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亮相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决定（草案）》规定，“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妊娠妇女，不得人工终止妊娠”，引起了广泛关注（扬子晚报3月30日）。

江苏的规定，让我们联想起不久前哈尔滨市也规定，“怀孕14周以上做人工流产必须经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的书面批准，未获批准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做人工流产手术”。地方人大之所以要做出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但是这样的规定，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在这些规定里，都有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人流的规定。在执行这些规定时，想要人流的女性就不得不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其隐私权被侵犯。其次，准许人流的“特殊情况”难以界定，使得此项规定实施起来的伸缩性强，如，有的女性在怀孕期间误服药物，为了胎儿的健康考虑想将孩子流掉；有的在怀孕时面临下岗或出国深造，而类似这样的情况算不算“特殊情况”、如何认证“特殊情况”的真实性？由于类似情况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并且每个人的动机也没办法一一判定，操作起来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如果一项规定没有可操作性，也就没有了实践性，最后有流于一纸空文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以立法的手段，强行禁止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妊娠妇女不得人流，就是把所有的人工流产，都纳入计划生育管理范畴。实际上把所有的人工流产，都认作是性别选择之举，而且都是流掉女婴，这是不科学的武断。如果夫妻本不想生，只是避孕失败，或者夫妻不要男孩，只想生女，或者未婚少女意外怀孕，禁止人流就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私人的生活。

    平衡男女性别比例当然应该，当越来越多的女婴被堕胎，男女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并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某些医院无视法规，罔顾医德，向孕妇透露胎儿性别。因此，计生部门要抓，就要把主攻目的对准医院，从源头堵住性别鉴定。而立法机关也应该从根上治理，通过修改立法现行刑法对打击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而不是直接去侵犯公众私人的生活。把矛头对准孕妇，就是只管下游，不管上游，是本末倒置。

    古雅典一位政治家曾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最高标准。为此，我们应该清晰地划分“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边界，这或许也是我们所从事的改革的主要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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