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义兴

    有消息，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布，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在中国的天津分公司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的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由于该公司行为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因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上海《青年报》国内社会版5月23日）。读了报道，笔者觉得国内有关监督机关对此消息不妨拿来为我所用。

    其实对社会公众来说，国内医疗，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价格之高，早已为公众所难以忍受，有的事实上成了社会公众“因病致贫”的源头。对此，就拿目前市场的药品价格来说，出厂价与市场价之间十倍乃至几十倍的价差现象，也多是由于药品流通领域的回扣所致，这同样也早成了社会的公开秘密。然而对此现象，虽然多年来，有关管理部门也曾多次降低药品价格，发布禁止医疗人员收受回扣与红包的禁令，可对众多的社会公众来说，这些措施于药品居高不下的体系影响似乎仍像隔靴搔痒，总也没有人们所预料的效果出现。这其中的原因到底何在？应该说，这监管制度的有效性问题的确也值得人们深思。

    而现在，上述美国司法部对DPC公司处罚的消息，实际上也可说是一个现成的案源，对国内的监管机关来说，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将此消息拿来为我所用，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人员从中收受了该公司的贿赂，进而还可以此案为起点，查查类似医疗腐败案件在同一领域还有多少，并予以严厉处罚。想倘真能如此，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医疗行业中的腐败现象，同时应该也能通过对医疗腐败的打击起到纠正社会不公的效果。所以在此条件下，于有关监管机关来说，对此消息拿来为我所用，肯定是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笔者认为，在腐败已成世界现象的前提下，反腐败的思路与方法也应该有个开放的思维方式。而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与各国政府与司法机关在反腐败问题展开合作，肯定也有不少领域可以开拓。因而有一个开放的反腐败思路，用一点“拿来主义”的方法反腐败，不仅对医疗领域，同时对其它行业，进而对实现社会公正，在效果上肯定将是一件好事。所以笔者作为一个公民，很想在此建议有关机关：反腐败也不妨搞点“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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