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成都冯伟良

    近读《成都商报》，有则报道引人注目，说的是广西象州县某林场退休职工“梁永萍”（化名）为让自己两个子女顺利完成学业，利用自己担任林场出纳员之机，7年里先后偷了3460次共3万元公款，因林场领导一向认为他“憨厚”、“老实可靠”，直到他退休都没发现公款被偷。而在退休3年之后，他却因为“睡不安稳”而带上自己每次偷钱后写的“厚厚的一本偷钱记录”投案自首。

    梁永萍是退休工人，一介平民，没资格被称为“贪官”，较之近年被曝光的形形色色的贪官，他的所作所为特别惹眼，尤其是他的自首，说到底竟然就只是为了能“睡上安稳觉”！笔者想弄清楚的是：梁永萍究竟为啥会“睡不安稳”？

    按常理，梁永萍的偷公款行为，可以说只有天知、地知、己知，只要他不说，就无人知晓，他“睡不安稳”纯粹是“自己良心上过不去”。而若干暂未暴露的贪官虽也可能“睡不安稳”，但绝大多数是因为怕知情人检举揭发，担心“东窗事发”，如果没有知情人存在，他们会睡得非常安稳。另一个区别是：当梁永萍睡不安稳后，他选择了自首，而贪官大多是选择销毁证据、外逃等手段作垂死挣扎。就是说在梁永萍心里，能睡上安稳觉是做人最重要的问题，以至他不惜以坐牢为代价；而对大多贪官来说，只要不暴露或者暴露后成功外逃了，基本上不存在是否要睡得安稳这个问题，或者说睡不睡得安稳都无所谓，没什么比坐牢更让他们恐惧。

    那么，梁永萍是不是有很高的思想政治觉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他有这个觉悟，他就不会去偷，而且偷了3460次。他也不是党员干部。而贪官都应该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己应有的最基本的政治觉悟。所以，梁永萍虽然有做人必须清白这个强烈的意识，但政治觉悟他是没有的，也是认识不到的。他是自私自利的，他偷公款只是为自己的子女上学，他自首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睡上安稳觉。

    梁永萍自首前是不是进行了苏格拉底式的自觉的“道德论证”？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且不说梁永萍不知道苏格拉底为何人，也不知道道德论证为何物，就算他碰巧听说了，他也不可能搞得懂这些深奥的哲学理论，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做人最怕的是睡不安稳，做了坏事却未被惩罚就会睡不安稳。偷公款是做坏事，偷了未被罚就睡不安稳，所以自首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如果我们精选几份“巨贪”的见解深刻、富含哲理的“自白书”或者“忏悔录”给他朗读，我敢说，他一定想不明白：这么有学问有收入有地位的官员，用得着去贪吗？！而贪了那么多，竟然还没有被吓死？！他的“听后感”很可能是三个字：“造孽啊！”     

    如果我们把梁永萍当作一面镜子，那么，他能反照出什么？

    首先，透过这面镜子，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教育的功能不只在于让受教育者真学习、真知道，更重要的是要他们真信仰。在理论层面上，贪官当然都知道贪是不对的，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在于他们缺乏对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信仰。党内的教育有个核心内容，就是自我批评和自查自纠，每到这时候，有几个“问题干部”会讲真话？而这个环节大多就流于形式，教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其实先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在眼前，只要我们能把梁永萍式的简单逻辑复制到所有问题干部的思想里去，他们一定会恐惧自己犯下的罪行，一定会因此而睡不安稳，也一定会选择投案自首。

    去年有个反腐课题组的专家们用5年时间、花了几十万元提出了一个方案：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如数退赃的问题官员，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由于这个方案明显违法而颇受争议，笔者以为：即便实施这个“最特惠”方案，不到万不得已，退赃者一定寥寥无几！

    其次，透过这面镜子，我们还应看到监督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梁永萍7年偷公款3460次，平均每天一次以上，虽然每次最多只有10元，但我们早已有比较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只是林场的领导认为他“憨厚”、“老实可靠”就对他深信不疑，领导的个人主观印象超越了制度本身，财务制度便形同虚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不缺写在纸上的制度本身，缺的是能让制度能被真正执行的一套机制。如果对梁永萍，只是“没想到”要去监督，那么对问题干部，在运转失灵的机制之下，往往不是“没想到”要监督，而是不能监督，不敢监督，在某些时候甚至只能依靠“自查自纠”！

    通过照梁永萍这面镜子，我们应认识到，预防和惩治问题干部，既要抓道德教育，更要抓机制建设。抓教育，必须要解决信仰问题，要以此为落脚点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要有一大批“灵魂医生”来拯救正处于信仰真空地带的那些党员干部。抓机制建设，就是要让写在纸上的制度站立起来，按法定规则运转起来，特别是在教育的功能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机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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