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史写作中有没有“唬人派”?如果没有，泰瑞·贝内特先生(下面简称“贝先生”)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可算开山之作了。

　　贝先生是一个买进卖出老照片的英国生意人，前些年入手一些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在中国拍的照片。为了出货，他给这些老照片的作者配了个简历(此乃行规，相当于卖商品带的商品简介)，这些东西用于做简易图录是够的，但贝先生有史癖，给弄了个唬人的名字：《中国摄影史 1842—1860》，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更何况，书中谈及的50余人，除了邹伯奇等几位中国摄影师之外，清一色的西方人：用西方摄影师及其照片来构建中国摄影史，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在哪儿?

《中国摄影史 1842—1860》封面

　　按说应为贝先生这种国际主义范儿高兴：按此逻辑，卡帕、卡蒂埃-布列松、马克·吕布就都是咱中国摄影史的一部分啦，问题是卡帕们同意吗?中国摄影史呈现的不是中国人作为主体的摄影思考与摄影作为，不是中国人通过摄影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生命欲望、美学趣味，那还是中国摄影史吗?

　　如果贝先生是一位态度严谨的摄影史作者，他应该把这本书叫做《中国被摄史》。

　　逻辑混乱如此明显，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比如贝先生将一位在伦敦随意拍过照片的中国游客，在英国摄影史中列上一章，他的英国同胞会如何反应?

　　笔者不好推测，但英国文化对血统论的洁癖举世闻名，爱德华·萨义德曾以文学为例谈及。吉普林(1865-1936)和康拉德(1857-1924)均是20世纪影响巨大的英国作家，前者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人(1907年)，死后葬入西敏寺，得享英国文人的最高荣誉。康拉德21岁才开始学英语，后来成为“天才的英语文学大师”——但这两位都不被归入英国文学的正统，也就是从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这条线，只是讲课时提提而已——原因何在?因为他们都不是英国本土出生，前者生于印度，后者生于波兰，血统不纯，“非我族类”。所以，将中国游客单列章节的“英国摄影史”，估计能把英国人的眼珠子给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