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由奥组委志愿者部组织的两会代表为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建言献策的座谈会。在活动现场，我和吕继宏大哥、朱军大哥都正式填写了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表，并亲手交给了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做个普通的赛会志愿者或城市志愿者，为奥运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是我的心愿。
自从两会开幕以来，代表委员在他们的博客中写下最真实的感受。谭晶的“快乐”，张晓梅的“愤怒”，陈静怡的“无奈”……无疑构成了本届两会最炫丽也最朴实的风景。
我的“女性经期休假”提案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讨论和报道，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意外的是，《羊城晚报》记者称这个提案是“搞笑”提案，没听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把生理期的女性当成特殊动物来保护的。按照这推论，如果对生理期的妇女进行特殊保护是在保护特殊动物？
每一个委员对自己的提案是负责的。委员提案只有认识和观点上的不同，没有“搞笑”的动因和乐趣。地方主流媒体为何在没有深入调查之前，会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稿件？
在“两高”的报告中，法院的报告提到了“完善申诉复查和再审工作机制”，检察院的报告提到了对于涉检信访案件的重视。作为人大代表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材料，主要是反映司法不公的案件，特别是两会前夕这样的材料特别多，面对一大堆的材料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而且我们大多数代表不是司法的专业人士。当我们在阅读材料的时候，往往对当事人充满了同情，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辨别这些材料的真伪，而涉及法律又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
对这些材料置之不理似乎有悖人大代表的职责，而不加调查研究就递上去又似乎太草率。很多老百姓我想是考虑再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把这些材料寄给我们，可是，我们却也很无奈。
全国政协委员孙萍毫不留情地当众炮轰教育部部长周济：“教育部背离了我的初衷，搞得我现在压力很大，我都成了众矢之的了……”一位资格较老的委员大声地咳嗽了一声，但这显然没有阻止孙萍继续往下说：“堂堂一个教育部的部长，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回复我们，太不负责任了！”
对于老委员们，这大概是他们的“经验”之谈了。但是“今夕是何年”？就在“两会”刚刚召开之际，有代表委员在提交议案和发言时常常把“汇报”挂在嘴边，温总理马上就打断了他：“不汇报，你就提意见吧。”
春节期间，温总理辗转雪灾重灾区，饱含着深情对滞留的民工们说，“我对你们滞留在这里深表歉意！”日前，铁道部副部长竟表示，雪灾中铁道部的表现至少可打90分。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副部长的“自信”和“胆气”，铁道部真的做得那么完美吗？有几句话，我不吐不快。
两会上，有三位来自最基层的农民工代表最受全国瞩目，其中一位是上海团代表、车间主任朱雪芹，另一位是广东团代表、车间副主任胡小燕，还有一位是重庆团代表、农工班班长康厚明。
温总理听完胡小燕的发言时曾说：“你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从总理这句话再到政府工作报告六次提到农民工的问题，清晰地看出这是党和国家新一轮推进民生福址高潮，绘制2亿多的农民工美好生活前景蓝图，同时也是奏响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新的乐章。
公安、司法应该是密切联系的，而老百姓的安全和司法的公正都涉及到队伍的问题。两高的报告坦陈要加强队伍建设，而且举了一些具体的数字，说明因为人员问题在内部出的问题不少，实际上就是司法腐败的问题亟待解决。在讨论过程中，沈鹏委员递给我一封申诉信，申诉的就是司法部门处理不公。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应该是非常专业的，不仅有很高的专业水平，而且有好的道德操守。法官和检察官应该是令人敬畏的职业，因此也要有令人敬畏的水准。这种水准靠短期的培训也难以达到，要靠职业化的训练和实际操作。
今年两会上，一些官员屡有惊人之语成为会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认为，老百姓所反应的“上学难、上学贵”是不对的，中国“不存在”上学难和贵的问题，只是“上好学难和贵一点”。上学难不难，贵不贵，到底谁说了算？
这方面我非常欣赏政协委员、卫生部长陈竺，当他婉拒“政协小组副组长”的时候说：自己两会期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人大当“被告”(接受代表监督)。这才是作为官员代表委员应有的谦卑姿态。
一些有官员身份的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却被搞得很不“方便”——动不动就被堵到了厕所，接受记者先生们长枪短炮的轮番“轰炸”。
媒体对于官员的“厕所围堵”，实质上反映的是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饥渴”。有人批评一些记者，“只会围绕官员打转转，缺乏对普通代表委员的关怀”。但在信息匮乏的背景之下，如何不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些年，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难得的制度进步，但只有不断提高新闻发布的“含金量”，让除了国家机密之外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很容易地被分享，才能真正实现设立这些岗位的制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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