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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的起落
  新华网 ( 2017-07-25 14:37:27 ) 来源: 《环球》杂志
 

    2012年以来在支撑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增长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债务可持续性等因素上,出现了对新兴经济体不利的变化。

文/冯维江

  全球金融危机前及其期间,“双速增长”和“脱钩”一度成为形容世界经济趋势的热词,其含义大致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比较明显地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甚至在增速变化的趋势上也出现了背离,前者加速上升,后者微升、走平甚至滑落。

  危机后期,形势与舆论悄然转变,世界经济并未脱钩的论调趋升。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出现复苏态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在近年出现了波动、下滑。

    近年发生的对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利的变化并非不可。2016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强劲增长。在雅加达,一名工作人员走过一块电子股价显示屏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包含39个国家/地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包含153个国家/地区)的实际增长率数据分析,可以划分若干阶段,以对前述变化作更细致的观察。

从增速赶超到逆向脱钩

  进入21世纪之前的阶段,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高于发达国家的年份稍多一些。但整体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差距的变化没有规律,两者的经济增速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2000年以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开始常态化地高于发达经济体。2001年至2003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加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增速只维持平稳上升,两者差距迅速扩大。

  从2003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两者差距稳定在5个百分点左右的较高水平,呈现出双速增长的形态。

  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虽然也出现下滑但程度要轻得多,以致两者的差距相对于危机之前的双速增长期还有所扩大(2007~2009年两者年增长率差距的均值约为6个百分点,较2003~2006年均值提升了约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趋势助长了“脱钩论”的流行。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又有所不同。2010年至2012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几乎同步回落,双方差距维持在4个百分点左右。而自2012年至2016年,“剧情”甚至出现逆转,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逐渐回升,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还在继续回落,一升一降造成双方差距缩小,由2012年的4.2个百分点收窄至2015年的2.1个百分点,2016年为2.4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担忧主要出于2012年以来的这种逆向脱钩的迹象。如果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上升并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增长趋势回归2000年之前的形态,那么世界经济的长期收敛或趋同就难以实现,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能遭遇严重障碍。

导致疲软的多重因素

  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相对疲软,来自于多重因素的影响。

  第一,有观点认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2000~2006年间经济增长率提升并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主要是因为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相应地,近几年经济增长表现不太好,与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需求能力及意愿不足或“全球化红利”消退有关。

  以贸易指标为例。从2000年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量年增长率均值为7.3%,但危机之后特别是2012年以来出现明显下降,2012年至2016年全球贸易量年增长率均值只有3.0%。

  从贸易占GDP比重指标也能看出类似趋势。2001年全球商品贸易出口金额与世界GDP之比为18.9%,到2008年迅速上升至25.9%。危机之后则出现了明显回落,由2011年的25.2%下降至2016年的21.2%,后者接近危机之前的2004年的水平。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掣肘了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其中以大宗商品出口为重要经济增长点的国家的增长。从较长的周期来看,198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7次较大幅度的上涨和下跌过程。其中至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出现了5次下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两次,经过这两次下跌,涵盖了包括农产品、能源类和金属类的19种大宗商品加权价格的商品研究所(CRB)指数,由2011年4月的超过580点,下跌至2015年年底的370点左右。

  IMF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的前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商品出口国在2015年至2017年的经济增长因之受到拖累。

  更新的研究发现,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言,2011~2016年的增长率下降幅度为2.2个百分点,其中约三分之二归因于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减弱。

  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除了影响进出口之外,还会通过财政政策等向经济其他部分传导。一些新兴经济体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收入,其支出往往也表现出顺周期的特征,即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期,缩减开支、加剧经济紧缩,从而助长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2015年,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基本财政余额对GDP比率的恶化幅度平均大约为5个百分点。

  第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正常化进程”或收紧的方向性及预期的变化,造成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外流,对其经济增长构成冲击。

  荷兰国际集团(ING)统计显示,2014年下半年15个领先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额达3924亿美元,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高。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也显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占GDP比重,由2011年的1.08%上升至2015年的1.48%;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占GDP比重,则由2011年的0.96%上升至2015年的1.24%。

  第四,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也制约了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前一点有所联系,缺乏稳定的资本流入或出现严重的资本外流,也将让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更大的偿债困难和弥补赤字的压力,从而也无法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生产、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出。

  实际上,有观点认为,债务扩张是支撑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金融协会(IIF)6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已经飙升到217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相当于全球GDP的327%。其中新兴经济体大量举债是全球债务规模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债务规模已占到GDP总规模的218%,较2016年第一季度高出5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一年中,发达经济体继续去杠杆,公共债务和民间债务合计削减了超过2万亿美元,而新兴经济体的总债务攀升了3万亿美元,达到56万亿美元。

  过去一年中,新兴经济体的硬货币计价债务增加超过2000亿美元,为2014年以来最快增速,其中70%为美元计价;在2018年年底到期的新兴债券及贷款超过1.9万亿美元,其中15%为美元计价。由于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全球融资成本尤其是以美元举债的成本上升,借美元债的新兴经济体主权信用状况、长期增长能力都受到较严重影响。

不利态势绝非不可逆

  2012年以来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折射出以前支撑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增长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大宗商品价格、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债务可持续性等因素,出现了对新兴经济体不利的变化。

  同时,应当看到,前述近年发生的对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利的变化并非不可逆。

  所谓全球化红利退潮,实质上相当程度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发达国家客观上需求相对回落和主观上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的结果。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需环境也会逐渐改善。

  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共鸣,这表明保护主义、内顾倾向绝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受国际国内制度的约束,少数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更重要的是,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原来高度依赖发达市场,向增加内需及其他新兴市场需求的方向转变,这将带来新的全球化红利。

  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看,自2015年年底以来,价格已出现恢复或上涨的迹象。进入2017年7月,CRB指数一度接近450点,较2015年末的低点上涨约20%,这对出口大宗商品的新兴经济体是利好的,对制造业新兴经济体也可能是机遇所在。IMF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往往也是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大幅增长期。其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公共部门支出及私人部门的投资明显增加。

  资本流动方面,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确仍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特别是美联储在2015年年末开启10年来首次加息之后,又于2016年、2017年三度加息,且在6月议息会议上透露,在年内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在此背景下,美元有持续走强迹象,这可能引起新兴经济体资本继续外流。但也有研究提出,从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的情况看,投资者通常在加息周期前一个季度将资金最大幅度地撤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这意味着最糟糕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主要新兴经济体2016年资本流动情况较上年已有改善。俄罗斯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仅为68.5亿美元,2016年达到329.8亿美元;南非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为15.2亿美元,2016年则为22.5亿美元;巴西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为746.9亿美元,2016年则为789.3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资本流动对增长及增长预期的变动本身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新兴经济体增长因为适应全球化及大宗商品价格的调整出现回暖迹象,那么这将与资本流入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

  债务可持续性造成的脆弱性的确值得关注,主要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已经表现出较高的重视度。

  巴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结构性经济和财政改革措施,促进财政整顿,从改革不可持续的支出来从源头上控制债务的增长。俄罗斯重新建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财政框架,采用修订后的财政规则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巩固财政调整。

  从数据看,主要新兴经济体债务指标特别是外债指标有所改善。如,巴西外债总额2015年第二季度为3493亿美元,到2017年第一季度下降至3142亿美元;印度外债2015年第二季度为4820亿美元,2017年第一季度下降至4719亿美元。管控债务的关键,是在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和保障经济复苏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债务是否可持续并不能只从债务规模来简单判定,而应当结合当期债务的配置对未来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评估。

  总之,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近年面临的增长相对疲软问题绝非无解,只要顺应增长趋势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措施,完全可能重回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根据IMF的预测,从2016年到2022年,新兴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增长率减去同期发达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差额,将由2.4个百分点重新扩大至3.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趋同或收敛仍然是可期待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2017年7月2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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