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人们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民众

　　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倾向，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的重要性。

田文林 张旖桐

　　突如其来的巴以激烈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但并不意味着和平可期。与未来相关，这场冲突折射出的若干深层次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其中，阿拉伯世界社会政治思潮的转向，成为观察问题的一大重要切口。

政治思潮趋向保守

　　面对此轮冲突中的巴方主角哈马斯，阿拉伯国家围观者众，鲜有国家出手相救。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是哈马斯主动挑起战端，且哈马斯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误判形势，导致自身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以色列敢于针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平民肆意欺凌，表明当前中东政治思潮保守化和政治碎片化加剧，导致阿拉伯世界面对重大挑战难以形成合力。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曾风靡中东，这些国家奉行的世俗共和政体也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然而，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因此遭遇重挫，主张“各扫门前雪”的国家民族主义日趋抬头。1977年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媾和，首次导致阿拉伯世界公开分裂，埃及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孤立，阿盟总部还一度从埃及的开罗迁至突尼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一“兄弟”相残的举动，导致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分裂。

　　尤其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频频上演“兄弟阋于墙”的场景，内部分裂愈发严重。那些“骨头比较硬”的所谓“激进国家”日益受到西方大国的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世俗共和制国家纷纷陷入动荡。反而是那些海湾君主国，因“福利换稳定”以及美国悉心“呵护”，安然渡“关”，进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型力量。沙特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

　　相比埃及等世俗共和制国家，海湾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以“反以”为标志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关注。近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将伊朗视为最大威胁。为遏制伊朗，除了继续依靠美国，还将以色列视为抗衡伊朗的重要借重力量，部分海湾国家甚至期待以色列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以弥补美国撤离中东引发的安全担忧。在海湾国家看来，抵制以色列的旧模式未能帮助这些国家应对国内挑战，或帮助巴勒斯坦人完成任何期待的目标。

内耗、分裂加剧政治碎片化

　　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倾向，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的重要性，也由此加剧了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趋势。

　　诸多迹象表明，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新“领头羊”，常常从教派、民族等原生性因素乃至自身感情好恶出发，来界定自身利益、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最终影响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阿拉伯有识之士曾经感叹：“如果阿盟为巴勒斯坦所做的，能达到它为叙利亚的民主化所做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国了。”与此同时，部分海湾国家从维护自身安全出发，开始与以色列秘密接触。2020年，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扎推”与以色列建交的罕见场景。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阿拉伯国家指望通过强化与以色列关系来遏制伊朗，不过是缘木求鱼。原因并不复杂，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始终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以色列诸多政客眼中，确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设法颠覆和重构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版图，使阿拉伯国家日趋分裂、内耗，从而无暇、无力对付以色列。

　　简单说，中东其他国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其他国家越强，以色列就越不安全。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与阿拉伯国家谋求繁荣强大的基本目标水火不容。

难改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

　　某种程度上，阿以问题是衡量阿拉伯世界团结程度和行动能力的风向标。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矛盾就是中东地区牵涉面最广、对抗性最强的地区矛盾。历史反复证明，阿拉伯世界内部越团结、实力越强大，阿以矛盾的强度和烈度便越高，巴勒斯坦问题地位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高举团结统一大旗，在国际和地区重大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在这一主旋律下，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被视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事业，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曾自豪地宣称，巴解游击队在阿拉伯国家“如海中之鱼”。

　　然而，在当前社会政治思潮保守化趋势下，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和自相残杀，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昔日的阿拉伯强国，从地缘政治棋手变成地缘棋子甚至棋盘，导致阿拉伯世界“溃疡面”日趋扩大。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使各阿拉伯国家很难拧成一股绳，更加无力抗阻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和外部大国的霸权威胁。

　　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团结，以色列是最大受益者。近几十年来，阿拉伯世界内部四分五裂，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步步后退，日渐处于下风。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会，提出了著名的对以“三不政策”（不和平、不谈判、不承认）。在此之后，随着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加剧，阿拉伯世界对以立场出现明显松动。2002年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后任国王）在阿盟峰会上提出沙特版“阿拉伯和平倡议”（API），主张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面撤军，换取所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并在“公正”和“一致同意”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该和平倡议基本体现了阿拉伯世界对以政策松动，但以色列并未接招。

　　再到后来，沙特甚至以停止经济援助相威胁，逼迫巴勒斯坦接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谓“世纪协议”。此“协议”严重损害巴勒斯坦合法权益，但阿拉伯世界总体反应平淡。

　　随着阿拉伯世界立场松动，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阿以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也不断缩小。它从最初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对抗，降格为“前线国家”与以色列的对抗，再降格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抗，最后变成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对抗。外部制衡的减弱，使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的行为日趋肆无忌惮。

　　2006年，以色列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9年底至2010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造成数千人伤亡；2014年，以色列因3名以色列少年遇害，对加沙和哈马斯大打出手……这次，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向加沙地带发起大规模空袭。

　　面对一再重演的加沙惨剧，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其表现甚至不如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朗和土耳其。中长期看，阿拉伯世界如果不能加强内部团结，未来继续遭受以色列的羞辱性军事行动的日子，还会很长。

　　（田文林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旖桐系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生）

来源：2021年6月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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