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禺山默客

　　不久前，有网友在论坛上说：他患了“孙志刚综合症”，问何故？他说因过分关注孙志刚案，弄得神经紧张，甚至在梦里也为孙志刚案呐喊……笔者对此半信半疑，也没深究。但是，日前读报得知，有些公安干警患了“孙志刚后遗症”倒似有几分“真实”。

　　据报道，……（广州）部分公安干警在孙志刚事件后心存顾虑，对一些治安问题视而不见，不敢管也不想管。少数干警中甚至流传着“主动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这样消极的说法（７月２日《广州日报》评论员文章《该管的还是要大胆管》）。这种弥漫在广州部分公安干警中的“找死不如等死”的心态，有人私下称之为“孙志刚后遗症”。另据报道，广州市的治安状况似有恶化趋势，日前广州方面已动用武警力量协助公安部门进行夜间武装巡逻（７月２日《广州日报》）。

　　而此前，广州个别媒体在有关治安状况的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将广州近期犯罪率升高、治安可能恶化与收容取消扯在一起，似乎在试图证明两者之间某种“微妙”的内在因果。对此，《南方都市报》７月２日发表社评进行剖析和质疑，并指出了此种将治安问题与收容取消挂钩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关注。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今天，笔者想就广州部分干警中流行的“主动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的消极说法，谈点一己之见。

　　依我看来，干警中的这种“找死不如等死”说法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消极心态，与其说是“孙志刚后遗症”，不如说是对特权思想的怀恋，更是对社会和公众的集体“讹诈”。

　　孙志刚案的发生，用广州日报评论员的话来说，“暴露出极少数干警和执法人员执法观念不强，执法为民意识淡薄，一些人甚至执法违法，损害、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对这些不良现象，进行彻底整治，对涉案干警依法予以严办，是依法治国、从严治警的题中之义，没有价钱可讲，也没有冤屈可言。法治社会，只要公安干警在履行职责时，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就根本就不存在“找死”的可能。但是，如果有些人欲在执法过程中，拥有未经授予的特权，滥用权力，捞取利益，肆意妄为，就为法律所不容，那就是“找死”。其实，这种所谓的“等死”心态，突显的是一种既得利益（包括特权、不受监督的权力、非法收入等）被剥夺之后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于是“使性子”、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该管的不管，得过且过，甚至认为“我不犯错，你奈我何”？摆出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模样。之所以如此，与某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权意识相关。人们常说“社会治安是头等大事”、“稳定压倒一切”，于是个别地方，在“头等大事”和“稳定”的名义之下，往往就赋予一些部门额外的权力，甚至不惜违反国家的法规、法律，比如：广东某市不按国务院和省里的规定，肆意扩大收容范围和对象就是佐证。也许正因于此，少数公安干警就养成特权思想，以为自己是“头等大事”和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没他不行，受不得批评，听不进意见，更遑论接受监督！而有的领导也认为，批评公安机关就是抹黑政府，这是不允许的。在此之下，一旦这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受损失或受了“委屈”，就集体不作为，撂挑子，磨洋工，消极对待自己的职责，等治安恶化了或有恶化趋势时，需要他出手时，就讲价钱，提要求，名之曰提高士气，实际上就是藉此实施“讹诈”，以期获得执法上的“自由”和“特权”，或者更多的利益。这不是一种“要胁”，一种对公众的“讹诈”吗？

　　现在，人们要警惕这样一种逻辑：由于自身的不作为或不尽职，致使治安恶化，犯罪率升高，但这些部门不是首先自我反省，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犯罪，却偏把账算在“孙志刚后遗症”或收容制度取消的头上。如果这不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就是别有用心！此外，这种“找死不如等死”的说法，实际上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又是埋怨之词，由此还生出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种种“理论”，危害甚大。

　　不可否认，由于公安干警的“错误”收容导致孙志刚枉死，这事给广州警方带来震动，对广州公安队伍的形象也有一定影响。但要两方面来看问题：一方面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负面影响蛮大；但另一方面，也给有关部门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应该藉此掀起整顿队伍，端正警风，严肃警纪，树立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执法的全新观念，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制度，重塑人民警察的形象。诚然，这是需要痛下决心下大力气的，要有釜底抽薪的彻底行动，方能取得显著成效。如果有关部门对此期期艾艾，不愿正视问题，难痛下决心，养疽为患，甚至怨天尤人，产生抵触情绪，那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更难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也难以取信于民。

　　综上，警察不尽职导致治安恶化，与“孙志刚案”是何关系？——其实，这是不成立的“伪问题”，但背后却隐藏着“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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