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君文


    前些日子，我从央视国际看到一则新闻：春运期间，正是各客运站场紧张繁忙的时候，而在广东省汕头市一座规模颇大的新汽车客运站却闲置着，没有加入到春运的行列。这就是投资8500万元的汕头汽车客运中心站。这座客运站于2003年10月18日开业，165天后便因旅客少得可怜，经营入不敷出而于次年4月1日宣告停业。
    看到这条消息，我又想到了时下的问责制。据说从2004后开始，问责制开始时兴起来。但回过头来看看，大凡被追究责任的，不是死了好几十人，就是发生了大案。而象这种造成近亿元的决策失误，好象是在可问可不问之间。当然，政策规定是要问责的，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误都要追究责任，但这方面的问责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我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被问责的，都是和重大事故有干系的，问责的范围仅局限于事故官员。
    其实，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误的损失要比事故更大，对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比如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建的大机场，每天都在亏损，而其损失可能是几个亿甚至更多，它直接的后果可能使一个地方失去发展的机遇。但王怀忠被追究责任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而是因为贪污腐败。现在一些地方搞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投资动辄几十个亿，失败了好象也没有对决策的官员造成多大的损失。只要你在这当中没有把钱拿入自己的腰包，没有出现经济问题。一切就容易摆平的多。比如，说你求发展心切，说你急于求成，说你没有科学论证。但这些都不会对官员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其实，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误的损失是隐形损失，是长期的，有时候对一个地方是致命的打击。比如汕头汽车客运中心站占地68.6亩，仅首期建筑面积22000多平方米，投资约8500万元。中心站营业的165天中，平均每天发车86班次，旅客36人，营业收入4850元，管理费收入仅388元，所赚的钱还不足以交每天客运大楼营业所消耗的电费。从开业至2003年底该站已亏损103万多元（不含利息及折旧）。在这种情况下，中心站不得不宣布停业。而在其他大的项目上，损失就更加惊人了。据说全国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几万个亿，远远超过了事故的损失。在用人方面，用了不好的，就会做不好的事情，就会搞一些政绩工程，搞贪污腐败。而且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这里面的损失就时候不能用数字能计算的。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盯着事故搞问责。因为发生事故后，媒体盯着，家属哭着，社会喊着，所以问责好像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当然，现在对官员的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误进行问责，客观上还有许多因素制约。我记得李金华审计长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访谈时说，追究领导的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到底追究到哪一级，如何追究，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制度。操作起来困难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对有关制度进行细化和量化，明确处理时适用的政策和法制。因为责任追究最终要依靠制度来保障。我们不能光喊着要追究领导的责任，但在操作中却没有依据，无从下手。这样，一些制度就会流于形式，就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形象和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快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在加大处罚力度上下功夫。在问责的时候，要加大对决策失误和用人失误的追究力度，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用人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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