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尽管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国内不少金融机构近两年还是搭建起了涵盖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的综合经营平台。不过，金融危机后，对综合经营又有新的反思，你如何看待综合经营？

    蒋超良：我原来在交行的时候就一直在推进综合化经营，为建立交银控股集团而努力。

    现在，我很高兴看到交通银行基本上已经搭建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债券、保险、基金、租赁和信托业务的综合框架。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对综合经营确实有了一些新思考。

    综合经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推进的，尤其在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通过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金融危机后，我认识到综合经营推进过快不一定是好事。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议题，就是针对综合经营的思考。

    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不同的文化，其经营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有很大区别。投行、商业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行业的文化都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这些不同的文化冲突在经营理念上很难整合。

    另外，从风险防范上来说，尽管在内部设置了防火墙，在集团整体进行财务“并表管理”，但在监管上存在很大难度。

    所以我认为，综合经营应该审慎。（记者 杜艳 陈珂）