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在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议会接受问询

    德国疫情的发展很有可能成为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相应地，“默克尔体系”也在加速动摇。

胡春春

　　3月的德国政坛最让人惊讶的事件，莫过于总理默克尔在抗疫政策上的左右失据。3月23日，默克尔与各联邦州州长在经过长达11小时的彻夜会谈后，宣布在4月第一周的复活节假期施行5天“短期关闭”的政策，目的是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尤其是降低英国的变异新冠病毒在德国的传播速度。然而，在社会各界强烈不满的抗议声中，默克尔于政策宣布的两天后（即3月25日）宣布这项决定是一个“错误”，她个人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向全体国民道歉。

　　这种“朝令夕改”在德国政坛殊为罕见，观察者很难将之与以稳健著称的默克尔的执政风格联系起来。默克尔是当今欧洲国家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德国国内和国际人士早已习惯了她的处变不惊，常看到她用类似“我们行”等平铺直叙的语言化危机于无形。

　　默克尔因何急于承认抗疫措施的失误呢？

　　在疫情的挑战和影响被放大的背景下，曾经保证德国成为欧洲稳定之锚的“默克尔体系”似乎提前进入了瓦解状态。默克尔正在最大限度地使用执政艺术来挽救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但“尾大难掉”的基民盟要么陷于重重机制和积习难以自拔，要么似乎更加刻意与正在逐步退出政坛的默克尔保持距离。大疫和大选年的德国政坛，正无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剧烈的震荡。

“请原谅，都是我的错”

　　无论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在国际视野中，默克尔无疑都是最被寄予希望带领德国走出种种危机的领导人。她的执政经历就堪称一部德国和欧盟内外的危机应对史，默克尔本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德国和欧洲信心的象征，还一度被誉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然而，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下的“我们行”，到2021年新冠危机下的“请原谅，都是我的错”，从面对挑战时传播信心到如今束手无策，默克尔向公众解释政府政策的话语和心态，无疑都经历了巨大转折。对此，一种解释是，德国的抗疫政策效果不彰，政府和专家令民众无所适从，社会的不满情绪接近临界点。

　　目前全球抗疫局面已经从被动防御进入主动接种疫苗以建立防疫屏障的阶段，德国却还在艰难应对第三波疫情的冲击。德国在疫苗研发上曾一度领先，但由于在疫苗的预订和接种问题上政治决策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原则性讨论，以至于疫苗接种跟不上疫情发展，而类似2020年的严格封锁措施也很难再继续实施。

　　由于默克尔将于今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卸任总理一职，根据常理推测，她在余下的6个月既没有连任的压力，也没有人事安排的顾虑，因而更有可能积极放手抗疫，带领德国社会为后疫情时期做好准备。但形势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德国疫情的发展很有可能成为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相应地，“默克尔体系”也在加速动摇。

正在瓦解的“默克尔体系”

　　所谓“默克尔体系”，有两重含义，首先指的是默克尔的执政风格，其次意味着默克尔曾经领导和塑造的基民盟政党生态。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德国在过去十几年经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同时，保持了最低程度的共识，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欧洲和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上升至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高点。

　　从执政风格看，默克尔显然不属于“克里斯马”（人格魅力）型领袖人物，但她擅长在决断之前让各方包括意见相左的不同派别充分表达观点，而且密切关注民调走向，最后择优胜和主流意见而从之，保证了她在党内和执政联盟内的稳固地位。就是说，默克尔更多充当了集体决策“主持人”的角色。这种风格，称赞者谓之老道稳健，批评者讥之机会主义和见风使舵。

　　以引发默克尔道歉的联邦总理和联邦州州长会议为例，会议当然是联邦制的要求，但马拉松式的彻夜会议、陷入法规细节的种种争论，也暴露了默克尔主持但不主导的缺陷，结果是一种“有秩序的混乱”。在社会发展顺风顺水的时期，这种执政风格被视为广开言路、协商民主；在重大危机关头，这种风格就有相互推诿、无人担责的嫌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方面，默克尔作为联邦总理的威望大增，这符合危机关头的民众心理；但另一方面，她很少就抗疫措施一锤定音，总是在不断协调不同的决策机制以迎合民众不断变化的心理，曾经是强项的领导力变成了短板。

　　从基民盟生态看，默克尔在党内地位牢固之后，把基民盟从保守主义底色、呼应中右色彩选民诉求的大众党，改造成了能够容纳各种政治光谱色彩的实用主义政党。同时，默克尔尽可能地容纳更多党内派别，比如把曾经属于党内新生代批评派的延斯·施潘招入内阁，也没有阻止旗帜鲜明要推翻她政治遗产的弗里德里希·默茨竞选党主席。

　　然而，在连续执政近16年之后，由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臃肿拖沓、裙带关系乃至腐败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基民盟所独有，但公众和选民对此的容忍度存在一定的经济景气前提——一旦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危机时刻，这些缺陷会立即被公众置于显微镜下。

　　恰恰在疫情逐步恶化的关头，基民盟和基社盟被爆出“口罩门”丑闻，数名政治家在疫情高峰期间借为政府购买口罩收取高额回扣，发“危机财”和“国难财”，甚至卫生部购买的口罩也是由与部长亲属有关联的企业供货，难避瓜田李下之嫌。

　　丑闻使基民盟支持率骤降。3月14日，巴符州与莱法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拉开了德国“超级选举年”大幕。初步结果显示，已连续执政超过15年的基民盟在两州均遭受重挫，得票率创历史低点。

　　与此同时，德国的疫苗采购和接种进展缓慢，第三波疫情全面来袭，德国突然从2020年的国际抗疫“模范生”退步为2021年的“后进生”。口罩丑闻的发生和发酵，仿佛在重复1999年和2000年的政党捐款丑闻——那一场丑闻让曾经辉煌地实现德国统一大业的时任德国总理科尔颜面扫地，也为默克尔提前打开了大门。

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种形势下，复活节封锁政策引发的争论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默克尔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任何不利于默克尔和联邦政府的舆论，都会使基民盟新任党首、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和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两人目前是最有希望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形象进一步黯淡，进而使联盟党在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

　　为阻止基民盟支持率进一步下滑，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默克尔令人惊讶地果断收回决策，直接向民众承认错误，把决策失误的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这种解释显然有违事实，因为复活节封锁政策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联合决定。然而，收回成命之举势必意味着德国无法有效控制人员接触和流动，将大概率加速其进入疫情第三波高峰。

　　默克尔的这次转折，令观察人士想起当年她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退出核电以及向难民开放边境等决定，德国社会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消化这些决定的后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2021年4月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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