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国责任论”本末倒置（回应“中国经济责任论”）

 ——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中国的高储蓄率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

    记者：在最近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抛出的“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储蓄国责任论”是重要一环。剖析这一论调，恐怕要从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讲起。请问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

    张健华：从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波动趋势看，储蓄率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禀赋决定的，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则是由多重原因形成。比如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传统，而且东亚国家家庭结构紧密，承担着养老抚幼等大量社会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以后东亚国家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的上升还与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有关。十余年来，东亚国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除上述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似的因素外，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显著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增长和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大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企业储蓄，这是2002年以来企业储蓄率大幅上升，进而推动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幅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储蓄率。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都会逐步发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