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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顺:下决心疏解一批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城市功能

2014年03月28日 11:57:56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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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凸显。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新北京基础设施建设思路:

  加快推动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联合进行海陆空综合立体规划。

  新北京产业发展重构思路:

  积极参与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重构,在京津冀全域内进行产业分工合作布局。加快完善城市副中心、新城和小城镇功能,增强对中心城的反磁力。

  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也相继凸显。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被推到了治理大城市病的第一线。对于有过上海和北京两个特大型城市管理经验的王安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可以按部就班推进的课题。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复杂,表现多样,治理难度可想而知。王安顺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了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发展优势,指出了面临的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并就推进北京发展与管理做出5点指示,为北京治理'城市病'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我们将加快治理‘城市病’的步伐。”

  敢下“城市病”的手术刀

  《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114万,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触动了“控制外地人来北京享受发展成果”这根敏感的神经。你如何应对这对矛盾?在城市人口整体调控方面,北京打算如何筹划?

  王安顺:我们对人口的控制绝对不是说不让外地人来,我们深知外地流动人口为北京做出了重大贡献。“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外地人口进京后,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好各项服务。但是目前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日益显出不足。我们的抉择就是,在目前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控制人口发展是个必要措施,这本身也是对人的关爱。

  北京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大城市病,状况之一就是集中表现为人口过快增长。2000年到2010年,每年全市增长70万人口,2012年、2013年有所回落,但每年人口增长也都在40万以上。

  比如过去10年,城区的核心区西城区疏解8万多户、20多万人口,现在涌入的流动人口又有30多万,人口增长过快,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都跟不上,无形中带来各种矛盾。

  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电主要靠外部供应;蔬菜、粮食大部分由外埠调来。今年有10亿立方米的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引进来,就为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在这么严峻的资源短缺情况下,如果北京的产业从低端到中高端都要做,对人口也不加以控制,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过去我们总说的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其实城市中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表现也很明显,高楼大厦旁边就是棚户区,形成强大的反差。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氛围与部分脏乱的居住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棚户区住户艰苦的生活条件印象深刻:下水道、暖气、卫生间都没有,存在这样的棚户区也是城市病的表现。

  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转换思路,创造条件,有愿意迁出去的居民,我们考虑增加居住面积,尽可能保留北京的文化。当然,盖回迁房一定要考虑到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北京市民的感情在那儿,搬走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北京城的京味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就像郭金龙书记在3月1日的市委全会上讲的:"要让市民找到记忆中的老北京。"

  《财经国家周刊》: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市民最为关注的、涉及每个人切身健康利益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个连成因都尚未完全界定好的命题,北京市将如何展开系统化的治理?

  王安顺: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实从1998年开始,北京相继实施了16个阶段的控制措施,空气质量连续14年改善。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雾霾问题却在近两年有所加剧。

  2013年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今年2月又出现了持续156小时的雾霾天气。人们生活富裕了,但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却不能得到保障,三个最重要的生存要素是阳光、空气、水,空气不行、水不行,阳光随着水和大气污染也变得不那么明亮了。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

  从指标上看,2013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为89.5微克/立方米,超过年均35微克/立方米的"新国标"1.56倍。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176天,不足半数,平均每6天至7天就有一次重污染过程。

  市委市政府对大气污染问题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重要性和紧迫性,2013年下半年我们编制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细化提出84项重点任务,打响了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

  我们与国务院签订了责任书,明确到2017年要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比2012年下降25%以上,平均每年下降5%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近十几年来,配合举办奥运,我们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平均每年只改善3%左右。从国际经验来看,伦敦、巴黎、首尔等大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治理,年均改善也只有2%左右。我认为这个标准很高,北京的任务很艰巨。

  至于治理的办法,是我们一直认真思考的课题。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从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抓手上着力,同时加大植树绿化、生态修复等环境建设工作力度,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强化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力争治理效果早一天显现,不折不扣地完成2017年的既定目标。

  此外,我们认为也要从法治方面加以严格约束。今年1月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已经从3月1日起实施,这为我们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而言之,治理大气是场攻坚战,政府是第一主体,全民都要来参与。

  大气问题、人口问题、交通拥堵都是“大城市病”表现,很多问题往往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治理“大城市病”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已经没路可退,必须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直面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在快速发展中,北京市与河北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河北省一直以来给北京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关于京津两座大都市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更是绵延已久。站在京津冀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你如何看待这个特殊的“双黄蛋”区域发展的未来?

  王安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期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并在今年1月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明确要求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近日,总书记到北京视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路径,为深化区域合作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动力。

  我们必须跳出北京看北京发展、看区域合作,从自身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发,认真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自觉把北京工作放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更加注重功能疏解和辐射,更加注重为兄弟省市提供服务。

  天津、河北与北京在产业结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等方面互补性很强,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空间巨大。北京作为首都,多年来得到了津冀等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从我们北京的角度是非常感激的。

  下一步,我们要落实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抓紧编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加快推动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联合进行海陆空综合立体规划,抓好大兴国际机场、京沈客运专线、京张城际铁路、京唐客运专线、京昆高速北京段、国道110二期等重大项目,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天津、唐山、秦皇岛三大海港,首都国际机场、北京新机场两大空港为支点,辅之以天津机场,以高铁、高速公路为网络构建京津冀对外交通主骨架。

  北京基础设施

  京津冀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市场力量发育不够充分,企业行为多处于自发状态,制约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我们要积极争取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形成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合力。在区域协调发展初期可能需要中央的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发展规划衔接机制、区域发展政策联动机制和区域发展利益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区域发展。

  我们要积极参与京津冀产业发展上的重构,要在京津冀全域内进行产业分工合作布局,北京市除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其他必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外,要切实调整转移一批产业项目,北京市已经形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都市工业等六大工业行业,除此之外都可考虑将部分产业链向津冀地区转移,让北京周边地区城市,通过产业转移,增强其人口吸纳能力。

  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要加强市场化的产业合作,围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发挥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带动辐射作用,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天津市、河北省环京市、县合作,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当下,还有一件大事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与河北省、张家口市一道,全力以赴做好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合作探索的深化,那么在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的过程中,特别是治理交通拥堵的过程中,“多点城区”的概念也得到了直接的实施。你也提到过顺义区的“以业控人”经验,在新城区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好“产城互动”,从而实现北京市域范围内以及京津冀地区的多点协调发展?

  王安顺:上面提到,“大城市病”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心城区聚集优质资源太多,现在还不断地就地扩大,如果一直这样,人口就不可能分流到郊区,下一步我们要下决心严控五环内就地建设的规模,注重郊区县的产业和城市融合。

  顺义区有条件把产业做好,在控制人口的前提下,完善学校、医疗和便利的基础设施,把城市建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影响着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的疏解,决定“多点城区”的成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把产业和人口融合在一起。燕京啤酒、北京汽车等企业吸纳顺义本地就业的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模式是个可行的经验。

  我们一定要遏制“摊大饼式”的发展,下决心疏解一批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城市功能,包括一般性产业功能,部分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坚决不再发展一般制造业,下决心进一步淘汰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和吸附大量人口的业态。

  北京产业发展

  目前城六区共有22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其中东西城就占了16个。在城市核心区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搞小商品批发,既没有发挥地域优势,又吸引了大量人流,给交通拥堵带来压力,我们将逐步退出这些不符合城市性质的低端业态,实现腾笼换鸟,提高土地、资源、能源集约利用的效率。同时,我们在北京市域内,要加快完善城市副中心、新城和小城镇功能,增强对中心城的反磁力。

  全面改革与转变职能

  《财经国家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60条改革任务,北京市如何谋划首都的改革创新?

  王安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市成立了以郭金龙书记为组长的北京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们的要求是既把中央明确部署的改革事项落实好,确保不漏项,又要坚持"首善标准",提出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我市实际的改革举措。

  近两年,要在国有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适时推动其他各领域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北京作为首都,示范性强,影响大,对改革失误的容忍度低。因此各项改革都要树立底线思维,要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推进,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既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集中力量,紧紧围绕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综合施策,务必先在这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取得突破,以点带线、带面,最终全面完成改革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仗于政府的高效运转。在落实本届中央政府提出的简化行政审批这一改革方面,北京市如何看待和打算?

  王安顺:北京需要政府审批的事项在全国最多,有近1600项,去年减了40%,今年要继续减。但是管得过宽过多,办事效率低的问题依然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市委市政府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全市梳理出了10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过多、程序繁琐”排在第二位,基层单位反映强烈;人民群众还提出了"缺乏服务基层的意识,该放的权不放,把公共利益部门化,把部门权力个人化,不作为、乱作为,官气十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尖锐的批评意见。

  原来办理一个投资项目审批,从项目立项到核发施工许可证,需要经历立项、规划、用地、施工四个阶段,一般涉及10多个工作部门,经历80多个环节,历时300多个工作日,有的跑很多部门、盖很多章,两三年都没办下来。现在我们减到了109个工作日内必须完成,实现并联式审批。

  这次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减、调、并”四个方面实现了新突破,我们按照区分政府与非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项目、土地公开交易和协议出让等供地方式,分别重新绘制了6张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将环节减少为50多个。

  其中,企业最关心的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开发权的审批流程,提速最为明显,只需83个工作日。我们一定要努力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把真正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管出效率。

  同时,也要做好投资服务,及时解决各类市场投资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推出了"陪同制度",对于有重大投资项目的港澳台侨胞等,工作人员会陪同完成相关审批流程。(财经国家周刊)

  附简历:

  王安顺,男,汉族,1957年12月生,河南辉县人,1984年3月入党,1975年7月参加工作,经济学硕士,经济师。现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曾任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教工委书记、市政协主席、代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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