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新华社资深记者刘卫兵撰写的《回望20年--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 

2009年，初春的一天，忙中有闲，我打开摄影柜时不经意间瞥见那台佳能EOS1N胶片相机，孤零零地躲在柜子最里面的角落。我每天都要打开柜子拿数码相机去采访，可很少看一眼那台过时的传统胶片相机。

胶片相机已经发旧，边缘已有不少磨损的痕迹，汗水凝结成的白色汗渍在相机眼罩上依然清晰可见。捧起这台老相机，心里禁不住有种异样的感觉，看着它，就像和自己当年熟悉的老友重逢一般。

举了十多年胶片相机，如今和它们说再见，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父亲60年代末购买的海鸥203折叠式相机，上海产，当时共生产31万台。这台相机曾给我留下了许多童年少年时期的影像。

当年父亲用那台60年代末买来的相机，给家里人留下了不少老照片。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发旧的黑白照片显得越来越珍贵。俗话说：“ 三十而立 ”。可以说，传统相机记录了自己“立”起来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1985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新闻摄影专业，大概到了大学三年级前后，我们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 摄影实践课 ”。班里32个同学每人领到了一台崭新的海鸥DF相机，大家当时真有当兵多年第一次领到枪一样的兴奋。同学们把相机挎在身上、抱在怀里，爱不释手。领到相机的同时，我们每人还领到了一个黑白胶卷，大家开始了第一次摄影实战。

记得当时我在教学二楼门前，盯上了一个坐在童车里大约一两岁的孩子。围着那瞪着大眼睛的孩子拍了好长时间后，跑到暗房，折腾了很久，终于洗出了自己第一张摄影实习作品《摇篮里的孩子》。一晃20多年过去，那孩子现在也该长成大人了。

刚开始练习拍照时，同学们都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使用相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晚上回家练习端稳相机。就像战士练习射击一样，我找来两块砖放进袋子里，挂在举起相机的手臂上，训练长时间端稳相机进行拍摄。

那时国内机械制造水平不高，国产相机质量还较差。拍摄一周下来，我们的32台相机竟然坏了好几台，都是机械快门出的问题。胶卷当时还属于贵重商品，学校一年就发几个胶卷，自己又不舍得买，只能节约使用。有时我们还通过有路子的同学从新影厂买盘装胶片回来自己制作散装胶卷。彩色胶卷更是稀罕商品，到了毕业前一两年，我们才领到为数很少的几卷彩色胶卷，根本舍不得使用。

大学最后两年，我利用假期跑了全国近十个省的城市和农村，用这些黑白胶卷，拍摄了不少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照片。回到学校，和同学跑到暗房配药、冲洗照片，一干就是好几天。后来我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两次题为《大别山，你听》和《镜头在这里延伸》的小型个人摄影展。在大学里学习摄影的经历，虽说有些不易，但留给自己更多的是好奇、冲动和快乐。

1989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开始天天和底片、照片、相机打交道。工作之初，我手里没有相机，特别羡慕身边的记者每天背着相机外出采访、回来发稿的样子。那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和实习老师刘宇借了一台带马达的尼康相机去天安门广场拍照。这是我最早一次拿着专业相机去采访。当我对准焦点按动快门，听着相机马达“ 喀嚓、喀嚓 ”连续拍摄的声音，感觉特痛快。

1989年年底我被分配到甘肃分社锻炼实习。那时我借用了一台尼康FM相机，加上两只腾龙镜头。这些器材跟着我跑了大西北不少贫困的地方，被称为“ 苦甲天下 ”的“ 三西地区 ”--定西、河西、西海固，以及天水、陇南等地，拍摄了很多反映当地百姓生活的照片。

那时的相机都是机械的，需要手动对焦、调整光圈、快门。拍摄时，一般先要根据现场光线情况，确定好光圈和快门，一手握相机，一手需要不停地对焦。当时相机的对焦有两种，一种是磨砂玻璃式的，对焦到取景框中景物清晰为准。我用的相机是裂像式对焦，取景框中有两个半圆组成的圆圈。对焦准确时，两个半圆中的景物重叠在一起，影像变得清晰。那时候，摄影记者拍摄时，大家都紧盯着取景框，手上不停地快速转动对焦环。

工作以后，我使用了大约六七年尼康FM、FM2、FM3等机械相机。不少记者都觉得，尼康这几款相机，坚固耐用，对焦快，成像好，拍出的照片影调层次细腻、丰富。有人还收藏这类相机作为纪念。

9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使用佳能EOS1、EOS1N等传统电子相机。尽管还是用胶片拍摄，但相机的电子系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采用自动聚焦方式，自动测光和聚焦。从那时起，我们的拍摄变得简单多了。国内多数媒体的摄影记者使用胶片相机一直到2000年前后。

1995年，我跟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和希腊。那时出访，我们不仅要带摄影器材，还要带上所有的胶片冲洗工具和传真机设备。每天采访一结束，就一头扎进宾馆的卫生间，关上灯，用显影罐冲洗胶卷，严格按照程序配药、测量药液温度、显影、定影、烘干，最后选出发稿的底片，放入底片传真机，拨通国际长途电话向北京发稿。因为当时通讯传输技术条件落后，发一张照片至少要忙碌一两个小时。现在想来，那时出国，除了见到了那些国家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其他时间基本是在宾馆卫生间度过的。

传统摄影时代，拍摄照片不容易，制作和传输照片更是困难。

改革开放前，新华社发往各地的照片稿件，主要靠邮局和工作人员直接送过去。听老同志说，当时遇到重大事件，比如要发毛主席的照片，都要专人坐专车送到机场，然后再送到各个省市的报社。直到90年代初，我在新华社摄影部新闻中心做图片编辑，当时大部分照片稿件都要洗好照片，通过邮局寄送或等着报社的人来取，只有少数重要的国内、国际新闻照片采用底片传真的方式。

采用底片传送照片的时代，电话传真线就成了记者的生命线。为了这条线，不知有多少记者、编辑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发动“ 沙漠风暴行动 ”攻打伊拉克时，我正在后方做图片编辑。由于通讯条件很差，长途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经常断线。我们晚上为接收一张国外传来的照片有时要等好几个小时。总算等来了底片，我们编辑要一路小跑地去车间翻版、冲底片、洗照片。那几年，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报社派专人到新华社等着取照片。经常到大半夜，看到人家高兴地拿走照片，我们才敢松口气。

应该说，十几年时间里，传统相机和胶片一直是我们摄影记者终日厮守的“ 伴侣 ”，难怪有摄影人把相机和胶片称为“ 情人 ”。

新世纪之初，我们曾兼顾使用过胶片和数码相机。那时，数码技术还没过关，专业数码只有几十万像素。到了2002年年底，我从香港分社驻站回到总社，继续使用一段胶片相机后开始使用数码相机，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式告别了传统相机和胶片。

与胶片相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传统相机总有一种留恋之情。2008年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我到张自忠路原铁狮子胡同（民国以后北洋政府海军部所在地，后成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院里去看望大学时的班主任、人大新闻系教授徐国兴先生。师生畅谈至深夜。徐老师问我：“ 还用胶片相机吗？”我说早就换成数码相机了。老人家苦笑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 在讲台上讲了一辈子胶片摄影，如今对数码就不大懂啦！”望着年近八旬的老师，自己心里也多了几分惆怅。临走时，我特意围着院子里的古建筑转了一圈，想想过去那段留在胶片上的历史，看看时下社会的变迁，不觉感到几分沧桑。天很冷，周围静悄悄的。偶尔望望天空，月亮很远但很圆，古老的建筑在月光映照下显出几分冷清。

时间过得快，社会变化更快。登上舞台仅仅二三十年后，数码技术如今已成为摄影的“主角”。来自国外的统计显示，2002年全球用胶卷底片冲印的照片数量超过1000亿张，有专家据此预测，未来几十年内胶片相机和数字相机将“ 平分秋色 ”。谁料这个预测错了，今天的摄影市场已基本被数码相机占领。2006年初日本尼康公司宣布停止9条胶片相机生产线中的7条之后，佳能公司也于当年宣布基本放弃胶片相机的开发生产，把主要精力用在数字相机的研发上。来自北京五棵松摄影器材城等多家器材城的数据显示，胶片相机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眼下，购买胶片相机的客户，一是为了特殊拍摄的需要，二是怀有留恋胶片的情结，为了收藏和纪念。

“无可奈何花落去。”许多人都没想到，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胶片和相机走得竟然如此匆匆，以至于人们还来不及望一眼它离去的背影，就开始迎接数码时代的到来。（刘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