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达沃斯论坛年会（“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功举行，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即使还有很大差距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也让我们开了许多眼界。
虽然博鳌论坛是我们本土的，非官方的“达沃斯”，但是，无论影响力，还是议题设置、年会组织、会议成果等诸多方面比较，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也暴露出政府的处处痕迹。
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眼界开阔了，世面拓展了，虽然洋品牌的会议活动在中国已经不再那么吃香了，曾经风靡一时的财富全球论坛、福布斯全球年会在中国已经失宠，但是“达沃斯”在中国依然受到政府高层的亲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每年出席“夏季达沃斯年会”，无形之中彰显了中国政府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高度重视，对国际间交流的高度重视。
我们除了仰慕、思考、遗憾、彷徨之外，我们会展界还能够为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享誉世界的“达沃斯”做些什么？作为政府一直鼓励发展的会议经济，为什么频频遭受重棒？我们的机制和体制方面还有哪些障碍和掣肘？我们的政府主管机构和决策者应该如何来培育本土的，走向世界的高端商务论坛？我们是不是也该多一份责任和义务？……
“达沃斯”给我们哪些启示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日内瓦商学院克劳斯·施瓦布教授于1971年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因论坛每年的年会在达沃斯（永久会址）召开，故被称为“达沃斯论坛”。
我们基本清楚了：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位名叫施瓦布的教授发起成立的常设性论坛机构，是一间民间组织，而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也不是瑞士政府的下属机构，是一个以推动世界经济对话，并开展经济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平台，是名副其实的公司性质的商业性民间组织。他的成功，主要是积聚了全球著名的商界领袖、政要、专家学者，站在全球的视野，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研究全球经济面临的热点难点，为世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因此，他也是一间知名的研究机构，或智库组织。
我们仰慕“达沃斯”，是因为“达沃斯”是全球非官方会议的鼻祖，成功整合了全球顶尖的政商精英，搭建了全球政商领袖对话的平台，他的权威性、号召力，以及非官方、民间性、中立性的态度。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晚，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顽固不化的官本位思想还左右着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习惯于政府出面主办会议活动，大包大揽，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于民间机构主办的会议活动重视不够，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培育。
我国政府对“达沃斯”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对民间性国际会议的高度认可，表明我国加强与国际对话交流的决心，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对外开放态度。温家宝总理或副总理以上高级别领导每年都坚持率团出席远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
对于“达沃斯”的成功，至少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与世界经济接轨，需要多种途径、多个平台，促进沟通和对话；第二、高度重视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要善于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性，要培育本土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行业性论坛会议走出去，创立品牌，走向世界；第三、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大力支持民间组织举办有针对性的行业性、专题性的国际会议，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构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平台；第四、要变政府主办会议活动的模式，为政府支持，民间主办，并按照市场化法则规范运作；第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中国完全有条件培育出“达沃斯”这样顶级的国际性的，非官方的品牌论坛。
中国本土“达沃斯”，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要培育出“达沃斯”这样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会议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的很多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外部因素正在助推内部因素的逐步完善。
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在几个方面应该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第一、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要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变严格的审批制为备案制。目前，要想在民政部注册一家行业协会，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退休后发挥余热，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挂靠在国家发改委，基本上每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他的理事单位，举办的每一次活动都可以邀请国务院高层领导出席演讲。而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李子彬退休后，成立了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挂靠在国家发改委。我们认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带动了民间智库的成长，为我国创立更多民间智库机构树立了榜样，带了个好头，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审批制，由相应的政府主管机构代管。其实，在开放型经济社会中，民间组织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民间外交角色。我们与其采取将绝大多数无法在大陆注册，而无赖去香港等海外注册的民间组织堵在门外，不如制定一个统一的备案标准，只要有利于增进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行业协会，都予以登记备案，有效监管，按章纳税，规范运营。我国已经加入世贸十年了，可是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们的要求。而在国外，举办的很多大型国际会议基本上都是民间行为（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咨询公司）。
第二、对各部委下属的行业协会应深化改革，推向市场，强调服务意识，断绝财政供给。目前，每个部委下属基本上都有好几个行业协会，都是退下来的老领导去当个会长、副会长的，财政每年都有基本经费支撑，还可以向会员企业收点会费。其实，行业协会应该是行业企业的自律组织、集“维护会员权益、引领会员发展、研究政策趋势、提供行业信息”为一体，最终体现的是“服务”意识、“团体”意识。
第三、对境外注册的行业协会要区别对待、正确引导，不要“一棍子打死”。由于我们当前政策限制，还有很多在海外注册的民间组织良莠不齐，我们要积极引导，对长期在内地开展业务的行业协会要分类登记备案，有效监管。特别是，对促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行业性、专题性，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品牌优势的会议活动，要协调有关政府机构给予支持配合，以开放的姿态阐述我国的有关政策信息。其实，民间机构在国际上阐释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与国际间的对话，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民间外交过程中，需要很多角色的转换，是政府机构不能取代的。
看起来，我们距离“达沃斯”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其中包含有体制、机制的诸多因素，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我们不能回避，只能去主动适应。在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如何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的投资环境和我们的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开放意识全面展现给世界，应该多一些渠道和平台。
中国“达沃斯”要有自身特色
模仿只是发展初期的产物。如果长期依靠模仿，注定会失败的。只有推陈出新，不断变革，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达沃斯”，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突出几个重点：第一、要有差异性和针对性。“达沃斯”已经有40年历史，已经奠定了他在全球经济、商业领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论坛会议不要走“大而全”、“小而全”的老路，我们应该切入到经济社会领域的某个主题，做深、做出特色。比如，我们可以锁定金融、制造业、农业、教育、交通、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行业的某个点来做文章，积聚全球行业精英，研究和探讨前沿性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够为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第二、要有全局性和权威性，即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欧美债务危机继续蔓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要结合中国经济的特点和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设置主题和主要议题，要坚持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就问题谈问题，避免带有政治色彩地谈论问题，保持观点中立。第三、坚持民间性和开放性，按照市场化的法则策划选题、组织运营、邀请嘉宾和项目实施。会议演讲要尽量避免讲话式的老生常谈，要有观点，有思路，真正做到思想碰撞。允许不同观点的企业家和专家发表意见，不能一棍子打死，一种声音不利于学术问题的讨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会议，代表的是一种声音，主流的声音，能够引领一个产业健康发展的话语权。
中国经济崛起于世界，应该有中国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这些语言的表达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民间外交家扮演。
培育中国的“达沃斯”，在世界各地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们不妨多一些关心和呵护，毕竟会议经济在国内还属于新兴产业，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罗军/文 亚洲制造业论坛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