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治自己和患友，从国外买便宜“救命药”的白血病患者陆勇，被关押了。一岁男童脑损伤，父母不忍而祈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被拒绝了。作为个体，寻医问药、自我拯救，和逃脱痛苦、维护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作为群体，保护产权、惩治违法，和保障生命、严防滥用，是法之为法的职责。而正是这种“对”与“对”之间的矛盾，让我们难过、无奈又深思。
一、生存诘问规则
无论求生还是求死，陆勇和男童父母都是在对生存的方式进行自我选择。一个在渺茫中闯出活的希望，一个在绝望中渴求宁静的逝去。和他们一样在苦难中勇敢抉择的人还有很多：陆勇的病友们、宁夏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２９岁女青年李燕......其实何止他们，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生命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追求，无非是：活出人样，死有尊严。
然而，他们的诉求却遭遇了规则的限制。陆勇和病友们要活，需要购买昂贵的进口药“格列卫”，钱不够了，只好跨境购买仿制药。陆勇的“代购”不为牟利，只为活着，但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违法原因之一，是“销售假药罪”。可当我们诘问：规则之内的正规途径，能否满足病患的治疗需求？国家是否提供顺畅的通道供患者及时购药？医疗制度是否给予足够的保障，让多数病患有能力消费救命药品？所谓的“规则”如果被问得哑口无言，它恐怕需要多一点的反思。
但如果规则反问：陆勇的行为明明是非法售药，违反“信用卡管理”，如不惩处，今后又如何挺直腰板打击类似走私犯罪？或许人们也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如此，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或许不是生存与规则的矛盾，而是为何规则的制定往往与生存的诉求背道而驰，生命的保障又为何需要超越法律才能寻求保障。
二、个体遭遇群体
尽管陆勇与男童父母的行为，并非单纯为己——男童父母为孩子少遭罪，陆勇代购假药也是在帮助患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他们代表的都是某种个体。作为个体，代购假药、祈求“安乐死”，是少数人改变生存状态的自然诉求。然而当他们的选择被纳入整个社会群体的关照中，则衍生出完全不同的内涵，比如示范、模仿与契约。
以“安乐死”为例，其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普遍建立伦理合法性，而在我国更与社会救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密切相关，如果被广泛运用，则势必带来法律上的负面影响。比如许多尚可救治的病人，很可能因经济条件“被安乐死”，而这也很可能为故意杀人埋下隐患。“代购假药”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默许了陆勇的求生购药，则很有可能会滋生一批不法商贩怀牟利动机走私假药。可是，尽管对于群体是一种保护，但为此让个体在病痛中受尽折磨、丧失尊严，是否又太过残酷？
这便涉及一个“正义”的问题。何为正义？一种流行的功利哲学认为，于大部分人最有利的结果，就是正义。然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往往成为以权谋私、制造冷漠的借口。作为掌握公权力的一方，群体利益的满足是否应建立在对个体权益最大化保护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个体对群体规范无条件服从的前提，应是公权力方已尽到最大的努力来保障个体人权，那么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保障则似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法律与人道主义的平衡
听闻杨勇帮病友购药挽救生命，却落得入狱，人们愤懑痛惜；看到一岁男童受尽折磨，人们于心不忍，心碎不已。此时，一个问题跃然纸上：情与法、人道与规则，生存权与生命尊严，究竟如何平衡？
在我看来，情与法固然是一对经典矛盾，却并非无法调和。很多时候，合乎人情的行为之所以与法律制度相违，是由于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公民的真实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其不清晰、不完善、不全面之处，令许多法律的规定有制约而缺保障，重逻辑而轻人道，多限制而少服务。
比如，如果对于“假药”的定义，更侧重药品本身的疗效，而非过分注重政府部门的批准，或许陆勇不必“做好事”反入狱。如果国家更早将进口抗癌药纳入医保范畴，或通过谈判降低进口药价，许多病患将无需走上违法的道路谋求生机。如果国家的医保扩大覆盖、提高保障程度，因为经济问题而施行不必要“安乐死”现象将大幅减少，那么对真正救治无望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讨论，或可提上议程，减轻绝症患者的痛苦，维护生命的尊严。
在正义面前，法律与人道难免存在冲突，但通过政策的完善，政府服务的加强，媒体舆论的推动，它们之间的错位是可以缩小的。法律需要一点人道主义，而能为它注入这种精神的，将是政府积极承担的责任，持续提供的保障，与不断强化的服务。
文/赵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