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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家的影像世界:让·鲍德里亚
 
2014年01月06日 10:10:09 | 责任编辑: 郭小天 | 来源: 新华网摄影频道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摄影人物栏目主持人:刘潇,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摄影专业。兴趣爱好是和朋友一起旅游。

    2007年3月6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巴黎辞世,享年77岁。他是当代欧洲最负盛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因其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作为拟像构造的现实(主要是传媒建构的)分析而备受关注。他在求学期间主修社会学,其思想的形成受到了马克思、索绪尔、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

    鲍德里亚的文章较为艰深,他凭借大量充满智慧的著作成为当代法国最负盛名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出版了50多部学术著作,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摄影师,举办过多次摄影展。他的研究兴趣广泛,从种族、性别、文学艺术、大众传播,到对于9·11事件的反思。他的著作中与传播批判相关的有《消费社会》(1970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生产之镜》(1973年)、《象征交往与死亡》(1976年)、《仿真与拟像》(1978年)等。他从消费、信息、传媒和技术的角度,用“仿真”理论为世人描绘出一幅由“拟像(Simulacrum)”、“符码”、“内爆”和“超真实”所组成的后现代世界。 鲍德里亚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高度媒介化和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影响从1996年起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因为他就是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从1971年至2000年前后,鲍德里亚就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文章(还有选集),以其“高产”和“高质”而在当代社会思想家中位置凸显。他也是向英语圈输出知识最多的法语作者之一,几乎一有法文专著出现就尾随有相应的英译本推出。由于他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冲击力,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他的周围聚集着如Mike Cane、Douglas Keller这样的虔诚的研究者。2000和2001年在英语圈还都有专门研究他的专著出现。

    鲍德里亚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他不仅是后现代性的先知,而且,在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卓越。有人关注他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消费社会方面的贡献,有人关注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宿命理论方面的成就,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理论批判、真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女权主义批判、阶级理论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等等,还有的人关注他的信息革命的新理论。从《让·鲍德里亚》论文集来看,人们对他的关注不仅包括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些“老问题”,而且还囊括了鲍德里亚对战争、美国、诱惑、小说与艺术等相关的“新研究”。

    然而,必须看到,鲍德里亚在欧美学界始终是一位“剑走偏锋”式的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并不能说他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深究就相对准确了。他只是提出了现代文化的较为彰显的方面,在现代大都市里,“类像文化”无疑具有蔓延之势,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呢?况且,中国与欧美文化之间还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只是阐释现代欧美社会的一种版本,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还由于他的思想较为庞杂、所触及的问题丰富,难免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些,都不能抹去他身上作为一位世界级的社会思想家所闪现的光辉。

    这个观点引发极大争议。英国哲学家诺里斯用了一整本书来对他加以指控。而萨义德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老鲍德里亚干得好啊!就为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被送到那里。带一把牙刷和一罐依云矿泉水,或者他想喝什么就带什么。”

    由于鲍德里亚的晦涩文风和抽象理论,这桩公案也许不可能分出胜负。但鲍德里亚确实列举过他人一般会如何反驳他。那些鼓吹现实和真实的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连生存都有困难,而鲍德里亚却想否认现实的存在,这简直太荒唐了;还说他没有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对富人进行抨击;许多人甚至没有获得平等的人权,而他却在侮辱女权主义和人权。

    鲍德里亚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的怨恨和不满听起来条理清晰、头头是道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怨恨和不满往往是从家里开始的。”这是他晚期的典型文风,与读者或听众玩起了游戏。

    对于摄影与艺术的关系,鲍德里亚警告“危险的是,摄影被艺术而侵蚀,它已经成为艺本。摄影虽然有着人类学的幻觉,但如果从美这一头进人,它的人类学特点就失去了。”

    鲍氏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启示: 鲍德里亚所批判的后现代社会,不仅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电视基本普及、网络社会初现端倪的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尽管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都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技术决定论者”,但鲍德里亚显然不像麦克卢汉那样乐观。他认为自己 “既不是媒体技术乐观论,也不是悲观论派,而是持一种调侃的、对抗的态度”。在鲍德里亚的眼里,信息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他对大众的劝告是沉默。“对于媒介的拟象,受众不做任何回应,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符号和代码”。[9] 尽管这看起来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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