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为13亿消费者撑腰 消法是怎样炼成的
1990年7月，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湖北省调研时，在商场买了双新皮鞋，并穿着在当地走访。次日回京到家一脱鞋，他就发现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看来看去也没找到这双鞋的商标、产地和生产厂家。
胡部长的遭遇，只是当时千千万万消费者受侵权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洪流滚滚，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全国各地。当时北京的一次检查中，在星级饭店和大型国营商场内被查的104款高档名酒样品中，只有4个是真的。除了假冒伪劣，短尺少秤、哄抬物价、预售诈骗、硬性搭售等种种不法行为，也在消费市场上滋生蔓延。甚至，不良商家为谋取钱财不惜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发霉大米酿啤酒，粪池里腌大头菜……
政府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丑恶现象也给予打击，但多是扬汤止沸。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1984年立法意向提出，到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以127票的全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票通过法律。
消法出台，使得广大消费者有了维权的利剑。1995年购假获双倍赔偿的“王海现象”更推动了消法的落实与普及，让消法更加深入人心，消费者维权意识得到极大的觉醒。近年来，仅通过消协渠道，为消费者挽回的经济损失每年就以10亿元计。
日前，消法正在经历其颁布20年来的首次修订。《中国经济周刊》特邀请三位消法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讲述当年消法制定的历程、艰辛和故事。
“地方包围中央”的立法过程
消法的制定过程颇为曲折，最初并不是想着直接立法，而是由国务院出台条例。而且，在各省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遍地开花”后，国务院的条例仍未能出台。后来，经过各方努力，同时由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遂决定由全国人大立法，消法制定被提上议事日程。
武高汉：国家性条例难产，地方法规纷纷出台
消法制定最初要追溯到1984年。当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酝酿成立，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副部级单位，下称“国家工商局”，2001年4月更名为国家工商总局（正部级单位）]副局长李衍授准备出任会长，想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出任名誉会长。
我当时是李衍授的秘书，跟着李衍授去拜会王任重。王任重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就包括：根据国外经验和国内情况，需要制定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
此后，我们和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商议后，他写了关于制定消法的议案，在1985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但是，全国人大在研究了这份议案后回复称，鉴于中国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和实践还比较少，直接立法时机不够成熟，建议由国务院起草相关条例。
全国人大的意见经过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办的前身）、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已于1984年12月26日成立）层层转批，最后，时任中消协秘书长王江云指定我来草拟条例内容。
我当时3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国外消法，在此基础上，一个晚上就拟完了条例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显然不合适。可以想象，我拟出来的“条例”遭到了各方“七嘴八舌”。后来，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开始组建专家队伍从事这项工作。我则退到二线，开始做与消法制定相关的记录、整理、意见汇总的工作。
一年过去了，条例始终没有出得了国家工商局。在此过程中，福建倒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
1986年，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起草了当地的条例，但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上未获通过。理由是，全国都还没有呢，福建干吗往前冲。于是，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会长带着他们的条例到了北京。李衍授一看就同意，因为他们条例的主体架构都是我们平时研究确定下来的东西。
李衍授报给王任重，王任重特别赞赏，批示“此条例可供各地参考”。次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条例，福建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然而中消协拟的国家性的条例，仍然被各方认为不够成熟。但是，各地的情况却势如破竹，不出两三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份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地方包围中央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也开始抓紧了。1990年，国家工商局通过了一稿，报到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局研究条例草案，特别是“消费者权利”这一章。全国人民都是消费者，这一章是给全国人民授权，这就超出了国务院行政管理的范畴。于是，国务院法制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写了报告：鉴于该法是要向全国人民普遍授权，由国务院出台条例不妥，同时鉴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建议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意了，将消法制定提上议事日程。
在此期间，学术机构也开始紧跟。时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谢次昌领衔成立消法研究课题组，并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报送了消法草案建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