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资料显示，据报道，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约有四千名腐败分子逃往国外，带走了约五百多亿美元的资金。仅仅在1997年、1998年，我国贪官外逃时就带走了256亿美元，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至美国，那里有她多年前置下的五处高级房产。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携巨款和情妇逃往新西兰定居。我国媒体近年来时常爆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富豪生活，他们中有许多是国内贪官转移过去的“孤儿寡母”，住着一次性付款的豪宅，开着好车，生活优越得连当地人都望尘莫及。

    截至到去年年底，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蒙古、俄罗斯等19个国家，而一些被案犯视为避难所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给我们缉拿外逃贪官带来许多困难。即使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通缉令”，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对于外逃的贪官，也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要看具体谈判的情况。这些贪官不但逍遥法外，而且在国外过着大富翁的奢侈生活，令国人愤懑不平。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来惩治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吗？

    逃到海外去贪官，核心问题还是财产问题。假如没有了搜刮来的巨额财产，他们在国外就难以生存。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做点文章呢？

    事实上，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利契机。《公约》确立了被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予以返还的原则，承认腐败犯罪存在被害人，并赋予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而且，在腐败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提起公诉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根据《公约》享有可以不经过刑事定罪而获得此类财产的权利。

    但是，我国刑法规定，对腐败犯罪只能提起刑事诉讼，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害也只能通过诸如罚金、没收等刑事制裁方式予以追回。这意味着，假如抓不回腐败犯罪嫌疑人，就不能对其提起刑事诉讼，也就意味着被腐败犯罪嫌疑人带到国外的国有资产难以追回。因此，由于具体司法制度不衔接，《公约》“不经过刑事定罪而追回腐败资产”的机制在我国基本无法落实。

    为了打造锐利的反腐败之剑，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民事追诉制，外逃贪官一旦出现死亡、潜逃，或者是滞留海外，在引渡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独立的民事追偿诉讼。国家是总体的受害者，如果我们的司法主体，如检察院能够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追诉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国内起诉杨秀珠、程三昌之流，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向美国或新西兰发传票，如果他们敢回来就抓他们，如果不来，就缺席审判。一个终审的民事判决要在国外获得承认，比一个终审的刑事判决容易得多。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成功的民事追诉，将他们的财产追缴回国。这不仅可以避免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冲突，而且增加了打击腐败的力度——对那些潜逃国外的贪官，即使由于政治或法律上的原因不能将之引渡回国，不能提起刑事诉讼，仍然可以提出独立的民事赔偿之诉，追回被转移的国有资产。

    假如，我们成功地追回贪官手中的不义之财，他们就只能流浪在国外的街头，靠乞讨苟且偷生，或者被迫回国，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追回外逃贪官，严惩外逃贪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们必须有紧迫感，早一天进行司法改革，就可能早一天惩治他们，就意味着正义早一天得到伸张。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真正地反腐败，就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让所有的腐败分子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正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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