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去年7月25日，茅于轼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后，曾引起大多数网民的抨击甚至谩骂。近日，这位老经济学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要使穷人变富，你得保护富人。在演讲中，茅于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来源：南方都市报）
你怎么看？进来谈谈>>>
茅于轼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论坛热贴：
茅于轼：赞成高校学费上涨 因穷学生只占一至两成
高校“穷学生只占一二成”？
维维恩：高校穷学生只占一两成？首先得问这个数字是从哪来的。我们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有胡诌数字的嗜好，这早已不稀奇。那些经济学家因为常常参加“学术活动”，所以总是没有时间仔细调查研究，总是不得不在没有掌握足够材料的情况下信口开河。即便有人批他们，他们也无所谓，他们会说，你说我的数字不对，你弄个对的来给我看看……
在一个穷人占总人口一定数量的国度里高校“穷学生只占一两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瞎说，二是这个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非常之高，对他们的保障做的非常之好。从实际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我们对教育的投入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到现在为止还并不高。很显然，不会有人认为第二种可能成立。所以，说我们现在高校穷学生只占一两成纯属瞎说。全文>>>>
fine132：请茅于轼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一至两成只是针对目前收费标准而言，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收费标准变化了这个比例也会变，到底会变成多少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需要结合中国国情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的。
高学费只能是把更多的人挡在门外
团队之星：茅于轼说的挺有道理，但是学费涨了，能保证那些多收的钱就能给穷学生做奖学金吗？那将面临一系列难题，实施起来困难将会很大。如果不能如愿落实，学费反而一涨再涨，岂不是把贫困家庭的学生挡在了高校门外？
天下和谐：中国八亿多农民人均年收人只有几千元，还有一部分家庭年平均收入不足一万元，而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费用就要近万元。请问茅于轼先生，这些农民家庭的孩子是穷学生还是富学生？那些农民子弟有多少读得起大学？
百丈冰： 高校的学费就好比家里的门槛，学费高了，门槛自然也就高了，能进到家里的人自然也就少了。请问，茅于轼教授就是这样实现他所谓的“为穷人办事”口号的？
森林之狼：大学涨价，只能让更多的穷人上不起学。即使大学学费再涨，对富人来说也无所谓，因为这些费用和他们的收入相比占很低的比例，可对穷人来说，将使生活质量更加下滑，也将使更多的穷人子女没钱进大学，进不了大学还能得到奖学金吗？
卫国强：对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例很大，少数贫困人群又有社保“罩”着，学费涨都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是收入水平成金字塔型，学费涨必然要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鼓吹涨学费的人不能只看到问题的表面。
高教不是富人的“奢侈品”
滑力加：现在的高学费已经将部分穷人阻止在大学之外了。所以，如果不能让中低收入者大幅度提高收入，学费就不应当提高。提高百姓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这才是国家改革的根本目标。而试图再提高学费，则是与这一政策格格不入的。
埃顿：茅教授将大学教育与贫富挂钩的说法，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按茅教授的说法，那大学不成了出售知识的商店了吗？大学生是通过考试而获得学位的，如果考取后还要通过金钱“考试”，那才是真的不公平。不管贫富，都应在教育上得到公平对待，教育不应该是商品。
上山求仙：以茅先生的收入，当然不怕涨学费了。但是对中国大多数的家庭，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学费已经远远超出了承受能力。高等教育不是只有富人才玩的游戏，不应成为奢侈品，盲目涨学费，显然是不合理的。
大学学费岂能用来“劫富济贫”？ (来源：东方早报)
张先生的意思，就是让富人的孩子多掏钱，供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但是在眼下，不仅官员、企业家，连普通百姓的收入状况都不在有关部门掌握之列，以至于年收入12万元以上人士的个税征收工作尚且困难重重。请问张先生，如何确定哪些学生该交全额学费？
再说了，
富人子弟就该交纳相当于培养成本的学费吗？富人已经给国家交了更多的税费，他们的子女理应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凭什么剥夺富人子女应享的权利呢？此“学费劫富济贫论”的公平性、正当性何在？全文>>>
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 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
(来源：《小康》杂志）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把看不到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全文>>>
进入论坛社区页面
看更多今日焦点>>>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网友贴图，新华网不负责其真实性
本文中观点来源于新华论坛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