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将其整体外交均纳入“中产阶级外交”的框架，不过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而已。

杨文静

　　近来，一个相对新颖的名词——“中产阶级外交”受到关注，其所代表的理念，正是美国拜登政府重要的外交标识之一。

　　拜登在不久前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这种内外一体的考虑，成为拜登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中产阶级外交”贯通内外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是“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2017年他就参加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持续时间长达两年的研究小组，就美国外交政策如何更好服务于“挣扎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研究，并于2020年发表最终报告。沙利文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这一报告相关思想被成功吸纳到拜登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中。

　　报告名为《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中产阶级》，调研期间，美国两党政学界人士对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和俄亥俄三个州的几百名官员、社会领袖、企业家、中产阶级工人进行了采访。报告指出，中产阶级是美国国力的关键支柱，但过去30年，全球化造成美国工作流失困局，疫情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并暴露出美国社会固有的不平等与种族分歧。要实现国内复兴，美国外交必须向这一目标调整，即把外交政策更好地与中产阶级目标结合起来。

　　报告归纳出四点结论：

　　一是美国的中产阶级行业涉及面广，不仅包括制造业，也包括依赖于国际贸易的服务业。美国中产阶级真正关心的，是美国的全球义务如何影响其安全与经济福利。

　　二是对外经济政策须有利于改善国内分配不均的情况。具体看，就是执行那些促进国内工作机会增加、提高中产收入并“有益于国内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对外经济政策；完善与美国及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关机制，使其更好地应对“不公正”贸易行为，特别是“不利于美国中小企业”的行为；通过签订国际协定缩小各国制度与治理差距，从而有利于提升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与收入。

　　三是打破国内外政策的藩篱。过去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安全与地缘政治利益，但现在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降必然影响国家的长期繁荣。因为，需要通过跨部门协调和发挥政策想象力，将外交与中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

　　四是出于对中产阶级考虑的关切，美国外交需在某些领域作出调整。比如，中产阶级并不支持美国恢复“单极世界”，与中国升级“新冷战”，他们希望管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拜登及沙利文多次表示，“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归根结底要为美国工薪家庭、中产阶级和普通人服务”；国务卿布林肯外交政策纲领式演讲即名为“为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美国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进一步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最庄严的义务是保护人民安全和利益”。

　　综合分析拜登上台后的执政方略，不难看出，“中产阶级外交”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整体外交的代名词，其内涵和外延均不局限于对外经贸政策，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及整体外交走向。“中产阶级外交”正在打破国家安全、外交与内政的界限。

“中产阶级外交”思维下的政策趋向

　　从经济上看，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美国的国内经济。为此，对内，拜登政府出台《2021美国援助计划》，投入1.9万亿美元刺激和复苏美国经济；宣布2.25万亿美元的就业计划、2万亿美元的家庭计划，帮助支持中低收入者；承诺赋予美国学生以“21世纪工作的技能”，确保美国人获得有质量的医保，投资于基础设施，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并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

　　对外，在对外经贸政策上，拜登政府承诺未来在贸易谈判中将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针对其眼里的“不公正”贸易政策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特别是针对贸易补贴、产能过剩等“贸易扭曲行为”；赋予总统收取关税的权力，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上；促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防止“搭便车者”搞国内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美国还将促进各国在税收等规章制度框架层面的融合统一，限制大公司垄断，提高环保与劳工标准，以维护美国工人利益。

　　从外交上看，拜登政府旨在结束“特朗普灾难”，实现五大“回归”。

　　一是回归民主。对内，重塑宪法规范，系统性处理种族主义问题，重建教育体系，改革刑法体制，促进透明竞选，防止选举干预。对外，捍卫“人权”、尊重“法治”。

　　二是回归全球领导权。美国将领导全球应对疫情及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挑战，并以此树立领导“榜样”。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主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回归世界卫生组织。同时，不断向世界灌输理念，即民主国家必须团结应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威权国家及其对民主国家的操弄”。

　　三是回归外交。在所有的美国对外资源中，拜登政府提出外交是最重要的手段。对内，重振国务院，恢复特朗普时期中断的白宫、国务院、国防部日常新闻简报，以体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精神；对外，全面重新评估外交政策，视外交为全球接触的最优先工具。

　　四是回归盟友。沙利文称，美国及其盟友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至60%，盟友伙伴是美国影响力的“倍增器”。美国将引领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确保北约军事能力，扩大其针对“武器化腐败”、网络盗窃、太空与公海挑战等新型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呼吁所有北约国家重新承担“民主同盟”责任，加强与北美及亚洲盟友集体合作能力，并整合拉美、非洲伙伴。据悉，2021年美国将在美洲峰会上重建与西半球的“民主、人权与法治关系”。“印太战略”仍是美国最优先的地缘政策考虑，除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的关系，美国还推动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首次召开首脑峰会，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与盟友举办多场军演，大幅强化美日同盟并以此为轴心推动其“印太”乃至全球战略。

　　五是回归“新时代”的军控体系。拜登政府曾提出，要是伊朗回归并遵守伊核全面协议，美国也将重新回归该协议；对朝鲜，主张重新激活谈判，并敦促多方盟友、伙伴协调政策以促进“无核化”目标。美国还延长了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谋求将此作为新军控条约的基础。

　　从国防上看，拜登政府认为应确保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且，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必要时应诉诸武力，但武力将是“最后的手段”。拜登政府已宣布年内从阿富汗撤军，永久性结束中东战争，其潜台词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印太”。

“美国优先”的另一张脸

　　美国中产阶级的衰微，是其多年跨国公司驱动型经济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的结果，也受到政治极化及社会不平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美国战略界却将中国视为其中产阶级衰微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拜登推行“中产阶级外交”，中国被指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中国是美国首要战略竞争者”的定位，并据此认为，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展开对华竞争并在竞争中获胜。

　　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疫情后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极为忧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治理失效、政治极化、中产阶级“坍塌”、社会“部落化”与“民主”倒退，都令其感到治理模式倍受“中国模式”挑战。

　　这被认为是其出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即把国内、国际统筹起来，重建美国的国力根基，并利用美国尚存的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及盟友资源，最大程度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而只有充分解决美国国内的发展问题，才能与中国长远竞争，这也是其推出“中产阶级外交”最主要的动力。

　　其实，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起，美国的优越感就开始动摇，而2010年中国GDP“坐二望一”，更加深了美国战略界的忧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应运而生。

　　为解决国内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概念，其很多对外极限施压的做法，都服务于其眼中的美国国内经济利益。

　　因此，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不过是对相关政策趋向进一步加以明确而已。拜登政府将其整体外交均纳入“中产阶级外交”的框架，声称其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利益，不过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而已。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2021年5月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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