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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非洲12年
  新华网 ( 2017-09-14 10:14:46 ) 来源: 《环球》杂志
 

    海外工程项目越来越多,但懂热带病防治又肯常驻非洲的医生却很少,这是中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基本现实,未来这个差距还可能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增多而不断加大。

《环球》杂志记者/张海鑫

  7月4日,于成龙乘坐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赞比亚卢萨卡国际机场降落。

  这是于成龙第28次往返于中非之间。

  很幸运的是,这次他被抽中了免费升舱,更幸运的是,与骄阳似火的北京相比,这个季节的赞比亚凉爽宜人,日平均气温只有十四五摄氏度。“晚上睡觉盖厚被子都还觉得冷,蚊子也都被冻僵了很少出来叮人,传染病的发病率会相对较低,项目组此时入场比较轻松。”

  这是于成龙跟随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的项目组在非洲常驻的第十二年。刚果、喀麦隆、赞比亚……非洲的阳光并没有浸染他的皮肤,但一次次的疟疾、霍乱,以及不知名病毒与寄生虫病,已经将这个外科大夫打磨成了一个全科医生。

  于成龙有个小本子,上面详细记录着他每一天的接诊信息,记录显示2015年初至2017年初,在喀麦隆的两年间,于成龙就接诊病人2万余人次。“传染病流行的时候,病人都能挤满医务室外面的走廊。”于成龙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比起战争、安全事故等小概率事件,疾病才是海外员工安全健康的第一威胁!”于成龙说。而目前,中国海外工程项目越来越多,但懂热带病防治又肯常驻非洲的医生却很少,这是中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基本现实,未来这个差距还可能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增多而不断加大。

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2005年初,在布拉柴维尔以北215公里处的莱菲尼河上,英布鲁水电站项目营地的一张大使馆通知,让刚刚进驻的中国工程队陷入了恐慌。

  埃博拉疫情在刚果(布)爆发!

  这是包括于成龙在内的整个中国项目部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这个死亡率极高的出血热病毒。“当时项目组刚刚进驻,正在当地大规模招工,如果不是及时得到疫情通知,后果不堪设想。”时任英布鲁项目现场总经理、CMEC第七成套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伟接到消息后立即停止招工并封锁营地。

  幸运的是,恐慌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的埃博拉疫情得到了及时控制,不过这次与埃博拉的擦身而过,却让初入刚果的中国工程人员见识了神秘非洲的潘多拉魔盒。

  随后的几年中,刚果(布)还出现过数次霍乱和脊髓灰质炎疫情,瘟疫来临的时候便是于成龙最忙的时候,一方面要联系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来项目营地给员工接种疫苗,同时还要整治营地环境,消毒、除草、清理坑塘水面以防止蚊虫滋生传播细菌和病毒。

  “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很敏感,本来在国内也常见的感冒、腹泻一类的病,在那种情况下都容易引发群体性恐慌。”于成龙回忆,“有一次一个员工发烧,伴随有牙龈出血的症状,当时安哥拉正在流行出血热,因此与他同宿舍的员工都不敢回房间,一传十十传百,后来发展到很多人都吵嚷着要回国。那两天我们也很紧张,对患病员工的各项身体指标进行了排查,同时也仔细询问了他近期的行程以及接触的人群,最终排除了出血热的可能性,这才稳住了大家的情绪。”

  “海外常驻人员常年背井离乡,而且那边的项目又时间紧任务重,员工心里本来就很敏感,当流行性疾病兴起的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随队医生。”王伟说,“因此,在我们营地,只要于大夫一回国探亲,员工们就会觉得不踏实。”

  实际上,无论是病毒还是瘟疫,有些灾难是人类亲手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就像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在《第四级病毒》中说的那样,在病毒的世界里,或许人类才是入侵者。人类的活动侵入了它们的藏伏之地,迫使它们暴露了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发现,埃博拉病毒传播路径是从蝙蝠类动物扩大到丛林其他灵长类动物,直至扩大到人类,而当地一直猎杀猴子作为食物,至今,这种强大的习惯依然维持着。

  “我们开车去营地的沿路,经常会碰到有人卖猴肉、猩猩肉。而且,当地市场上卖的肉食大部分也只是简单加工,弄得半生半熟,吃着着实不放心。”于成龙说,“因此,营地都是自设食堂,对员工饮食严格把控。自行猎杀食用野生动物更是明令禁止的。”

  除了这些无形的病毒,一些有形的生物也被从盒子中放了出来,与人类相处共生。浓密的非洲丛林是生命的天堂,但其中一些微小的昆虫却是人类的天敌,比如因昏睡病而闻名的采采蝇,而刚果正位于所谓的采采蝇带——该地带跨越了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位于撒哈拉沙漠和喀拉哈里沙漠之间。

  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感染昏睡病的病例数一直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但蝇蛆病、蠕虫病却比较常见。“在刚果,有一种苍蝇会在我们晾晒的衣服上产卵,穿戴被污染的衣服后肉眼看不到的幼虫便会进入皮肤形成蛆虫。还有一种叫做硫酸虫的昆虫,它的体液会像硫酸一样腐蚀人的皮肤,项目组很多人都中过招。”于成龙说,“为了预防这些疾病,我们在营地内专设了一个晾衣棚,四周都用纱窗围住,而且建议晾干的衣服再次穿之前要用熨斗熨烫一下。”

抗疟之争

  “身体忽冷忽热,能不能给我用些抗疟药?”

  “我们体内都有疟原虫,免疫力下降就会‘打摆子’?”

  “短期内反复‘打摆子’,这病能根治吗?”

  这是于成龙随队期间被问得最多的三个问题。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人体所致,是一种通过按蚊叮咬传播的虫媒传染病。“没得过疟疾就没有去过非洲”,疟疾似乎成了每个驻非人员必备的经历。

  在非洲每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疟疾。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世界有2.12亿疟疾新病例和42.9万例死亡,而非洲的15个国家占全世界疟疾病例和死亡的大部分(分别为80%和78%)。5岁以下儿童尤为脆弱,估计占到所有疟疾死亡的70%。

  生活在非洲,不可避免要遭遇这“非洲第一杀手”,中国驻非员工、旅非人员感染疟疾的消息也常常见诸报端。这给外科出身的于成龙不小的负担。“虽然内外妇儿也都学过,但针对非洲常发性疾病出国之前了解得并不多。”为此,临行前于成龙还特地在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学习过一段时间。

  “2005年初到刚果(布)的时候,英布鲁项目组刚刚进场,营地环境十分原始,到处都是杂草,水电站项目附近又水面广阔,蚊虫特别多。因此,刚开始疟疾发病率比较高,经常一生病就是一屋子人一起倒下。”于成龙很庆幸自己在入非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快速诊断检测卡(奥卡)配合光学显微镜观察染色的红血球,能很快确诊是否为疟疾。再配以青蒿素类药物都能治愈。”

  “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复方药带到刚果(布)的。”虽然2004年5月,世卫组织已经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但于成龙发现在刚果(布)很多医生用的还是奎宁类药物。上个世纪60年代,奎宁就被广泛用于治疗疟疾,致使疟原虫对奎宁类常用药物产生了抗药性。而且其毒副作用比较大,对于缺乏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患者会导致急性溶血,甚至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一般疟疾患者用上青蒿素类药物3-7天就能痊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非洲第一杀手’并不难对付。而且,疟疾是可以预防的。”于成龙说。

  长期致力于消除疟疾的比尔·盖茨曾经在他的博客中提到,如果我们用“某一类动物每年杀死多少人”来判断的话,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是蚊子,它传播的疟疾每年导致全球72.5万人死亡。因此防蚊便是防治疟疾的第一步。

  营地中蚊帐是每个员工的标准配备,同时,于成龙还准备了大量防蚊虫叮咬和止痒的药品。蚊子喜水,定期清理营地内的积水与杂草,给员工宿舍喷洒灭蚊药水……与蚊子斗争,在湿热的非洲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王伟说,一个公司一个项目不可能大面积地改变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环境,能做的也只有搞好施工环境卫生,为野外施工人员加强防护,建议大家穿着长衣长裤等。

  环境治理的效果于成龙的感受最直观。“在刚果的十年间,随着营地环境卫生的改善,不仅是疟疾,员工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也在明显降低。”

最后一道屏障

  电工钳、工具矬、台灯……于成龙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会用这些工具给病人做手术。

  2009年的一天午后,于成龙突然接到电话,当地雇员穆萨在施工中因操作不慎拇指被截断,由于项目营地距离最近的医疗队也有200多公里,只能将其送到项目部医务室紧急处理。

  然而医务室并不具备手术条件,无菌环境暂且不论,就连咬骨钳、骨矬这类必需的医疗器具都没有。情急之下于成龙从仓库中找了几个电力施工中用的工具钳和工具矬,经过仔细的消毒处理之后,便用这些完成了这台截骨整形手术。

  这还不是最让人担心的,“很多当地人都是HIV携带者,手术之前医务室并没有条件进行血液检测等常规术前检查,因此并不能确定穆萨是否携带艾滋病毒或患有其他传染类疾病”。当双手接触到伤者血液的时候,于成龙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虽然戴着医用手套,但手术过程中要使用剪刀和缝针等金属工具,一不小心皮肤被划破,就可能被感染。

  所幸手术虽然条件简陋不堪但完成效果不错。拆线之后穆萨在工地,总是竖着自己的大拇指给别人看,并颇为自豪地说这是中国医生给他接的手指。

  用奇怪的工具接骨,在台灯下完成眼科手术,于成龙随队期间处理过上百次类似的紧急状况。“我们的建设项目一般都分布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差,中国的援非医疗队又驻扎在几百公里之外,我作为随队医生就成了保护营地员工安全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于成龙向记者表示。

  一名医生面对几百个中国员工和上千个当地雇员,显然,要做好这“最后一道屏障”并不容易。“经常会被半夜叫起来看急诊,特别是传染病爆发的时候,病人一来就是十几个。”于成龙说,“非洲大部分常见病首发症状都是发烧,医务室又不能像医院那样做各种精密的检测项目,更多时候医生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制定治疗方案。有点像过去背着药箱上门看诊的‘赤脚医生’。”

  不过,于成龙却觉得自己在非洲更像个医生,因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回归到了最纯粹的状态”。于成龙没有否认过自己最初决定跟随中国工程队到非洲行医时有出于高薪的考虑,但支撑他驻非12年的绝不仅是经济因素,毕竟援非医疗队一般的任期也只有两年,而他与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女儿已经有两年没见了。

  “确实觉得亏欠家人,但项目组这边又走不开。”即便是回国休假的这些天,还有人生病了会通过手机向于成龙求助。

  然而,《环球》杂志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并不是每家走出去的企业都有这“最后一道屏障”。许多海外业务规模较小的企业都没有配备医务室,甚至一些重大项目公司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完善,特别是项目层层分包之后,更不能确保分包商的医疗配备。

  “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这么多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而且现在有些国家在项目招标文件中对此都有硬性要求,比如要求铺设急救的飞机跑道等。”王伟介绍,“但国内热带病防治方面的医生少,而且很多医生又不想去非洲,企业面临的现实状况是无医可招。而且,这一缺口恐怕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进而越来越大。”

来源:2017年9月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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