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希望的坚持
让黄丽华感到欣慰的是，徐文潘现在已经有一些“意识”——左手可以轻微抖动。因为有好转迹象，她很想再次将儿子送至医院治疗，但家里经济条件让这个愿望只能停留在心里了。
徐文潘出事后，由于肇事车系酒驾需负全责，司机被判赔付119万元，但是给了2.5万元后，就再也没了下文。
不得已，徐耀文和黄丽华找到了当地的政府部门求助，也先后收到了各方的救助款，但“这些钱都是一次性的，可我们要照顾他很多年，后面的日子要我们怎么过啊?”
早在徐文潘出事故之前，家中已经为他办理农村合作医疗，但医疗费并没有得到报销，“都说交通事故没得报。”黄丽华说。
他们曾向当地申请低保，虽然家庭收入只有3000元，有一个需大量花费的“植物人”，但家中4个人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相应标准，一直没有结果。稍感安慰的是，徐文潘的残疾证终于办下来了，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每月几百元的补贴。
现在，尽管已经能省就省、什么都买最便宜的了，徐文潘每个月的医药费和护理费加起来也需近3000元，家里的收入和支出一直处于负债的状态。
说起将来，黄丽华说从来没想过，因为“现在这样都已经快过不下去了”。因为要照顾弟弟，徐文潘的姐姐一直都没结婚，“也结不了婚，我们家都穷成这样了，谁还看得上啊?”
黄丽华告诉记者，她曾经好几次想到干脆自杀算了，后来还是放不下儿子，“我死了，我儿子还是只能等死。”为了防备她想不开，哥哥和周围邻居都打了招呼，希望“帮忙看着点，就怕她一时想不通”。
见到记者的前一天，林芳为李强穿衣服的时候，丈夫右手“好像抬了抬”。林芳高兴得不得了，对丈夫说：“老公你是不是有知觉了?你眨眨眼睛或者点点头好不好?”但丈夫再没有任何反应。
让林芳后悔的是当初没有买保险。2011年，林芳曾打算给自己和丈夫各买一份人身保险，每人每年2950元，当林芳跟丈夫商量的时候，李强认为“太贵了”，最终退掉了单子。
丈夫出事后，林芳也曾尝试过找政府寻求帮助。她本想办理一份低保，但是因为哥哥一家三口和自己家同属一个户口，家中尚有3个劳动力，不满足办理低保的条件。最终民政局考虑到具体情况给予了林芳500元的救济金。
丈夫本属新农合的报销范围，但是需要先付清13万元的住院费才能报销，但林芳实在无法借到这么多钱了，这笔钱也就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报销出来。
林芳告诉记者，尽管出事以来丈夫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有一天能醒过来。但横亘在她美好希望面前的，是这个毫无收入而支出巨大的家庭怎么维持下去。记者问她，她自己也答不上来，只说“先借着钱吧，走一步算一步”。
未来，用林芳的话来说，就是“白茫茫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