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gp

　　网友木铎的推荐，我终于找来了《南方周末》8月7日的这一期，一口气读完了《传奇与现实：中国三大明星村的调查》，既然是神话他就与现实有悖；但又是现实。因此这三个明星村现实在中国的只能是一种标本，因此不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中国农村的发展大概不会按照这种神话的模式走向辉煌。而《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却引发我更深的思考。

　　自从大邱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刑，直到他最后的去世，大邱庄实际上又经历了又一次重大的变革，如今迈进变公有为民营的体制，同时投资的主体由单元变多元，这种方式远离了乌托邦，实现了集体企业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评价这种模式的优劣可能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农村在寻求一条共同富裕的理想已经是几代人的追求，其道路曲折，历程之艰辛是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贫困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看过一些资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农村推行乡村教育的同时就在寻求农村变革之路，当时称之为乡村改造运动，其中提倡合作社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试验，通过合作互助实现农村的发展。这个现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但不久就陷入乌托邦的人民公社。

　　大邱庄去乌托邦的努力和人民公社有截然的不同，可以肯定大邱庄的这种选择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大邱庄今天的改制更具有意义，这是朝着民主化和科学管理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判断在集体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时期，同样模式的华西村仍然在走自己的路的最终结果。尽管新一代接班人已经开始有新的考虑，但摆脱这种模式的必要性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不管怎么议论，如何评价，或者有多大争议，农村的发展需要强人、能人。但是用强人、能人建立起来的模式是一个依赖政治强人的模式，显然缺少决策、管理、运行的体制化。后禹作敏时代却迫切要求实现这样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讲衰败的大邱庄这次可能又是先行一步，是三大明星村中首先走出乌托邦的，这个说法一定要等到体制的优势完全显现出来才可以最后定论。

　　我在学习“三个代表”时的最深切体会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一个制度的建设，这个制度既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能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尽快地实现全面小康，同时这种制度也不应当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国有体制、集体体制、民营体制、股份体制、合作体制等等都可以选择，但所有的体制必须具有完善的决策、管理、运行的体制化。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最基本的策略并没有发生改变，就是要继续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乡镇企业的调整和改革，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在这个意义上讲大邱庄的改制却体现着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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