老龄化研究中的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
一、“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形成的必然性
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以及老年学学者、老龄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社会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个全面”是新一届党中央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实现“四个全面”，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密切相关，二者呈现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四个全面”隐含着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大学入学率、每千人医生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率等，均属于社会发展范畴。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更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就体现为“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条件之一。“四个全面”反映了国家经济、政治、法制和领导层面的全方位改革和进步，反映了国家现代化，但实现“四个全面”又需要稳定的、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发展构成了“四个全面”实现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二）老龄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解释和回答
老龄社会是一个新事物。进入老龄社会以后，新问题不断出现。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如何形成长寿红利（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国际助老会，2012）并保持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老年群体从伦理型向利益型转变以后，如何解决代际矛盾并建立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随着新的老年群体的形成，如何适时推进我国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的变化与完善？新常态下的老龄社会工作、老年宜居城市和环境建设，等等。这些问题，既是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也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数据分析和理论阐释。在目前老龄问题研究“数据丰富，理论匮乏”（Bengtson et al.，1999）的情况下，从理论角度分析和解释问题并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则更为重要。
（三）创建中国本土化老龄理论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成果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但在各国具体实践中又表现出差异性。从应对人口老龄化角度看，构建具有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理论和对策，是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的分析，以及其所提出的六大具体对策，均体现了中国特色；而其在经济、社会、文化分析中所形成的诸多创新性理论观点，也反映和丰富了我国本土化老龄理论。这些理论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相关领域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四）老年群体更替常态化亟须得到关注并对此进行新的认识
人口老龄化是以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提高过程（邬沧萍等，2011）来加以界定的。但学界在研究具体老龄问题时，又常常采用“老年人”“老年人规模”“老年群体”“老年人问题”等概念。虽然老年期在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连绵接续的过程，但不同时代出生的人口在进入老年期以后会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多学科特征。“当前和未来的几代老年人无疑会锻造出全新的安度晚年的方法”，“认识并适应当前与未来老年人同期群多方面的不同是老年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麦金尼斯- 迪特里克，2008）。这也是研究我国21 世纪老龄问题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常态化的老年群体更替及其影响，不能按照既定的方法进行研究，而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并构建新的理论观点。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理论自觉，积极掌控应对老龄问题的主动权。
二、“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构架
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对老龄社会变化规律、基本要素等现象进行解释的建构。“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架构包括：主要概念、理论依托、构成要素、关系与结构以及主要命题等。
（一）主要概念
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有两个：一个是“老龄社会”，一个是“社会发展”。对于“老龄社会”的概念界定，目前主要有两种表述。
第一种为对应论。“什么是老龄社会？准确地说，老龄社会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来识别人类社会形态的一个新概念，它是指对应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新的社会形态。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整个人口发展历史呈现为三种形态，即分别是青年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年龄结构形态。因此，当我们说老龄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指对应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社会。”（党俊武，2004）
第二种为比例论。“我国大多使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数量界限。”（邬沧萍，1999）“老龄社会是按人口的年龄和老年人口比例多少来界定的，是由出生人口的规模和人的寿命长短以及人口迁入、迁出地规模状况形成的。”“老年型人口这个共同体就常常被称为老龄社会。”（邬沧萍等，2012）
这两种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概念是一致的，即老龄社会是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老龄社会就是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社会形态。
“社会发展”又称“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社会变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狭义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重大变化。（易益典，2007）在我国实际工作中，社会发展又具体表现为社会建设，即确立国家发展理念以及我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卫生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
基于以上概念我们认为，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是对我国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期间的社会变动状况以及社会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
（二）理论依托
“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构建基于两类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理论；二是社会学理论，主要是功能论和冲突论。前者为其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基础理论，后者为其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微观基础理论。
第一类理论：生产力- 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理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旦建立，就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的关系。人口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社会是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生产力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老龄社会形成以后，原有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于是，老龄社会通过老年群体需求推动制度和政策上的调整，以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在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随之变革，形成适应老龄社会的社会观念、文化氛围、群体结构、制度和政策体系等，以此实现老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老龄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过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对人口老龄化的接受、适应以及变革，建立符合老龄社会的观念、氛围和制度，最终实现老龄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其良性运行。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既表现为问题和挑战，也表现为需求和改革，更表现为方向与机遇。
第二类理论：功能论和冲突论
功能论和冲突论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首先关注宏观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戴维•波普诺，1999）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显然既可以说是属于宏观层面的，也可以说是属于社会结构的，能够借助于这两种理论进行诠释。
功能论和冲突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平衡和稳定的成因。功能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各个部分均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有机的社会整体。当社会各部分稳定并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时，社会整体就是稳定、和谐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基于社会各部分与社会整体关系的稳定、和谐的。冲突论认为，构成社会的各部分远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对控制资源所需的权力地位的争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永恒的。但是，社会又是需要稳定、发展的，所以，社会冲突之后必然会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冲突- 秩序- 再冲突- 再秩序……，社会由此螺旋式变化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社会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是一种社会各部分之间冲突与秩序的重构。无论基于哪种形式，人口老龄化均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也是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反映。
（三）构成要素
“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老年群体规模。其规模大小对于其作用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老年人口规模较小的时候，社会可能不太关注其需求；但当老年人口规模成为社会主体人口之一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陡然增加的进入‘第三年龄’的人口的数量会令人瞠目。社会体系……特别是社会服务，必定要为之彻底改变。”（麦金尼斯- 迪特里克，2008）我国人口老龄化可分为四个阶段：2013年到2021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增加5600万人，新增加的主要是“50后”群体；2022年到2030年为急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增加1.13亿人，新增加的主要是“60后”群体；2031 年到2053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增加1.16亿人，新增加的大多是“70后”群体；2053年到210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增长期结束，但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第二，老年群体性质。我国老年群体经历了一个从伦理性群体到利益性群体的变化。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老年群体主要承载着固化“孝道”文化、坚守伦理道德、维护等级秩序的责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老年人已经不再是“崇老”时期的特殊群体，而是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老年人的独立性、利益性、自主性、参与性日益增强，已经不再是依靠子女供养的群体，而是有着明确利益诉求的独立群体。据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的老年人民事诉讼案件以每年大约100件的数量递增——2009 年是1000 件左右，2010年1100件有余，2011年已接近1200件。老年人案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与老年人利益攸关的赡养、婚姻和房产案件。这说明，老年群体已超越传统伦理模式，成为现代法制的实践者。
第三，老年群体内核。一是老年群体背景变化。所谓背景包括很多内容，但对于同期群老年群体来说，大致相同的经历可能是其背景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分别用一个词来描述“40后”“50后”和“60后”人口群体，“40后”人口群体可以冠以“战争的一代”，“50 后”可以冠以“折腾的一代”，“60后”可以是“改革的一代”。虽然同期群内部依然具有差异性，但相同的背景往往会形成大致相同的意识和观念。“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群体意识超越于成员个体意识之上，它能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群体文化，并为群体成员共享；同时，这种共有意识、价值和观念既是群体成员间互动得以持续进行的文化基础，也是群体认同感和凝聚力产生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相同的经历可能促成其基本相同的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大致相同的行为模式。
二是老年群体需求变化。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观念的限制，同期群的需求应该是大致相同的，不同的同期群的需求是有变化的、有差异的。“战争的一代”的需求可能比较简单，而“折腾的一代”和“改革的一代”的需求则可能趋于复杂化、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高科技产品，越晚进的群体对此越容易接受和使用。“60后”人口群体使用网络和电子邮箱的比例最高，就是一个证明。除了这些，“50后”和“60后”人口群体对于晚年生活的安排也与“40后”人口群体不同，前者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
三是老年群体能动性变化。能动性是指人们积极主动处理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分别考察了被访者对父权意识、沟通协调、内部凝聚、阶级/ 权力和冒险性五个方面的重视程度。数据表明，被访者对这五个方面都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其中，在内部凝聚和冒险性上存在显著的队列效应。20 世纪40年代出生的被访者在内部凝聚维度上得分最高，表现为其更加强调“同族群”的关系，比如“如果我的同乡在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会感到光荣”。20 世纪60年代出生的被访者的冒险性显著高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被访者，前者更愿意选择有风险的生活，更愿意在有风险的事物上投资。显然，风险性选择反映了老年群体的能动性水平。
（四）关系与结构
老年群体是“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核心要素，但老年群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两个重要的关系网中。
第一，内在关系网。老年群体更替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但这种作用又会受到老年人口规模变化和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从目前研究来看，老年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变化与老年群体更替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一种叠加的压力效果。老年人口规模变化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内容产生面的扩展作用，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变化会对发展速度和发展时间产生紧迫感，老年群体更替会对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相应的要求。这种整体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最终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步伐更大一些、速度更快一些、质量更好一些。
第二，外在关系网。老年群体更替要对老龄社会发展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一些中间环节和要素。除了内在关系网的协同作用外，还要与外在关系网产生联系。具体来说，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与理念为老年群体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老年群体发挥作用的新的理念；二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实施奠定了老年群体发挥作用的基础；三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老年群体更替发挥作用的程度；四是国际社会的观念引导决定了老年群体发挥作用的高度；五是社会的关注程度将为老年群体发挥作用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五）主要命题
“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六个主要命题，分别阐释了老龄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作用模式、核心要素、主要矛盾、基础关系和重要路径。
第一，人口老龄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表现为多重问题形式，如人口问题形式、经济问题形式、社会问题形式、金融问题形式、老年人问题形式以及发展问题形式等。虽然所有这些形式的提出都不无道理，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形式。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问题形式可以囊括所有这些形式。《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社会”的定义有两个层次：宏观层次上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微观层次上则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4）。显然，宏观层次上的“社会”是一个大概念，微观层次上的“社会”是一个小概念。前述的各种问题形式，或者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结果，或者是人群互动的结果，都没有脱离社会问题的范畴。二是所有具体问题形式最终还是要回归社会问题。无论是哪种问题形式，无论其怎样变化，其最终目的都是要维系老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良性关系，确保老龄社会中人口群体间的和谐相处，推动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人口老龄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却可以是多样的。
第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作用，也有间接的作用。依据前述的理论观点，人口老龄化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作用模式，既有直接的影响形式，也有间接的影响形式。其直接的影响主要侧重于民生政策和文化融合方面，间接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发展大局的相关方面。目前国家进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公共政策的老龄视角、老年优惠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医养结合”、宜居环境建设等，可以说都是与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不无关系的；而民生发展理念、第三产业的提出和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等，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明确的，对国家发展大局的影响则是潜在的，但却是必然的。
第三，老龄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老年群体。老龄社会是以年龄进而以老年群体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形态。在老龄社会中，老年人是社会主体之一，并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是老年人口规模逐渐增大，将占到总人口的1/3 左右；二是老年人口的有效需求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向；三是老年人口的能动性和社会参与将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四是老龄文化逐渐融入并推动社会主流文化发展。可见，老年群体是老龄社会的基础，老年群体需求是影响老龄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老年群体变化是推动老龄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第四，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需要与社会发展对其的满足程度之间的不适应构成了老龄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复杂的老年人口结构以及新的老年群体都会对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龄工作体制机制以及其他方面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社会发展现状却表现出其在需求满足方面的滞后性。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需要，就要扩大消费基金，减少用于发展的生产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反之，则可能加剧代际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需要与社会满足程度之间的矛盾也会影响我国“四个全面”的顺利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归纳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卫生制度、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均离不开老年群体的利益和参与。可以说，能否解决老年群体的需要满足问题是老龄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第五，代际间利益关系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关系。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为了生存和发展，追求利益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内核。在我国，按劳取酬是利益分配的基础原则，不同贡献的群体会获得不同的利益所得。在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下，弱势群体会获得一定的社会救助。但是，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群体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年龄和性别差异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均会影响利益公平分配。因此，代际关系既会受到利益分配方式的影响，也会受到利益分配环境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过程既是老年群体变化的过程，也是代际关系变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群体主体化和利益化，会加强老年群体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加强老年群体争取自身利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老年群体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话语权，加强老年群体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强烈要求。“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是人口老龄化对代际关系的新要求，也是对构建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的表述。代际矛盾和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人口老龄化凸显了这个矛盾，加剧了其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在社会财富增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老年群体不断增长的需求会要求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获得更多的份额，导致其他群体获得的份额相对减少，从而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但在目前，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利益分配格局还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社会关系方面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因此，在代际间利益关系中隐含着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的潜在可能。
第六，推动社会发展和加强社会建设是实现老龄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径。就人类社会而言，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是所有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完善政策还是建立举措，无论是发展老龄产业还是推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无论是提升老年保障还是提供老年服务，都是要使人们生活的这个共同体能够稳定、和谐、繁荣。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是系统的、整体的、协调的。
尽管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有其领域和重点，但并不等于它们之间就是分离的、互不来往的。攀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以“大社会”的视角统领老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实现老龄社会的提升、发展和共享，是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之点。
三、“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之点
社会变迁或发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对此也已形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而老龄社会发展则是一个新的课题，学界至今对此尚未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表述。《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发展问题时，通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以及老龄群体更替现象的研究，认为在21 世纪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因素，既有阶段性的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化，更有常态化的老年群体更替，两者的叠加效应，特别是新的老年群体的出现，将成为左右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首次系统提出了以“群体- 权益”为要素的老龄社会发展理论。这既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是对我国老龄理论构建的一次创新和提升，体现出填补学术研究理论空白的价值。
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可以分析其起因、过程和规律的变化，也可以分析其内在要素的构成及其结构关系的变化。社会进化论、历史循环论和社会均衡论等解释了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必然性，以“传统- 现代”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以“核心- 边陲”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揭示了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基本模式。老龄社会发展不同于已有社会发展，同时，我国老龄社会发展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目前已有的社会学理论无法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而“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则对我国老龄社会发展做出了一种解释的建构，即老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内因性（人口）变化，内因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力（老年人口）的变化，生产力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力要素（老年群体）的变化，进而又具体表现为生产力要素作用路径（老年群体的需求、权益和能动性推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的变化。
无论是从社会学理论阐释角度还是从对老龄社会发展实践的解读角度来看，“群体-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均表现出一定的新思维色彩。
四、“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构建的实践和政策价值
“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除了其理论创新的价值之外，其最大价值还是在指导实践和政策构建方面。“群体- 权益”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明确了老龄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老年群体的更替，这种更替将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和改变。“当前和未来的几代老年人无疑会锻造出全新的安度晚年的方法，并要求相关的服务反映出他们在这一生命时段积极的、有所建树的取向。”“社会体系，包括卫生保健系统、教育、收入维持与社会保险方案、工作场所，特别是社会服务，必定要为之彻底改变。”基于变革的角度来看，老年群体更替现象所反映的实际是一种时代变迁和前瞻性的视角。这种前瞻性视角，在总的方面，可能会逐渐弱化老龄色彩，使老年群体完全融入整体社会，成为人生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特殊过程；在具体方面，则会推动老龄政策的逐步完善和提升，使政策更加人性化和更加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与参与，也会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使社会发展走向科学化、科技化、标准化。目前的社会信息化、生活社区化、社会工作专业化、保障与服务制度化和标准化以及智慧型养老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等等，无不体现出老年群体更替对老龄实践和政策的前瞻性影响。
总之，老年群体更替将会改变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此进行精准地表述，但这种改变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将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