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剧照

    当时船上有8名中国人。他们此前在货轮上工作，凭着一张单程船票进入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灾难发生后，其中的6人得以逃生。

《环球》杂志记者/白旭

　　电影《泰坦尼克号》最后，女主角露丝成功被救，让一直为影片中那对情侣命运泪目的人们，有了些许的安慰。但鲜有人知道，被救的这一桥段，是根据当时船上一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经历改编。

　　那名中国幸存者或许是最后获救的乘客。“这是我在拍摄露丝获救时的灵感来源。”《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片花中说。

　　由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挖掘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一些中国人如何逃生的故事，以及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定档4月16日上映。4月15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纪录片是关于一群全新的人的全新故事。”《六人》的导演罗飞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说。

　　罗飞是英国人，本名亚瑟·琼斯。“我们采用破案式的拍摄方法，讲述了一群人是如何找出真相的。”他说。

寻找109年前的那些中国人

　　今年47岁的罗飞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位老人，正是泰坦尼克号当年的幸存者。这样的童年经历在他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

　　1996年，罗飞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继续他的电影梦想。

　　他的一位朋友、海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几年前找到他，告诉他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

　　1912年4月10日，那艘曾被认为“永不沉没”的豪华客轮从英格兰的南安普顿出发驶向纽约，5天后沉入大西洋，超过1500人遇难。

　　当时船上有8名中国人。他们此前在货轮上工作，凭着一张单程船票进入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灾难发生后，其中的6人得以逃生。

　　施万克的热情唤醒了罗飞心中那颗种子。

　　于是，他们从2015年开始做这个项目。然而，从幸存者后人和亲友那里获取信息并不容易。

　　“那已经是109年前的事了，关于这些中国人的记载很有限。”罗飞说，“我们只有他们的名字，而且那些名字还是字母拼写的。”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社交媒体、档案库、旧报纸……

　　有的时候，核实信息比找到采访对象要花更多的时间。

　　罗飞说，大部分人会从祖辈的讲述中知道他们和泰坦尼克号的关系，但是对于华人来讲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往往会担心自己找到的消息是错误的。

　　有些幸存者的后人很快就被找到了，但是创作团队确定他们的祖辈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幸存这个事实，就用去了四五年的时间。

　　“我们还找到了一些人，我们相信他们是幸存者的后人，但他们自己非常不确定，因此不愿意出现在纪录片中，我们尊重他们的隐私。”罗飞说。

“他们靠团结互助得以幸存”

　　罗飞说，他理解为什么那些后人对自己祖辈的经历了解如此之少。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关于中国幸存者有很多谣言。有人说他们穿上女人的衣服靠欺骗登上了救生船，也有人说他们藏在救生船中才得以逃生。

　　“逃生的经历本就非常痛苦，此后报纸上各种关于他们的不堪的报道，让他们觉得同泰坦尼克号的联系是可耻的。”罗飞说，这让那些中国幸存者多年后不愿意再回忆起曾经的经历。

　　然而在过去五年中，纪录片创作团队对六名幸存者都有了一些了解。他们查证到了当年幸存者逃生时穿的衣服，还制作了同救生船一样大小的船，进行能否藏人的试验。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逃生中有不当行为”，罗飞说，“他们是靠团结互助得以幸存。”

　　当时的情况是，那些中国乘客一起从船舱中逃到甲板上，并在那里等待登上救生船。有一个人较早上船，另外4个人上了同一艘船。

　　第六名幸存者方朗（音）的经历最具戏剧性。他落入水中，游了20到30分钟后被救生船发现，一个名为哈罗德·罗伊的英国救援者把他拉上了船。

　　“卡梅隆谈到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参与纪录片制作的原因之一：他对这些幸存者获救的经历兴趣浓厚。”罗飞说。

　　海难之后，6名中国幸存者到了美国，然而因为当时对华人的歧视性规定，他们不被允许入境。因此，当其他幸存者住进酒店或者被送进医院时，他们被迫在船上过夜，然后从一艘船辗转到另一艘上面。

　　这6名幸存者中的一人，在海难发生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余下的人到了不同地方生活，他们过得很艰难，有的并未留下后人。

　　方朗也是年纪很大了才有了孩子，但他从未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详细讲给孩子听。

　　罗飞记得采访中，方朗的儿子对他说，希望能够帮忙查出当年的真相，不管是什么样的真相。

　　“他（方朗）和家人之间有很大代沟。”罗飞说，因此了解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对于他的儿子来讲就是去了解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帮助他们修复家庭的创伤。

启示后人

　　时光荏苒，泰坦尼克号在岁月中已经抽象成了一个符号，人们用它来谈论阶层、性别以及移民遇到的歧视等问题。

　　罗飞认为，一些教训对于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问题时。

　　“泰坦尼克号上不同的种族群体也象征了现在不同的国家，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必须要考虑该如何共存。”罗飞说，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很多人正是通过互助得以脱险，“就像那几名中国人那样靠着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才活了下来。而现在的世界上，有些问题也仍然是一个国家很难独自解决的。各国需要找到彼此能够协作的方式。”

　　在纪录片策划和拍摄的过程中，罗飞的团队从最初的三四人扩大到了超过20人，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时常交流信息。罗飞觉得这个纪录片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希望能有很多人来观看《六人》，尤其是那些怀疑自己祖辈与泰坦尼克号有关而无法求证的人。

　　“或许，不久后会有更多人站出来。”罗飞说，“有些幸存者后代无法讲述当年的故事，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够告诉他们。”

来源：2021年4月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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